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女娲的形象在西王母的女性角色出现以前，上古神话中最为著名的女神是创世神女娲。伏羲女娲本源于不同的古代神话，各自经历了一系列演变，由独立神转变为对偶神。女娲在转变中，神格由创世神变为理乾坤、主繁衍、调阴阳、主升仙、延寿命、降福祉等的女神。早期记载女娲的文献有战国期间《山海经·大荒西经》、屈原《天问》及汉代《淮南子》、《说文解字》等 ...

女娲的形象

在西王母的女性角色出现以前，上古神话中最为著名的女神是创世神女娲。[1]伏羲女娲本源于不同的古代神话，各自经历了一系列演变，由独立神转变为对偶神。女娲在转变中，神格由创世神变为理乾坤、主繁衍、调阴阳、主升仙、延寿命、降福祉等的女神。

早期记载女娲的文献有战国期间《山海经·大荒西经》、屈原《天问》及汉代《淮南子》、《说文解字》等，都没有明确记载女娲的形象，仅从《大荒西经》中“肠”、“横道而处”等可见一点后世将其描绘为蛇身的端倪。最早载其补天的是《淮南子·览冥训》，最早载其造人的是《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义》[2]。这些书产生时间比传说产生的时间晚得多，它们保留了一些源于先秦的资料。这些典籍中可见女娲最显著的神力除了救世，还有“化”，如《说文解字》之谓“化万物”。她是一位创世女神，能化生万物。

上述典籍描写最生动，最具画面感的莫过于《淮南子·览冥训》中所载人类的灾难日到来时，女娲力挽狂澜以补苍天的故事，但也未言明女娲本身的形象。旧题列御寇著、成书于战国到西汉末之间的《列子》一书载“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反映了女娲传说兴起早期人们对女娲形象的理解。

《列子》这段记载，把女娲与伏羲、神农、夏后氏并列为圣王。由于汉代五德终始之说的影响，产生了所谓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女娲被汉人列为三皇之一，这在《白虎通》、《潜夫论》、《风俗通义》等书中皆有载。这种说法催生了女娲形象向人形转变。据早于应劭《风俗通义》的王充《论衡》所载，当时民间已将女娲形象塑造为妇人。见《论衡》卷十五《顺鼓》：“俗图画女娲之象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仲舒之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阴气为害，故祭女娲求福佑也。” [3]可见东汉初，在董仲舒为首的儒学思想影响下，民间部分地区女娲形象已经转化为人形。但这并不妨碍人首蛇身的女娲形象同时大量存在，这在汉代砖石中相当常见。

盛行阴阳五行观念的汉代，女娲与伏羲被并列为对偶神，因此现存的汉画砖石上，最常见是女娲是人首蛇身、与伏羲相配的形象。

女娲神格的演变

有一点非常明显的是，汉画中的女娲神不再作为创世纪的女神，而是一个与伏羲相配出现的、掌管着升仙、降福、添子得嗣等权力的、象征和合的女神，她或执规(而伏羲执矩)，或托月轮(伏羲则托日轮)，或执芝草带给人祥福，或执排箫予人欢乐。不论是教人处事有原则，还是掌管天象的运行，向人间赐福，她都只有一半的权力。这不一定意味着她神格的降格，只是一种演变[4]。这一演变，证明了阴阳和合在汉人观念中何其重要。

若无大量生动的画像砖石传世，我们仅从文献分析，有可能理解为东汉人眼中的女娲已由人首蛇身演变为了妇人形象，就如西王母由兽身到人的演变一样。而大量汉画证明，人首蛇身的女娲形象在汉代人丰富的想象世界中才是主流形象。

汉代巴蜀地区女娲神的特点

1)大部分为人首蛇身，有足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女娲形象是人首蛇身无足；另有极少人首人身的。图一、二都是重庆地区的，其中一例留着短尾巴，另一例画面上还结合了蛇的形象，可见，虽然极少数地区伏羲女娲形象有所改变，但人首蛇身是绝对的主流。

图一 人首人身，有短尾

东汉 四川新津22号石棺，前引书203页

图二 人首人身，无尾

东汉 重庆璧山1号石棺，前引书384页

同是蛇身，巴蜀地区对女娲蛇身的塑造与其它地区还有差异。过文英指出：“山东地区的伏羲女娲蛇尾大多是无足且蛇尾粗大；南阳地区蛇尾则大多有足；四川地区蛇尾之形状更接近于蜥蜴。实际上反映了各地对‘蛇(龙)’形象的不同理解。”[5]我们下图可见，象蜥蜴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如图三——六的画像肚腹鼓出，配以较细长的尾，颇似蜥蜴。

