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乾隆帝派人专程将“周范铜器十事”送到曲阜交由衍圣公孔昭焕保管。关于具体颁赐物品，孔昭焕的谢恩折里提到“钦颁周范铜器十件，御制图说册页一匣”，实际上颁赐之物除了“十供”与御制图说册页外，还有一张用于陈设“十供”的花梨几（图一）。　　　　《曲阜县志》中专辟一卷介绍“十供”，称“后于冬十二月遣官賫到，以 ...

　　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乾隆帝派人专程将“周范铜器十事”送到曲阜交由衍圣公孔昭焕保管。关于具体颁赐物品，孔昭焕的谢恩折里提到“钦颁周范铜器十件，御制图说册页一匣”，实际上颁赐之物除了“十供”与御制图说册页外，还有一张用于陈设“十供”的花梨几（图一）。

　　

　　《曲阜县志》中专辟一卷介绍“十供”，称“后于冬十二月遣官賫到，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次，陈以花梨几一张。又有图册一本，每图各有印章，其后各有图说”，此处非常明确地提到了花梨几。乾隆三十六年，乾隆帝临幸曲阜时，知县潘相全程参与接驾，在乾隆帝回銮后，他又主持编修了《曲阜县志》（图二），三十九年县志即修成。潘相是当时的经历者，县志修成之日距乾隆帝驾临曲阜时间不久，他的记载可信度非常高。袁克文也在观赏“十供”之后专门提到“又按器制檀几一，此为乾隆卅六年颁给衍圣公昭焕者”，旧时檀木与花梨木经常混称，此“檀几”应为“花梨几”。孔昭焕未在谢恩折中提及花梨几，想必是因为花梨几作为“十供”陈设之用的附属物，这大概也与后来多数观赏“十供”之人少有记载花梨几是同样的缘由。

　　

　　图一:1 孔子博物馆藏乾隆帝颁赐用以陈设“十供”的花梨几

　　

　　御制图说册页不知下落，迄今没有见到实物，我们只能依据相关文献的记载中进行还原。乾隆三十九年刻成的《曲阜县志》是笔者目前见到最早的文献，潘相收录了御制图册的部分内容，“惟恭图钦颁周器于左，敬载印章、图说，俾尊制好古者有以共览焉”。不过潘相仅是记录了图册中图、印章及图说内容，其他尚有遗漏，还应包括乾隆帝的御制诗并序和于敏中奉敕敬书的“器备从先”四字。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代名臣、著名学者阮元担任山东学政，来到曲阜主持了当年冬季的释奠先师孔子仪式，礼成之后观赏了“十供”，将相关情形记录他后来的金石著作《山左金石志》内，并置于该书卷首的显要位置。他首先恭录了乾隆帝御制诗并序，抄录了每件祭器的图说，并在跋文中记载到“右乾隆钦颁内府周器十事，在曲阜孔庙，并有御制诗册，考释、款识最详”。他将图册称为诗册，主要是因为图册收录了乾隆帝御制诗。清代学者赵怀玉在提及“十供”时也有同样的说法，他在《忠恕堂观圣像及历代所传器物》一诗中提到“十供”时的小注云“乾隆间内府颁周铜器十事，并赐手书幸鲁诗册”。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乾隆帝曾将驾临曲阜吟咏所得三十首诗汇为一卷，并在三十六年十一月孔昭焕晋京时赐予孔昭焕，该诗卷并非图册，不可混为一谈。后来的学者多次见到该图册，并专门记载提及。陈沅的描述为“器前面展仿本一帧，较器度得五分之一，款式、色泽与原器毕肖，每器有题字一页，闻与祭器同时从内府颁出，不知出何人手，真神笔也”。袁克文说“十器俱精古，附有《御制诗章考释器图》一册，图按器缩绘，填以朱碧，与原器无异。于敏中奉敕题‘器备从先’四字”。毕永岗也提到了“器备从先”题字，他在其诗《周鼎》前有注云：“乾隆三十六年钦颁周朝鼎彝十器，供奉大成殿中，以孔子周人，故供周器，题其图册曰‘器备从先’。”冯云鹏也在跋文中称“并御制诗章、考释图册给衍圣公孔公昭焕”，他敬录在御制诗并序后，又收录了“器备从先”四字书法，其款曰“辛卯三月臣于敏中奉敕敬书”。由此可知，尽管不同人对该图册的叫法各异，该图册确实存在，并包括了乾隆御制诗并序、于敏中奉敕敬书的“器备从先”四字书法、十件铜器图和印章，以及每件铜器的图说等内容。孔昭焕在谢恩折中称“御制图说册页一匣”，应有一匣子专门用来放置册页。笔者在孔府档案（图三）中找到了册页与匣子的相关记载，“册页长九寸〇三厘，宽八寸九分，紫檀面厚一分，面上字与盒盖同。紫檀盒通高三寸，座高一寸四分，方一尺七分，子口高三分半，盖高一寸六分半，方一尺，面上阴文八分书‘郁文垂范’四字填金。”图说册页被盛放在一件紫檀木盒中，盒上镌刻“郁文垂范”四字，以隶书为之，并填金装饰，古意盎然，与“十供”颇为相称，可谓相当考究。

