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安徽大学吴卫红教授主编的《铜陵师姑墩——夏商周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是文物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部重要考古报告，全面系统发表了安徽铜陵师姑墩遗址考古发掘的工作收获和研究成果，建立起皖南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分期年代序列，实证了当地周代青铜冶铸业的存在。　　考古报告是考古工作最重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是全面深入开展综合研究工作的重要前提 ...

　　安徽大学吴卫红教授主编的《铜陵师姑墩——夏商周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是文物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部重要考古报告，全面系统发表了安徽铜陵师姑墩遗址考古发掘的工作收获和研究成果，建立起皖南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分期年代序列，实证了当地周代青铜冶铸业的存在。

　　考古报告是考古工作最重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是全面深入开展综合研究工作的重要前提。《铜陵师姑墩》全面客观地回顾了考古工作的历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方式，采用以探方为基本单位的材料发表方式，贯彻为读者服务的报告编写理念，为考古学界树立了新时代考古报告的一个新标杆。

《铜陵师姑墩——夏商周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大学、铜陵博物馆、铜陵市义安区文物局编，文物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全面客观的“遗址考古小史”

　　以往的考古报告通常会在第一章对工作过程进行简要叙述，《铜陵师姑墩》则将“遗址考古小史”独立成章，对遗址的发现、发掘和整理工作展开了全景式回顾。

　　田野考古发掘是考古工作最重要的基础工作。考古发掘贯彻怎样的工作理念，采取怎样的工作方式，直接影响到发掘工作的收获和效果。考古发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会随着工地现场的误判、发掘记录的缺漏、室内整理的臆改、报告体例的局限等诸多因素，无法得以体现。对于并未参加发掘工作或前往现场学习观摩的读者而言，最难获知的就是发掘现场的第一手信息。

　　“遗址考古小史”对于发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处理方式进行了全面、客观、真实的叙述，积极直面“斜坡地层对发掘的影响”、“隔梁、临时性支撑台阶对地层衔接的影响”等工作中常见的实际问题，秉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明确交代存在的问题和采取的解决措施，“旨在以科学的态度，指出发掘、整理和采样过程中难免出现的一些主客观问题如操作不当或失误、认知问题，为后续研究者提供真实的背景材料，客观提取有效的信息。”

　　考古发掘的“工作史”是考古材料的重要补充，更能让读者体会到考古工作的艰辛和考古人的不易。师姑墩遗址考古发掘是一项配合基础建设的项目，探方沿铁路的走向分布，“由于铁路部门的占地赔偿未确定，一个仅十余亩的遗址却分属四个村民组几十户的复杂土地权属关系及各村之间人事关系”，已布好的部分探方未能按原计划进行发掘。考古发掘工作艰辛不易，天气酷热、连续工作、外部干扰等诸多不利因素，都会对考古队伍的心理和体能产生影响，“第二批探方发掘进度较快，虽然地层堆积较为简单……但明显不如第一批探方细致，因而损失了很多原本可以获得的信息。”尽管如此，师姑墩遗址的发掘收获仍然超出了预期，为考古学界提供了一批全新的重要材料。

　　考古报告虽是“满纸学术言”，却也是“一把辛酸泪”。正如发掘领队所说的，一部报告，十年努力，几多心酸。翻阅报告的后记，考古工作的艰辛只有亲历者方能体悟个中滋味，但当报告顺利出版，苦尽甘来的快慰终于涌上心头。我们体会到的，是考古人带给我们的一次次感动。

　　以探方为基本单位的发表方式

　　如何编写考古报告，以往已形成约定俗成的体例。早年的考古报告受到多方面条件的限制，甚至是纸张短缺的限制，通常采用以分类和举例为基础的编写方式，无法尽可能全面地刊发考古材料。

　　近年随着学术理念的转变提升、综合研究的客观需求和经费资助的力度加大，考古报告的编写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吴卫红教授主编的考古报告《潜山薛家岗》出版于2004年，采取了按单位发表的方式，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发表材料，获得了考古学界的广泛好评。

　　《铜陵师姑墩》是继《潜山薛家岗》之后，考古报告创新编写体例的又一有益尝试。中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最基本的发掘方式是布方发掘，探方是发掘和记录的基本单元。通过探方四壁的地层剖面可以把控层位关系，这是田野考古地层学研究的关键资料。“考古发掘材料中的大多数，都是像师姑墩这样的以碎陶片为主、遗迹不丰富的小遗址，怎样利用小资源解决大问题，物尽其用，是考古工作者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我国南方地区的先秦遗址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遗迹以“地层”居多，将探方作为基本单位发表材料，更进一步说就是以探方内的地层作为基本单位发表材料。相比以往的考古报告偏重对墓葬、灰坑、房址等遗迹的介绍而相对轻视对地层的报道，这是全面充分发表考古材料的重要举措。

　　为读者服务的报告编写理念

　　对于考古报告的读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好用”。研究者以往拿到举例式的报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器物回归原单位。按照单位发表材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编写者的工作量，更方便了读者的使用。《铜陵师姑墩》以探方为基本单位发表材料，能够更加接近考古发掘的工作场景，也更加方便了研究者对地层及其出土遗物的把握。

　　考古报告的编写，还需要将无法到达现场考察和没有机会观摩实物才能获取的信息，尽可能地通过文字、线图和照片等体现出来。对于线图和照片的选择，“按最大量的标准来进行选择，尤其是一些反映器物制作工艺、细部特征的照片选用尤多。”例如，对于夏商周考古研究者而言，陶鬲是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但以往考古报告发表的陶鬲照片，或以黑白图版印制，或将其中一个袋足置于最前端拍摄，研究者难以获取充足的信息。

　　《铜陵师姑墩》的图版为全彩版，不仅发表了陶鬲的正视照片，还难能可贵地发表了陶鬲的裆部照片，为研究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又如，报告不仅刊发了全部探方的四壁剖面图，还在图版中发表了探方壁的照片，全面客观地为读者提供了更为直观、充分的信息。

　　由基建发掘到入围“十大”终评

　　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曾说：“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师姑墩遗址原本是配合宁安、合福两条高铁线路的基建项目。吴卫红教授根据拟定的皖江考古工作计划，抱着明确的学术目标，借以师姑墩遗址的发掘契机，将这一抢救性基建发掘项目成功转变为一项具有明确学术目标的“主动发掘项目”，积极探寻当地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及青铜冶铸遗存。

　　功夫不负有心人，师姑墩遗址的考古发掘不仅入围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会，还荣获“2009-2010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获得了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

　　夏鼐先生曾说：“衡量考古的成绩，主要不是看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师姑墩遗址的重要收获和《铜陵师姑墩》的出版，离不开考古人对事业的执着热爱，离不开不畏艰难的积极探索，离不开实事求是的工作思路，更离不开完成使命的不懈坚持。《铜陵师姑墩》呈现的不仅仅是考古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更是一部鲜活的“考古小史”，为中国考古学的波澜画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