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1978年8月，武威地区文物工作队，在普查文物的同时，对永昌县圣容寺旁所谓的元高昌王墓作了勘探清理。从出土的残垣断壁以及壁画、题记中，证明它是一处被焚毁了的西夏千佛阁遗址。平面呈正方形，面宽、进深均为六间，高约21米。阁内有方形土塔，由下至上逐级内收，当为11层，高约14.20米。阁内及土塔周围绘制“千佛”，并有多处不同民族的文字题记。 ...

摘要：1978年8月，武威地区文物工作队，在普查文物的同时，对永昌县圣容寺旁所谓的元高昌王墓作了勘探清理。从出土的残垣断壁以及壁画、题记中，证明它是一处被焚毁了的西夏千佛阁遗址。平面呈正方形，面宽、进深均为六间，高约21米。阁内有方形土塔，由下至上逐级内收，当为11层，高约14.20米。阁内及土塔周围绘制“千佛”，并有多处不同民族的文字题记。这种阁中有塔、专门供奉“千佛”的楼阁建筑，在西夏以及其他时代也是不多见的，是研究西夏建筑、绘画艺术、宗教信仰、民族交往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元 高昌王墓 西夏 千佛阁 遗址

今甘肃省永昌县城北10公里的龙首山脉崇山峻岭之间，有一处北魏、北周时期就驰名河西，隋唐时期声震江南、誉满西域的著名的古番和郡石佛瑞像和瑞像寺院。在寺院西约一公里处的毛卜拉台地上，有一座高大的圆形封土堆，高7.8米，直径在20米左右。站在封土堆上向西南方向望去，这里是一片辽阔的荒漠；与此相反，距此东北2公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农田村舍，绿树成荫，郁郁葱葱，那里为毛卜拉新队，一股清澈的细流，从那里涓涓流出，经过这片台地，向东流入圣容寺前的山谷中。就是这座封土堆，是不是高昌王墓？近二百年来甘肃武威、永昌两地的方志学者一直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图一）。

揭开高昌王墓之谜

这里说的高昌王，名纽林的斤，是畏吾儿族，他父亲叫火赤哈儿的斤，元世祖时为亦都护。当时的火赤哈儿的斤受命守卫火州（今新疆吐鲁番）。以后这里遭受叛军围攻，由于他守卫有力，保护了城池，最后战死在这里，对元朝建立了功勋。火赤哈儿死后，纽林的斤继承父志，保境安民。后来他率兵北征，行至永昌，看到这里土地肥沃，岁多丰稔，以为乐土，遂定居下来。元仁宗封他为高昌王。

高昌王去世后，葬“永昌”。然而，究竟葬在哪个“永昌”呢？说法有两种：一说在甘肃武威县永昌府。清乾隆刊本《武威县志》说：“永昌路，城北三十里，元置。今永昌堡有高昌王碑，巎巎书。”一说在甘肃永昌县。清乾隆刊本《永昌县志》说：“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之次。旧有残碑数截，即虞集所撰世勋碑也，今为樵牧者掠去，片石无存。”清宣统刊本《甘肃通志》也说：“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在永昌县，虞集奉敕撰。”清嘉庆及民国编纂的《永昌县志》仍依此说。还以诗为证，两志中各附录乾隆方毓伦、光绪王裕基的《访高昌王墓》诗一首。

方毓伦的《访高昌王墓》一诗是这样写的：

谒冢大夫归国后，长抛坏土傍空林。

骨寒无复抒亲愤，地隔还余翊主心。

欹侧残碑埋蔓草，苍凉逝水发哀吟。

此来不为封藩贵，吾邑当年被泽深。

王裕基的《访高昌王墓》写道：

岿然古冢亦流芳，碑勒世勋姓字香。

狐枕邱陵沙漠漠，龙蟠斗谷草茫茫。

忠魂常贮金山路，寒骨空埋雪嶺旁。

记得封藩邀国典，当年省墓有荣光。

为了证实高昌王墓的所在地，1978年8月25日，笔者参与武威地区文教局组织的文物工作队，在对全区文物进行普查的同时，赴永昌县今北海子乡金川西村的圣容寺旁，对所谓的高昌王墓进行勘探。

