摘要: 发掘师姑墩遗址，是我自己选择的，也是同事们礼让的。我的同事都知道我喜欢挖遗址，不喜欢挖墓葬，所以在受领宁安城际铁路和京福高铁沿线考古工作任务时，让我优先选择了这个地点。遗址 发掘现场我在2002年构思自己的“皖江考古计划”时，便对皖南矿冶遗存的出现与发展有所兴趣，提出了铜矿、城址、聚落、土墩墓“四位一体”的研究思路，以突破固有的就矿 ...

发掘师姑墩遗址，是我自己选择的，也是同事们礼让的。我的同事都知道我喜欢挖遗址，不喜欢挖墓葬，所以在受领宁安城际铁路和京福高铁沿线考古工作任务时，让我优先选择了这个地点。

遗址 发掘现场

我在2002年构思自己的“皖江考古计划”时，便对皖南矿冶遗存的出现与发展有所兴趣，提出了铜矿、城址、聚落、土墩墓“四位一体”的研究思路，以突破固有的就矿论矿、就墓论墓模式，但这一区域的聚落考古一直缺乏有效的工作，而师姑墩遗址的发掘，便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虽然它只是沿江两岸和江淮之间数千个同类遗址中的普通遗址，但我一直秉持有点极端的“只有废人，没有废物”的理念，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不仅首次树立了皖南甚至更大区域内的相对较完整夏商周年代序列，还在青铜考古、聚落模式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收获，也因此获得了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奖”三等奖。这些成果，不只是我一人所能成的，它有赖于安徽省考古所、铜陵市县文物部门、钟鸣镇政府、长龙村委会的多方支持，以及当地大多数村民的友好合作，也凝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队员特别是众多安徽大学学生的艰苦努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清晨五点半的工地

当然，这次发掘并不是一帆风顺，而且也有很多不足但却无法弥补。考古发掘作为最接地气的工作之一，因为需要长时间地完全融入到当地社会中，与当地的各种矛盾交织是一种常态，也需要用农村的思维、习俗来解决问题——这是中国的现实，相信考古同仁都有同感，我在多年的考古经历中也处理过各类大小矛盾，但这次还是充满了令人难忘的艰辛与难得的回忆。

在这个由4个小村合并而成的大村中，小村之间、村民之间历年遗留的诸如土地权属、人事关系等问题一直被“和谐”地冷藏着，但当外来因素激发到其中微小的利益矛盾时，平静的现状便被打破，外来因素便成为事件的中心。这是中国多数农村的特色，只不过在这儿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已。为此，“周旋”便成为此次发掘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当发掘现场随时可以被任何一个村民随性地逼停时，作为领队已无法通过“周旋”来改变状况了，合并的小社会中因为没有传统的家族势力，没有权威的领导者，更是增加了“周旋”的难度，因为这时的“周旋”本领不是心诚则灵，也不是口若悬河，而是真金白银。

发掘现场的讨论

工地记录

我并不责怪少数村民的蛮横，因为社会给予他们的太少，一旦有机会便会用各种方式去争；也并不嘲笑多数村民对蝇头小利的追逐，其实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心理，在这个人人争抢的时代，“损一毫而利天下”的事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更没有什么责任。只是作为一个还有点学术和社会理想的考古学者，在困境中我试图儒雅却不能儒雅，试图蛮横却不愿蛮横，试图变通却不敢变通，因为我相信社会的正常发展是需要基本规则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作为一个还算讲原则的人，虽然也懂得些许变通，但却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采取突破底线的方式。

如此，便造成了发掘的困难。这种悲哀一方面是领队的无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松散、复杂现状。有人明说我傻冒，又不是花自己的钱，但我仍不愿过分无底线；有人暗笑我固执，那我就淡淡一笑而已，既便完不成任务我也敢于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因为自己的信念：社会基本规则需要每一位公民维护，与底线相比，具体任务的责任要渺小得多。

幸好，绝大多数村民还是善良的，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村里的干部还是很负责，尽心尽力促进事情的进展；市、县、镇各级政府和铜陵县文物管理所（现义安区文物局）的同志积极协调，铜陵博物馆的关心和铁路部门的宽容，以及考古队员们的艰苦努力，最终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收工前小合影

当我在写发掘经过一节时，一边堆码文字，一边选择照片，看到发掘队员们在现场的艰辛，特别是第二批探方发掘时在盛夏酷热的阳光下，我的同事和这些被称为“天之娇子”的学生们浑身透湿甚至不顾斯文而光着膀子努力工作着，夜晚在极其闷热的房间里、昏暗闪烁的灯光下忍受蚊虫的轰炸而靠着蚊香、风油精、小风扇勉强入睡，我作为领队却无法为他们创造舒适的条件，我的眼中充满了湿润——真的……。感谢你们的坚持，和我一起勉强完成了这项艰难的发掘，这一切也是我随后重新思考该怎样考古的起点。

也记得潘章军所长在第二批探方开工之初，被村民反复纠缠而急得不顾一切将黄豆苗拔掉的现场；记得有学生多日便秘痛苦仍坚持上工地的顽强；记得王仙兰女士在又热又湿的房间中每天三更起床做饭的辛劳；记得房东在多次磨合之后一家三口主动住在低矮偏房中的场景；还记得同事叶润清在开工之初替我处理用工问题，焦急地、期盼地不断跟我说着“来了五个、八个、十几个”陆续上工的民工时，那种无法表述的心情。

