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 顏真卿《修西亭記》碑陽、碑側A面原石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藏唐 顏真卿《修西亭記》碑陰、碑側B面原石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藏01殘碑定名與顏真卿刺湖期間的碑刻01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藏顏真卿（709-784）楷書殘碑，為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林霄、陳欽夫婦捐贈，在2019年9月8日開館後向公眾展出。此碑圓首，無裝飾。碑石為石灰岩質。出 ...

唐 顏真卿《修西亭記》碑陽、碑側A面原石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藏

唐 顏真卿《修西亭記》碑陰、碑側B面原石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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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碑定名與顏真卿刺湖期間的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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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藏顏真卿（709-784）楷書殘碑，為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林霄、陳欽夫婦捐贈，在2019年9月8日開館後向公眾展出。此碑圓首，無裝飾。碑石為石灰岩質。出土時自左而右斜向橫斷，止存上部。左側殘高112釐米，右側殘高133釐米，寬約116釐米，厚約36釐米。下部僅剩殘石一塊，高約28釐米，寬約17釐米，厚約36釐米。經復原，全碑原高約在270釐米以上。碑文自碑陽順時針方向四面環刻，碑陽、碑陰皆12行，碑側A面3行，B面2行，滿行24字。今可辨者266字。

「西亭記」三字小篆

　　碑陰上方左側橫向「西亭記」三字小篆，「西」字誤寫，後經修改，仍誤；入藏之初，曹逖紫壬?鶕?仄?娉觥肝鳌棺钟覀葰堊肿蟛繛椤干辍梗?焱茰y碑額為「柳文暢西亭記」。「暢」字從「田」，從「申」為俗字。因碑額在碑陰上部，不合常規，故曹先生當時推測或為後人所刻。碑陽上方，無人認為有字。

圖1 《修西亭記》碑陽上部

然碑文的內容是一篇重修西亭的記文，僅「柳文暢西亭記」六字似不足涵蓋，故筆者推測碑陽上方必有字，然其時碑陽覆地，所見拓本墨色較淡，亦無從檢核。【圖1 碑陽上部】2019年8月，筆者在開館展布展期間，於1號展廳偶然見到即將陳列的拓片，較先前所見更為清晰，雖辨出碑陽上部「修梁吳興」四字，其時來去匆匆，故根據慣例推測前後或有「重」、「郡」等字。此說為多家公眾號引用後，引起讀者的興趣，網友羅哲先生根據文字所在的位置，指出題額應為「修梁吳興太守」六字，其說甚通。故此碑碑額應為「修梁吳興太守柳文暢西亭記」，小篆12字橫向分列於碑陽與碑陰。【圖2 《修西亭記》陽面、背面篆額】這種處理碑額的方法雖極少見諸唐代碑刻，但顏真卿書於同一年的《殷夫人顏氏碑》（舊在洛陽），篆額12字「唐錢唐丞殷君夫人顏君之碑」亦分列碑陽、碑陰兩面，【圖3 《顏君碑》碑陽、碑陰上部篆額】情形與此碑正同。根據這些新的發現，此碑應定名為《修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以下簡稱《修西亭記》）。碑刻首行為「湖州烏程縣令李清修」9字，與此亦合若符契。

圖2－1 《修西亭記》陽面篆額

圖2-2 《修西亭記》背面篆額

圖3《顏君碑》碑陽、碑陰上部篆額

《修西亭記》收入《顏魯公文集》，題為《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嚴格說來，標題少一「修」字，很容易讓人誤解為此碑顏真卿書寫柳惲的文章。人不可能根據錯誤的文集標題，偽造出一塊名稱正確的碑來，這從一個方面亦說明此碑絕無偽造的可能。除了標題不同，刻石的文字與文集所收也略有異同，茲條陳如下：

　　1、「浮于清流，揔括氣象」，文集「于」作「於」，「揔」作「包」；

　　2、「故為名焉」，文集作「故名焉」；

　　3、「請而修之」，文集作「請修之」（影明本亦作「請而修之」）；

　　4、「斯美具矣」，文集作「斯美具也」；

　　5、「為刻石之候」，文集作「有刻石之堠」；

　　6、「詔以旌清之善也」，文集「善」作「美」；

　　7、「予之不佞」，文集作「某不佞」；

　　8、「水堂」，文集作「水亭」；

　　9、「馀刃」，文集作「餘力」。【圖4 碑刻復原圖正、背面】

圖4-1 碑刻復原圖正面

圖4-2 碑刻復原圖背面

這些差別大多不妨礙文義的理解，如「揔括」與「包括」義通，「候」與「堠」通，但「餘刃」前句為「用刀之術」，文集作「餘力」則不通。

　　西亭在湖州府治西，烏程縣治南六十步苕溪之上。梁天監十六年（517）正月，柳惲（字文暢）再典吳興時起此亭，為文人燕集之所，以其在吳興郡理西，故名西亭。記文稱，西亭「間歲頗為州僚據而有之，日月滋深，室宇將壞，而文人嘉客不得極情於茲，憤憤悱悱者久矣」，於時烏程縣令李清請修之。李清為皇家子，在烏程作令二年，循良有政績，此際正當受代，而邑人已軫去思之悲。刺史顏真卿奏聞，優詔旌美。李清為顏氏下屬，《西亭記》名為亭記，實記人也。據碑側B面末行款識，知立於唐大歷十二年（777）首夏（即四月），時顏真卿在湖州刺史任上。碑立四個月後，顏真卿亦告別湖州，入為刑部尚書。