8月28日，队员们在这座封土堆的东侧，小心地打开一条探沟，试图探明墓道，以便顺利地进入墓室。然而，勘探的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探沟中随处都是木炭、灰烬和大量的瓦砾，根本不像一般墓葬的封土堆，却酷似被焚毁的地面建筑堆积物。次日下午，随着探沟的继续深入，果然发现了建筑墙壁的断面，并在东壁有汉文题记：“大德已未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灵务人巡礼到千佛阁。”中国历史上用“大德”作纪年者，只有两朝，一是西夏崇宗赵乾顺，一是元成宗铁穆耳。元大德五年，为公元1301年，干支辛丑，与此不符，而干支已未，大德五年，公元1139年，正是西夏赵乾顺纪年，说明这是一座被掩埋了八百多年的西夏建筑遗址——千佛阁。队员们欣喜若狂，想不到短短几天时间，既揭开了一百九十多年来的高昌王墓之谜，又新发现了一处难得的西夏佛教建筑遗址——千佛阁，真是一举两得。

西夏建筑千佛阁遗址

从8月28日开始，到9月4日结束，队员们仅用了八天时间，就将千佛阁遗址清理出来。尽管这座建筑已遭火焚，破坏严重，但从遗留的残垣断壁中、零星壁画上、部分题记里，也还可以探寻出千佛阁的基本结构、绘画风格及当时的宗教信仰和民族间的相互交往来。

一、 建筑遗迹遗物

（一）、方形土塔

顺着已发现的建筑墙壁断面，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扩张延伸，中间清理出一座正方形土塔，残高2.7米。方塔底层边长12.55、高1.27米。底层四角各有一条、四边各有五条竖直的等距离柱痕，直径约30厘米，下边有柱石。底层之上，又残存三级塔层，逐级内收。第一层边长9.91米，第二层8.82米，第三层7.83米，第一、二层约高0.80米左右，第三层高已残，当与一、二层同高。以现存三层高度及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北壁西侧小龛内所绘方塔^①推测，这是一座11层土塔，上方树较大的椭圆形刹，刹顶当有尖锥形宝盖,高约14.20米。塔底层处理很坚固。生土层上用大块石料铺地，上砌黄粘土块（37×23×12厘米），周围用石料包边，中间空隙处用黄土垫实。底层之上叠涩层用黄粘土块衬砌。整个土塔外表，全用草泥作底，白灰抹面。塔身层次分明，简洁庄重（图二、图三）。

（二）、方形木构建筑

在方形土塔底层边沿的半圆形柱痕上，被烧毁的圆柱形木炭，还残留在那里。塔基外围为墙体，中间空出2.40米的距离。每面墙体四角各有一条、中间各有七条等距离半圆形柱痕，柱痕直径也为30厘米左右，每条柱痕下有边长40厘米、高约10厘米的正方形柱石。墙体的柱痕、柱石与塔底层的柱痕、柱石相对应。从这些遗迹中可以看出，墙体的柱痕，当为檐柱的位置；塔底层的柱痕，当为内柱的位置。说明这可能是一座平面呈正方形，面宽、进深均为六间，周围绕廊，高约21米的楼阁式建筑（图二、图三）。

（三）、砖瓦

砖有长方形和正方形两种，长方形长32、宽16、厚5厘米；正方形边长34、厚6厘米。

瓦有板瓦和筒瓦两种，板瓦平面呈梯形，长36、上宽21、下宽18厘米。筒瓦与板瓦同长。

瓦当，圆形，直径15、厚1.5厘米。中间兽面纹图案，周边饰半圈圆点纹，外围三道弦纹。兽面眉目竖起，龀牙咧嘴，形象生动，神态凶猛（图四）。

二、建筑壁画

壁画绘制在廊内墙体和土塔底层以上的塔身表面，然而，廊内除南墙存留部分断壁，上有残损壁画外，其余三面墙体基本上倒蹋，壁画自然也不存在了。中间内柱之间的土塔，由于有2.70米的高度，底层之上的三层塔周围壁画基本上被保存了下来。以第一层为例，每面绘坐佛17身，每身高65、宽57厘米。壁画因时间先后不同，经多次绘制，有两层画和三层画之分。廊内壁画分两层，而塔身壁画除第二层东面和南北两面各绘两层外，一、三层和二层西面均绘三层。壁画题材虽然很单一，完全是千佛，但表现形式和绘画技法各不相同。有的身着袒胸红色袈裟，结跏趺坐在桔红色莲座上（图五）；有的身着灰绿色袈裟，裹身绕足，直接端坐在白色莲瓣上（图六）。有的神态生动，色泽艳丽，线条流畅自然；有的则神态平庸，用色滞塞，线条呆板。这些壁画中，廊内画比塔身画生动；下层画比上层画优美。