在发掘期间，所领导、考古部和其他各部门的很多同事给予了大力支持；各级领导、同行也时常到工地参观、慰问、鼓励；安徽大学的老师们在每当发掘需要人手时，都毫不吝啬地让学生及时支援。

我不会忘记……虽然感谢微不足道，但我真心。当然，我也不会虚伪地感谢不支持甚至阻碍工作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善于虚伪的人。

当九月初的秋雨淋洒在房前，我带着最后坚持下来的几个人，在静谧的环境中将陶片板床锅碗瓢盆搬上农用车，踩着泥泞坑洼的小路，撤出村庄挪到钟鸣镇上时，一种莫名的放松油然而生，但心中却升起一丝淡淡的哀伤——从油菜花开到秋雨绵绵，不知是因为留下了工作的遗憾还是想起了辛酸的半年。在镇上安顿好的那一刻，我走出房门大口呼吸雨后清新的空气，因为那空气中充满了自由的气息，没有了压抑。那夜，我睡得好香，似乎嘴角还有微笑。

2013.01.21最后的整理－拍器物合影

在后期整理中，需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徐天进老师和陈建立老师，如果没有徐老师的多次促成和鼎力支持，这本报告可能会遥遥无期了；如果没有陈老师及时、全面的科技考古工作，也难以达到现有的成果；王冬冬同学远离北大在合肥独留一年有余悉心整理材料，罗汝鹏同学前后数月多次往返协助整理，我们三人还经常讨论编写体例，令我感动；中国科技大学秦颖老师在发掘过程中也帮助检测了一些数据，安徽大学戴玲玲博士后帮助鉴定了骨骼，还有第二章中提及的诸位老师和数十位同学，都对本书的成稿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谢谢你们。

本书的分期、文化属性等内容是立足在王冬冬、罗汝鹏毕业论文的基础上，经过统稿最终而成。全部书稿是多人合作的成果，有时竟难以简单划归某一人，具体工作只能大致划分如下：

第一、二、三章吴卫红撰写；第四章王冬冬撰写；第五章张小雷撰写；第六～二九章的基础材料、数据系多人合作，先由王冬冬、罗汝鹏及众学生初撰，后经李宏飞核校，统稿时在基础材料上进行了系统地修改，第六～九章由吴卫红撰写完成，第一〇～一四章仍以王冬冬撰写为主，张小雷略加修订，第一五～二九章由张小雷撰写完成；第三〇章王冬冬主撰，罗汝鹏撰第一、二节；第三一章第一节罗汝鹏撰写、其他王冬冬撰写；第三二章王冬冬撰写；第三三章王开、陈建立撰写；第三四章郁永彬、王开、崔剑锋、吴卫红、陈建立撰写；第三五章戴玲玲撰写。最后交出版社的文、图、照片统稿由张小雷负责完成。

书稿原计划3年完成，竟也前后花费了8年。初稿成形之后，出版社给了不少修改意见，但随后的凌家滩考古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因而一拖再拖，特别是我于2018年入职安徽大学后，虽然仍继续撰写和研究，但所有实物、纸质、电子资料全部移交给了省考古所，幸得参加了第二批探方发掘的张小雷继续接棒，终于得以完成。报告即将出版之际，曾经参与发掘、整理、撰写者已各自在天南海北，但最后定稿中的各人撰写部分，出版前仍由各人再次审核、修改，其中单位改变的有王冬冬（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罗汝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开（国家博物馆）、郁永彬（景德镇陶瓷大学）、戴玲玲（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复旦大学在职博士后）、李宏飞（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

由于本人在夏商周考古方面知识储备不足，以及近年诸事相杂，难有充足精力全力以赴，书中校对、结论等各种错误实是难免；此外本书在撰写之初，经多次讨论后在结构上作了一些大胆的尝试，以探方为核心发表材料，但这种探索缺乏既有经验参照，不知是否方便研究者使用，还望读者见谅与指教。

对这样一本编写质量并不高的报告，相信本书的编辑也大伤脑筋，但在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后，使得本书增色不少。在此只能尴尬地说声感谢。

连续半年多的田野发掘工作，因为尽可能坚守工地，很少回家，爱妻独自一人操持着家庭，接送小女上学；父母无私地奉献着一切却难感受我的孝心，很是愧疚。连不满10岁的小女都觉得我是将家当作旅馆，还因此用小学生稚嫩的笔法写了一篇《爸爸的绿卡》，承诺我在家住满10天就给我发绿卡，虽然这张绿卡我一直没有得到，但我每次想起这篇小作文，都会莫名感动。我的生涯有你们陪伴，充满了欢乐，我愿以一生相伴，我更想说：我爱你们。

吴卫红

2014年4月7日草就于凌家滩发掘工地

2016年10月20日再改于合肥

2019年8月20日定稿于合肥（报告后记）

作者：吴卫红（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导师）

编排：李岩 代雨彤

链接：

1、杨建军：《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墓葬研究》大家谈

2、陈洪波：《最早的农人》译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