顏真卿在湖州五年，期間與皎然、陸羽、張志和等文士周旋，開展了編纂《韻海境源》等眾多文化事業。此際也是他書風完全成熟的階段，所書碑版甚夥。北宋熙寧五年（1072），孫覺（1028-1090）知湖州時築墨妙亭，蒐羅殘佚尚得顏碑32通，後為郡守填甃聽事，竟一無所存。故後人論顏書，鮮有提到他刺湖時期的碑板，只有晚於《修西亭記》一個月的《李玄靖碑》偶為齒及，如王世貞以為「結體與《家廟》同，遒勁郁浡」，梁巘《承晉齋積聞錄》則說：「顏魯公茅山《李玄靜碑》（即《李玄靖碑》）古雅清圓，帶有篆意，與《元次山碑》相似，乍看去極散極拙，多不允稱，而其實古意可掬，非《畫像贊》《中興頌》所可及。」認為《李玄靖碑》是顏書成熟期的代表之作。惜該碑南宋紹興七年（1137）已經斷裂，明嘉靖三年（1524）又遇火石碎，漸次散失。今所立者為翻刻本，已非顏書本色。

　　《修西亭記》很可能在立石後很快亡佚，故宋代以來金石諸書皆無著錄，亦無拓本傳世，僅見載於晚期的湖州方志，孰料千餘年後竟然重現人間。作為顏真卿宦游湖州時期唯一一件存世碑刻，對於研究顏真卿和他此一時期的文章與書法，價值自不容忽視。

圖5 《王琳墓誌》局部

　　米芾（1051-1107）在論證「石刻不可學」時，曾說顏真卿碑板多家僮所鐫，「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凡俗之差」。從題名中，米芾發現顏楷出於褚遂良，真跡並無蠶頭燕尾之筆，而「蠶頭燕尾」是我們今天熟知的顏體楷書的典型特徵。米芾所說的題名，當在永泰二年（766）顏真卿改吉州別駕至大歷六年（771）閏三月撫州刺史代到離任之間，此時顏真卿的個人書風已見端倪，是否必無「蠶頭燕尾」，並無確鑿的證據，但顏書中仍可見褚遂良的影響。米芾所未見的、2003年出土於洛陽的徐嶠之妻《王琳墓誌》（741），更是典型的褚派書風，內斂的框結構、縱畫起筆的捻轉，無疑是褚書的典型標誌。而長撇尾部肥重，亦不難看出北朝碑板的孑遺。【圖5 《王琳墓誌》局部】此後的《郭虛己墓誌》（750）、《多寶塔感應碑》（752）則在褚遂良的基礎上形成了橫細竪粗、撇細捺粗、重心偏上的個人特色，尤其是《多寶塔感應碑》，向被視為早期顏書的代表，被人譽為「腴不剩肉、健不剩骨」，但因過於嚴整，也有人批評它「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稍後的《東方朔畫贊》（754），顏書始有橫撐之勢，至《郭家廟碑》（764），【圖6《郭家廟碑》局部】成熟面貌已基本奠定，此時他56歲。顏氏晚期碑板如《元結碑》《宋璟碑》《修西亭記》《顏勤禮碑》《顏家廟碑》等，都是在此基礎上略加變化，無論是用筆特徵還是體勢篇章，再無大的變動。

圖6 《郭家廟碑》局部

成熟期的顏真卿楷書有一些重要的特點：一是用筆圓勁，俯仰皆有弧度，具足彈性。但發力果斷，不避鋒芒，如《修西亭記》中的「也」「之」「以」「述」等字；二是結字撐滿，重心下墜，雍容而有拙趣。如《修西亭記》中的「辟」「繁」「作」「頃」等。一些筆畫較少的字，常常寫得比筆畫繁多的字更大、更重，所謂「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如《修西亭記》中的「由」「白」「而」「田」等字；三是字裡行間密不透風，強化篇章的飽滿與雄厚。此外，作為經史訓詁世家，顏真卿對古體的偏愛貫穿於他學書的始終，也體現於各個時期的碑板之中。如《修西亭記》中的「修」「備」「深」「善」等字。