三、建筑题记

建筑墙壁上除有壁画外，还有多处不同文字的题记。有汉、藏、回鹘、西夏文字，大多墨书在土塔底层四边壁上。现就汉文题记分述如下，其它文字题记，另有专文研究。

汉文题记有十四题，有些已很模糊，较清楚者九题。

1、题在塔底层东壁的有六题

（1）“大德己未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灵务人巡礼到千佛阁，然原页 普伏兹仁慈之德，普济愚达！速证薏提记。鲍翁王大男鲍惠迪、第二鲍甘□浪□□男□□□。”

灵务，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这一题很重要，既有巡礼者的姓名、身份、籍贯和来千佛阁巡礼的时间，又记了一条发愿文。“大男鲍惠迪、第二鲍甘□”应该是鲍翁王的两个儿子。鲍翁王，不见史册，地位当很显赫，不然，不会在这里特意炫耀。

（2）“……三日净信弟子巡礼到于此处，前立□□福哥偏但□和妻王氏、钊戒安、康年、康契丹埋、康闰埋、康小埋。大都督府”。

这则题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巡礼者的族姓。包括党项族在内的西夏人的名字是复杂的、多元的。各民族聚居在一起，既有本民族语言的痕迹，又受其他民族的影响。题记中的“福哥偏但”，当为西夏语的音译；康年、康契丹埋、康闰埋、康小埋，则既有西夏语，又用昭武九姓中的“康”作姓。武威塔儿湾出土的豆绿釉瓷瓮上墨书汉文“光定四年四月卅日郭善狗家瓮”，郭善狗，就是西夏语和汉语的混合名。二是巡礼者的职官。题记最后在明显地位书“大都督府”四字。《天盛律令》二品（次品）中，大都督府与殿前司、御史等为同品。第四品（下品）“边中转运司”下也有大都督府，此处的大都督府属二品，还是四品？不敢断言。但从题记周围那规整的双线边框、盛开的莲花底座及带有曲线的顶盖中（图七），可以看出巡礼者的身份十分特殊，可能为次等大都督府。

（3）“……圣容佛 至千佛阁记”

圣容佛，即千佛阁附近的圣容瑞像。

（4）“今月廿四日德宝巡礼千佛阁记”

（5）“……六年八月廿三日……思学”

（6）“……丘一行人……爱二人因看千佛阁……”

2、题在塔底层南壁的有二题

（1）“丁 酉七年八月十六日……净信弟子四人巡礼到来，王绎遂 娘、王遇、的成、由成。

西夏建国后，有干支丁酉七年者，只有公元1117年，此年一为西夏雍宁四年，与七年不符，一为北宋政和七年和辽天庆七年，都是干支丁酉。若为天庆七年，巡礼者的姓名又不像辽朝境内契丹、奚、渤海、女贞等民族。因此，这里的“丁酉七年”，当为北宋政和七年，北宋政和七年王绎遂娘一行四人巡礼千佛阁。从王绎遂 娘、王遇、的成、由成的名字来看，这些人当为党项族。

（2）“赵阿山巡礼……”

3、题写在塔底层北壁的有一题

“天 盛五年廿七日巡礼到……”

天盛，为西夏仁宗赵仁孝纪年，天盛从1149——1169年，共二十年。天盛五年，即公元1153年。

几点认识

一、 关于高昌王墓地的误解

高昌王墓本来就在武威县永昌府石碑村，为什么清乾隆五十年（1785）《永昌县志》却要说：“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之次”呢？这主要是《明史·地理志》和《读史方舆纪要》把元永昌路治所和明代的永昌卫治所混同了起来。

清修《明史·地理志》说：“永昌卫，元永昌路，属甘肃行省。至正三年七月改永昌等处宣慰司。洪武初废。十五年三月置卫，属陕西都司。后来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