图三 人首蛇身，有足

东汉 四川合江25号石棺，前引书362页

图四 人首蛇身，有足，腹鼓，状如蜥蜴

东汉 民间收藏

图五 人首蛇身，有足

东汉

2)与西王母传说并行且有较重要地位

巴蜀画像中，少有伏羲、女娲和西王母在一起的画面，没有像山东画像中那样陪侍在西王母或东王公两旁的。[6]

山东微山县西王母画像石[7]

滕州西王母画像砖，伏羲女娲陪侍在西王母左右

这说明巴蜀地区伏羲、女娲并非是狭义上的西王母仙境(上文所述蟾、乌、狐、兔等)的组成部分，与西王母相对独立地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伏羲女娲的世界与西王母无关。罗二虎先生把四川汉代画像石棺分三期，其中第二期约在东汉晚期的桓帝至灵帝时期，为成熟期，画像的内容和布局都已有逐渐格式化的倾向。例如，棺身两端的内容多为天门(双阙)和凤鸟、或天门和伏羲女娲、或凤鸟和伏羲女娲等，棺身两侧多为西王母和仙人等。[8]可见，伏羲女娲与西王母虽不常处一同一画面中，但经常在同一画像石棺出现，且伏羲女娲常在棺的后档头，而西王母更多是在棺身。可以说，伏羲女娲是广义上的西王母仙境的构成要素，从图像排列的位置看，双阙为前档头，灵魂由此升天，即到了西王母仙境，得以游弋于神奇仙界，体验种种欢愉(棺身的各种神异刻画)，并还能享受人世上的各种享乐 (宴饮百戏、车马排场等)，而伏羲女娲的后档，则是广袤仙界的界限，二神手托日月，照鉴万物，驱除不祥，护祐天界，升仙之人由此得到保护不再脱离仙界而飞离到界外幽冥中。二神以其较高的神格充当了天国的守护者的身份，若无非常神力，无法完成保护整个天国的使命。这种神格在其它地区也有体现。在河南画像石中,伏羲女娲多被刻画于墓门中柱、侧柱,由于墓门的作用在于阻挡疫鬼的侵扰,伏羲女娲担当了守护者的角色。而本地区某些墓室门框上，同样刻有伏羲女娲图案，其功用相同，如长宁七个洞MI、M6、M7崖墓墓门上，如下图。

长宁七个洞崖墓M1、M6墓门伏羲女娲图

从位置安排上看，伏羲女娲地位虽不及西王母那样居于最上，但也是非常重要的神祇，在本地区不作为西王母的陪侍出现。1976年金堂县杨柳乡步云村出土的一具石棺上，西王母左为朱雀，右为伏羲女娲，看起来这里的伏羲女娲是西王母的陪侍，但并非象山东地区面向西王母一左一右随侍，而是构图相对独立，神态动作并不与西王母发生关系，实为把朱雀从前档头、伏羲女娲图案从后档头移到棺身的一种变体。

3)头饰富有地方特色

本地区伏羲多戴三山冠，女娲梳髻的较多，有双髻、高髻、三髻等；也有戴冠者，有些发式、冠式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甚至还有光头者，今后可深入研究。

4)手托多月，多执排箫，也有其它地区没有的各种物件。

本地区的伏羲女娲少有执规矩者，绝大部分为单手擎日月，或者双手上举日月，没有山东画像中怀中抱日月的样式。日月一般以圆轮代替，也有一部分画像在日月中刻画有金乌、蟾蜍、桂树，极少数有月为金钱样式的[9]。另一手所执它物内容极为丰富，有乐器(女娲多执排箫，伏羲多执鼗鼓)、兵器(刀、剑)、巾带、嘉禾、仙草、便面等，还有一些奇怪之物有待研究，这些物件中，以排箫为较多，过去误认为是矩[10]。之所以山东地区多执规矩，而本地区多为乐器，是因为汉代山东是极重儒家礼仪之地，神灵手中的规矩正是其人思想中规天矩地、讲求法度的体现。而本地区虽在汉代受了一定儒学的影响，但由受地域影响，相对薄弱，更重视人世的欢乐，以音乐教化相较以规矩约束，在巴蜀人心目中无疑更具趣味性，更易于接受。

5) 其它独特处

巴蜀地区没有山东、河南南阳等地那种抱持神(高禖，一说太一神)将伏羲女娲二人撮合一起的图像。从场景上讲，巴蜀地区构图较单纯简洁，几乎没有河南南阳地区那样的灵芝、华盖，及云气缭绕的情形。少数时候会有朱雀、玄武等与二人相配；还有少数特殊情况，如下图二人上方如蝙蝠状的小羽人。