　　清人王澍曾說：「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勁取姿，欹側取勢，獨至魯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復，規繩矩削，而獨守其拙，獨為其難。」此說是對顏真卿楷書特點的絕佳概括。故清代碑學興起之後，於名家書法仍能有所借鏡者惟顏真卿為多，何紹基、趙之謙、翁同龢等早年都是學顏起家。阮元甚至認為顏字從北派而來，非南朝二王派，故「元氣渾然，不復以姿媚為念」，具有與魏碑較為接近的美學趣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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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丹還是鈎摹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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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的認識中，碑為書家直接書丹，然後鐫刻；帖是先從真跡雙鈎，然後摹勒上石（或棗木），再加鐫刻。雖然最終都以拓片的形式呈現，但碑和帖的功能和工藝有所差別。巫鴻先生因此認為碑是實物的替代品，而帖只是真跡與拓片之間的橋梁。晚清康有為鼓吹碑學大興，乃乘帖學大壞，正是看到它們與真跡的不同關係。在他看來，作為書學的範本，原石原刻的碑無疑比輾轉鈎摹的帖更具優越性。

　　然而，就碑刻的製作而言，書寫是否都是就石書丹？乾元元年（758）七月，升州刺史任上的顏真卿在《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中曾寫道，他有《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將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且自書，「遂絹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奉進，庶以竭臣下慺慺之眨?仄蚵}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肅宗親筆批答，嘉其意並依所請。從引文可知，顏真卿等唐代書家寫碑未必皆書丹於石，很可能先是用絹（或紙）寫，嗣經鈎摹過朱上石，和宋代以後的刻帖並無二致。雖說一些小型墓誌直接書丹的情況較多，如高昌出土的墓磚有許多書丹（或墨書）後未刻、或刻而未竟的流傳至今，但像《宋璟碑》那樣高達3米、文字達數千言的大碑，直接書丹不具操作性，無論是將碑竪起還是橫躺，於書寫者而言，都是極為困難的事。《修西亭記》的情況也大致相仿。《放生池碑》遲至顏真卿刺湖時期才入石，所根據的是他十餘年前所書的絹本。「據石擘窠大書一本」，指根據碑材尺寸確定篇章及單字大小，非書丹之意，否則無法隨《表》奉進。同樣可以推知的是，顏真卿書《大唐中興頌》應該也是絹寫或是紙寫之後寄給道州刺史元結，由元結安排人摹勒到浯溪摩崖之上，因為顏真卿並未到過湖南祁陽。

圖7 《顏勤禮碑》局部

　　上引材料還值得注意的是，今見顏真卿後期的碑刻大多用筆粗重（早年所書墓誌字徑較小、點畫較輕），這一選擇或與他寫碑的經驗有關——他希望碑板能傳之久遠，高照千載。書於779年的《顏勤禮碑》，由於橫竪粗細反差較大，經年剝泐之後，一些局部橫畫輕細緻不可見，正印證了顏真卿「不堪經久」的擔心。【圖7 《顏勤禮碑》局部】後人據拓本臨寫《顏勤禮碑》，常常在橫折、橫鈎處斷開，並將之當作顏字的特色，恰恰是深受其害。

　　顏真卿所提到的這種絹（或紙）寫本，在唐宋時期被稱為「書碑樣」或是「碑樣」，如唐僖宗廣明元年（880），崔致遠代幕主淮南節度使高駢給鎮海節度使周寶回信說：「昨奉緘翰，兼寄示書碑樣，眷私既深，披閱無倦，其於榮挓o以喻陳。……彼雖未起雕鐫，此已先深銘鏤。」因為阻擊黃巢的戰功，周寶為高駢立碑，但寄來的並非碑文內容，而是「妙選書工」，寫好了碑樣，只等高駢本人同意，即可據此雕鐫。再如蘇軾（1037-1101）《與潮守王朝請滌》云：「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溌獮樵~，謹以撰成付來價。……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摹刻手書。……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攔界之類，只於浄石上模字，不著一物為佳也。」《潮州韓文公（韓愈）廟碑》是元祐七年（1092）三月蘇軾接受潮州知州王滌的請求，為當地重建韓愈廟所撰寫的碑文。蘇軾在信中一再強調一切依照手書碑樣摹刻。在宋代，甚至還出現了集選單字的「百衲碑」，如蔡襄書《晝逄糜洝罚?该恳蛔直貙憯凳?仗悖?r合作而後用之，以故書成特精絕，世所謂百衲碑者是也。」這又類似於立於唐咸亨三年（672）懷仁所完成的《集王聖教序》了，《集王聖教序》無疑開創了最早的選字上石的先例。

　　雖然唐代立碑的整體情況我們並不完全清楚，但至遲到了北宋，碑刻先刻後立已成慣例。熙寧三年（1070），時任青州知州的歐陽修（1007-1072）修改為其父所撰墓表——《瀧岡阡表》，在當地書丹鐫石後，呋厮?墓枢l江西吉州竪立。既然不一定先行立石，那麼以絹紙先寫，然後鈎摹上石或者直接黏貼上石再行鐫刻，無疑更為方便。

　　至於元明書家書碑，書丹、墨本兩途並舉但以墨本為多，趙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