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永昌卫条：“永昌卫，在（甘肃）镇东南三百十里，东至凉州卫百五十里，西至山丹卫一百九十里。……元初仍属西凉府。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以永昌王宫殿所在而名。明初改置永昌卫，卫城周七里有奇，门四，今因之。”

这两部著作刊行后，《大清一统志》、《甘肃省通志稿》等后来的许多著作都沿用此说。由于高昌王世勋碑碑文中有“遂留永昌”、“昔其父葬永昌”、“奔父丧于永昌”的记载，清代的方志学者就把高昌王墓从元武威永昌府移到了明永昌卫了。

元占领凉州初期，仍沿袭宋夏旧制，以凉州为西凉府，至元九年（1272），元分封在凉州的只必帖木儿为永昌王。他筑了一座新城，赐名为永昌府。至元十五年（1278），元又以永昌王宫殿所在地，设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属永昌路。至今，与高昌王同一王族、同一时期葬“永昌”、葬“西凉州之先茔”的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仍然岿然屹立在今武威永昌府石碑村。高昌王世勋碑（残）1934年由此地移置武威县教育馆（今武威市博物馆）。1964年笔者与甘肃省博物馆蒲朝绂先生又在此地发掘高昌王碑的蟠螭碑首一段^①与高昌王残碑陈列在一起。所以，永昌县千佛阁遗址的发现，使近二百年来史学界对永昌路和高昌王墓所在地的悬念和误会，便可迎刃而解。

二、 关于千佛阁的建造和使用时间

1、千佛阁的汉文题记中，有三处涉及年代。一处是塔底层东壁“大德已未五年灵务人巡礼千佛阁”；一处是塔底层北壁“天 盛五年廿七日巡礼”；还有一处是塔底层南壁“丁 酉七年八月十六日……净信弟子四人巡礼”。大德已未五年（1139），前已说到是西夏崇宗赵乾顺纪年，而天盛五年（1153），是西夏仁宗赵仁孝纪年，前距赵乾顺大德五年（1139）仅有14年。丁酉七年是哪年？“大德五年”之前22年（1117）丁酉，为西夏崇宗赵乾顺雍宁四年，与七年不合，“大德五年”之后38年（1177）丁酉，为西夏仁宗赵仁孝乾祐八年，与七年也不合，这一时期，只有北宋徽宗赵佶政和七年（1117）丁酉，与此相符。除上述这些年号外，再未发现比这一时期更早或更晚的年号。因此，我们认为这座千佛阁和方塔的建造和使用时间，当最晚也从西夏崇宗赵乾顺雍宁四年（1114）开始，直至西夏灭亡（1227）这一百多年之间。

2、阁内土方塔为单层叠涩尖锥顶。此种类型土塔，出现于敦煌莫高窟壁画。莫高窟第285窟北壁西侧禅窟后壁绘四位西夏供养人，正捧花礼拜一方塔。方塔底层正中设门，底层之上递次窄短叠涩十层，十层叠涩上方树刹，刹顶有宝盖。塔下墨书西夏文题记十行。汉译文略云：“雍宁乙未二年（1115）九月二十三日，麻尼则兰、嵬立盛山……一行八人，同来行原页..”^①。雍宁，系西夏仁孝父乾顺纪年。千佛阁遗址单层叠涩残方塔，与敦煌莫高窟285窟壁画方塔极其相似，塔和阁的建造时间，也不晚于此。

3、兽面纹灰陶瓦当上的兽面纹图案，额头生角，双眸圆睁，胡须上卷，面目狰狞，周边又饰圆点纹。这种图案形象，与银川市西夏陵区八号陵出土瓦当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格调却原始古拙，粗犷厚实。如果西夏八号陵推断为西夏末期（1226年），那么千佛阁建筑当为西夏早、中期遗址。

