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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之变，一个朝代的转折
《听琴图》局部 北宋
公元1063-1086
从英宗即位到哲宗初期司马光离世
24年间，宋朝政治由盛转衰
堪称“大宋之变”
那么，这24年间，
北宋“共治时代”是如何被打破的？
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如何推动北宋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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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赵冬梅
主题：《大宋之变，一个朝代的转折》
时长：1小时4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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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琴图》 宋徽宗
大宋之变，变了什么？
我想讲的是一个北宋的政治文化发展史。
这个政治发展史是以不同代际政治家的生平为线索，来探寻和描述北宋政治的演变轨迹，这是我为自己选定的北宋政治史研究路径。
北宋的政治代际可以粗略地分为五代：
与太祖共同创业者为零代，赵普是其中的代表；掌政于太宗、真宗朝的政治家为第一代，代表人物为寇准和他的同年们；范仲淹及其同辈政治家为第二代，他们活跃于仁宗、英宗两朝 ；司马光、王安石属于第三代，在神宗朝接掌大政，主导了国家的命运；再往下是第四代，包括了著名的苏轼、苏辙兄弟和“奸臣”们——章惇、曾布、蔡京。
而大宋之变（1063到1086）讲的是一个有关衰亡的故事，是北宋的政治文化由盛转衰的历史，司马光是贯穿其中的叙事线索和核心人物。
那么，大宋之变，变了什么？什么叫大宋之变？
用这个标题想告诉大家，历史上从1063到1086年间，即从英宗上位到司马光去世这段时间内北宋的政治发生的重大转折。
这个转折不仅改变了北宋政治面貌而且改变了帝制时期政治发展面貌。
刘松年（传） 西园雅集图
变之前，什么样？
大宋之变，变之前是什么样？变之前，这个时间段应该从公元960年北宋建国算起，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所建立的政治样貌。
这是一个什么样状态的政治面貌呢？它是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那么，最好的成绩包括什么？我们首先要看这个王朝政治追求什么？王朝政治的梦想，其实和任何一个政治体的梦想一样——长治久安。
怎样才能做到长治久安呢？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稳定”——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安全”——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和皇权的安全。
为达此目标，王朝政治的“理想状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
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皇帝与朝廷国家必须承认并敬畏社会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
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
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的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以上述标准衡量，截止到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
第一，国家制度设计精良 ，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
第二，政策制定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所谓“出政发令之间，以安利元元为事”。
第三，批评纠错机制实施有效，这套机制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最好成绩”的政治不等于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能够被及时指出，加以纠正。
北宋政治的三项核心特征——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追求国家-社会平衡的政策倾向，以及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之中，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者说惰性；政策倾向与批评机制的稳定性则是脆弱的，影响其稳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可以分为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
变之后，改变了什么？
寒江钓艇图（全色）北宋 李成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北宋前期最好的状态怎么没有了？大宋之变，从1063到1086年间发生了什么？其实，一件事：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当然，这一切不能只归咎于王安石，逆转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经埋下。
漫长而艰险的即位过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为失当。神宗少年即位，力图为父雪耻，“大有为”之心呼之欲出。皇帝因素发生变化，王安石作为宰相，只不过是逢君之欲，顺势而为。
我们看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理财、富国、强兵。而神宗一朝的政治可以简单的解读为：以王安石的理财来支持神宗为主导的拓边（开疆拓土）。那么，王安石变法成功了吗？
如果看他目标是否达成，理财的目标无疑是达成了。他以富国、理财、强兵为达到拓边确实也去做了，从这一方面来说变法是成功了。但从某种意义上，变法也给宋朝政治造成了我们所说的“大宋之变”。
北宋政治曾达到帝制时代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一切，不谈变法措施只谈政治文化，王安石及神宗时代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首先，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朝廷国家的政策倾向。“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在朝廷国家的目标与社会利益之间追求平衡的政策倾向消失了。不管变法派如何标榜“摧抑兼并”、“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但是神宗的府库里积攒下来的钱物是事实俱在的。
哲宗即位之初，户部尚书李常算过一笔账，“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总计达一亿贯以上。而这是在神宗对西北用兵、开疆拓土、长期消耗之后剩下来的钱物。
至于新法推行人员的违规操作对当地社会造成的损害，王安石的态度基本上是置之不理，只问其“实利”多少，“功状”如何。处理程昉淤田“广害民稼”案，处理王广渊在京东强制推行青苗贷款案，皆如此类。
其次，以逐利为目的的政策倾向，斤斤计较的赏格罚条，过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杀官员个人能动性的用人方针，培养出工具性极其突出的“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无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其极端典型是神宗御笔亲题的“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的吴居厚。
最后，王安石破坏了宽容政治共识，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评纠错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北宋士大夫群体的“恶性分裂”出现在哲宗亲政以后，然论其根源，则必上溯至王安石变法。
所谓“恶性分裂”，指士大夫群体分裂成为利益集团，集团利益超越朝廷国家的整体利益，成为影响个人与群体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集团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击，甚而至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现形式包括政治清洗、政治黑名单等。
一旦陷入“恶性分裂”局面，“忠义廉耻”必然变成虚伪的口号，士大夫必将跌下道德制高点，沦为权势的奴仆；而皇帝也将失去超越性，不得不与更善于玩弄权势的集团结合。
神宗朝的专制，按照时序，首先表现为“皇帝支持下的宰相的专制”；然后表现为“皇帝的专制”，宰相沦为高级秘书。南宋政治中特别突出的“权相”现象，即滥觞于此。
这两种专制在本质上都是皇权的专制。正如刘子健先生观察到的，“从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
从1063到1086年，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无疑是不可逆的。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士大夫参政空间被极度压缩，批评纠错机制失效，腐败横行，朝廷国家因而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
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
（本文参考：书籍《大宋之变，1063-1086》、赵冬梅老师《大宋之变：一个朝代的转折》速录，有删改。）
嘉宾简介
赵冬梅，央视“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曾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和传播，主要著作有《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千秋是非话寇准》，译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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