人首蛇身，有足

东汉 四川郫县2号石棺，前引书132页

倒立小人反映了古人对仙境的观念：倒景(景与“影”通)。《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作《大人赋》，写大人轻举而远游的游仙举动，有“贯列缺之倒影兮”一句，颜师古注引服虔曰：“人在天上，向下视日月，故景倒在下也。”《汉书·郊祀志》有“登遐倒景”句，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从下照，故其景倒。”《汉书·扬雄传》载其《甘泉赋》，其中有“历倒景而绝飞梁”句，亦以“倒景”夸饰夏屋飞梁之高。[11]特别是灵魂刚由天门飞举入仙境之时，未能适应时空观的颠倒，而表现出人像倒立。考巴蜀地区汉画中，还有几例，如下图：

泸县石棺中的灵魂飞升颠倒状(2002年泸县云龙镇大田村出土，泸县博物馆藏)

合江石棺中的灵魂倒立飞入天门(2000年合江县合江镇黄溪村出土，合江县现代画像石棺博物馆藏)

合江石棺之人双髻裸体，已经具有本地区典型仙人特征，证明其灵魂从天门入，已升仙。从这些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汉代人的世界观是奇特而丰富的。

另外，伏羲女娲之间还出现蹶张形象，有镇宅守墓辟邪的功能，而伏羲女娲也具有守护神的职责，这蹶张之人当为二神所驱遣，实施守护职责的小神。此外还有乐山麻浩崖墓高度抽象的图像也是非常独特的。

伏羲女娲大量成对出现在本地区的现象让我们不禁思考：为什么西王母配东王公的模式并未被巴蜀地区广泛接纳，而女娲相配伏羲却在本地区大为流行？笔者认为，由于西王母信仰产生于巴蜀地区，这一信仰由来以久，具有不易撼动的深厚基础。在汉代巴蜀人心中，西王母是具有至高权力的能予人长生的神明，其权威性不容他人染指。当西王母形象被中原塑造完成传回本地区时，蜀人遂在自己原有的理解基础上予以选择性的吸收，将东王公滤去。女娲传说虽蜀地亦有，但不是作为具有极高威权的创世神存在，由《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可见女娲在巴蜀地区原是一个群像，非一神，自然不是具有至高地位以驭万物的最高神。当其逐渐演变为与伏羲相配后，以较盛之势传入本地区，而本区既受道家及阴阳五行学说影响，具有较深的阴阳平衡观念[12]，接受伏羲女娲相配的观念也在情理之中。

注释：

[1] 杜文平《西王母故事的文本演变及文化内涵》，南开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第141页。闫红艳《西王母神话的流变及其民俗文化的形态》提到，古文献中无西王母创世的神话，但四川羌族、陇东的民间传说中，有把西王母作为创世神的说法。延边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21页。笔者案，这些说法产生很晚，女娲才是先秦的创世神。

[2] 今本未见，盖亡佚。《四库提要》言：“《隋书·经籍志》：‘《风俗通义》三十一卷’。《唐书·艺文志》：‘应劭《风俗通义》三十卷。’《崇文总目·读书志》、《书録解题》皆作十卷，与今本同。明吴管刻《古今逸史》又删其半，则更缺略矣。”

[3] (汉)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243页。

[4] 参见刘勤《女娲降格辨》，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

[5] 过文英《论汉墓绘画中的伏羲女娲神话》，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149页。

[6] 陈金文《东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与伏羲、女娲共同构图的解读》对此现象有研究，可参。其论据似还可再商榷。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7]《中国画像石全集 ·第2卷·山东汉画像石》，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图四一，第13、32页。过文英《论汉墓绘画中的伏羲女娲神话》认为，这不是伏羲女娲，而是手持便面的侍者构成的蛇形座。参以图2可见，伏羲女娲和蛇形座的两侍者是并存的。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64页。

[8]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研究》，前引文。

[9] 如泸州大驿坝2号墓石棺，泸州12号石棺，过文英认为是四分之一玉璧纹。《论汉墓绘画中的伏羲女娲神话》，前引文，82页。

[10] 牛天伟《四川“伏羲女娲执乐器”画像略考》，《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1] 周裕锴《“灭没倒景”辨》，《读书》，1998年第3期。

[12] 重视阴阳平衡的道教产生于四川地区，产生前期应有一定的酝酿期，道家学说中的阴阳和谐、相互化生等思想应该较为流行。汉代有名的学者严君平即蜀人，三国的古朴说:“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能产生出高水平的学者，可见黄老思想在蜀地影响大。

作者简介：胡蔚，四川遂宁人，四川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四川博物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