三、 关于千佛阁的特点及其意义

1、千佛阁是一座在楼阁中又建塔的建筑。西夏时期的建筑 ，因迭经战乱、地震的损毁，存世者寥寥无几。甘肃甘州的卧佛寺是河西地区最大的古建筑之一。虽为西夏创建，而在历代，特别是清乾隆年间又重建，已不是原有的建筑。未经重修的西夏建筑，要数宁夏贺兰山拜寺口双塔、贺兰县宏佛塔和拜寺沟方塔等。这些古塔都是西夏非常重要的佛教建筑，大多比较高大，修建在露天的佛寺禅院，可供朝拜，有的还可供登临眺望。而这座千佛阁的方塔，虽不算矮小，却建在楼阁里面，只供巡礼，不宜攀登。这种形制的建筑，在河西地区，乃至全国也是罕见的，是研究西夏建筑的重要资料。

2、千佛阁的佛塔当是一座单层叠涩尖锥顶佛塔。西夏佛塔形制繁杂，宿白先生在《西夏佛塔的类型》一文^②中举出多层楼阁型、多层密檐型、单层亭榭型、覆钵型、复合变体型、莲花藏世界型以及单层叠涩尖锥顶型共七型四十例。这七型中，其它各型除图像外，还有实物可以举例，而单层叠涩尖锥顶塔型，虽有八例，则均为图像，即前已提到的敦煌莫高窟285窟所绘一例，贺兰山韭菜沟西崖上雕刻七例，唯独没有实物可以佐证。千佛阁遗址佛塔的发现，尽管已残，却是西夏佛塔中已知的唯一一座单层叠涩尖锥顶佛塔的实物例证。

3、佛教称道者皆称佛。石窟中有关佛的塑像、壁画比较多，所以人们通常把石窟也称千佛洞。敦煌莫高窟就俗称千佛洞，还有敦煌西千佛洞，安西东千佛洞都是如此。其实，石窟中塑像、壁画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千佛”只是其中之一，并没有专门的“千佛”洞窟。敦煌莫高窟第432窟也是在前室东北角有西夏千佛和团花图案。而这座千佛阁除方塔下层外，其余塔层的四面以及楼阁内四壁墙面上都绘制千佛。西夏千佛阁这种专门供奉千佛画像的楼阁建筑，在西夏以及其它时代也是很难见到的，这也许是西夏独树一帜，在佛教中开创的一种新的拜佛形式吧。

4、西夏信奉儒学和道教，“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磎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茸；况名迹显敞，古今不泯者乎！”^①千佛阁建造在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佛教圣地——御山峡谷圣容寺旁。千佛阁塔底层东壁题记“圣容佛至千佛阁记”中所说的“圣容佛”，即是千佛阁遗址东约一公里北魏时依山雕造的圣容瑞像。北周时在此建成瑞像寺，隋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时，诣寺礼佛，改名感通寺，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改名圣容寺。在此期间，这里佛教兴盛，从寺后山头上现存唐塔中所见“番僧一千五百人”的题字中可知，其建筑规模之大，僧众人数之多。西夏千佛阁遗址的发现，以及遗址中各族佛教信徒的题记，可见西夏时期，这里仍然香火不断。这对研究西夏佛教的发展和圣容寺的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千佛阁遗址上的许多题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时期的社会关系。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民族组成的多族政权，辖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毗连的广大地区。在千佛阁遗址中题记的，不仅有西凉州和甘肃省地区的巡礼者，还有今宁夏自治区的灵武人；不仅有庶民百姓，还有如大都督府、鲍翁王这样府第的达官贵族；不仅有西夏境内的信教徒，还有如政和七年由北宋来此朝拜的净信弟子。虽然在北宋的百余年间，夏宋双方断断续续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但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和民间的往来还是不间断的。由此可以看出，各民族不分贫富贵贱，打破地域和政权割据界线，友好往来，和睦相处，共同的宗教信仰，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近几年来，永昌县委、县政府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正在对圣容寺进行保护维修，在此同时，如果能在保留遗址现状的前提下，对西夏千佛阁予以修复，将会使圣容寺与千佛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让埋没已久，而又独具特色的西夏千佛阁，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作者简介：党寿山，甘肃武威人。1954年武威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1956年后，先后在武威县文化馆、武威县（市）文管会、博物馆、县文化局从事文化、文物工作，直到退休。曾任文管会专职副主任、博物馆馆长、文化局副局长等职。在文物的考古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在省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物考述、研究文章近80余篇，著有《武威文物考述》。1999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9年授予凉州区建国60周年文化工作功勋人物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