　　

　　图一:2 花梨几表面可见“十供”名字及脚迹

　　

　　御制图册不知现在何处，潘相的《曲阜县志》是除此之外较早的文献，依据图册所作，收录了铜器图与印章、图说等内容，因此对于研究“十供”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兹将县志中的图说内容部分全文录载如下：

　　

周木鼎甲：右周木鼎高七寸九分，深四寸六分，耳高一寸八分，阔二寸，口径七寸七分，腹围二尺四寸四分，重一百二十五两。按，古食器之重莫如鼎，其范形取象，宣和博古图详言之。兹器铭为木，铭多自识其名，鲁有后木，楚有子木，此其类欤？曰册作昭君赐也，立戈以象武功，兼是数义，而以大夫鼎用铜之制合之，则兹器正当时大夫所谓论譔其功，烈酹之祭器，自成其名以明著之，后世者可征矣。

　　周亚尊乙：右亚尊高一尺二寸，深七寸四分，口径六寸四分，腹围九寸二分，重六十五两。按，周礼司尊彝掌六尊，而壶尊为壶，山尊为罍，是形制迥不一矣。兹器状如觚，博古图所载多类此者，铭作亚，形又为弓，古者射必有饮，而亚则有庙室之义，意此为射宫饮器欤？

　　周牺尊丙：右牺尊高七寸二分，深三寸，口径二寸一分，身长一尺一寸三分，阔三寸九分，重九十九两。按，明堂位，牺、象，周尊也。鲁颂牺尊将将，注言有沙饰也，传谓饰以翡翠，阮谌礼图文云饰以牛，惟王肃注礼谓牺尊全刻牛形，凿背为尊。博古图载二器以证其言，无不吻合。兹器形制与博古图同，则知王肃之可据，正不独鲁郡所见，齐子尾送女牺尊为然也。

　　周伯彝丁：右周伯彝高五寸，深四寸，口径七寸二分，腹围一尺九寸，重五十六两，两耳有珥。按，周礼六彝注，彝亦尊也，以其同是酒器，但盛郁鬯，与酒器不同，故异其名。兹器铭曰伯作，考博古图有周伯英彝、叔彝，皆以为名字，兹器亦其类。顾周制，伯为五等之爵，又为伯仲之次，则亦未可概定为名也。

　　周册卣戊：右周册卣通盖高九寸一分，深五寸九分，口纵三寸五分，横四寸五分，腹围一尺九寸八分，重一百四十两，两耳有提梁。按，尔雅疏，卣，中尊也，在尊罍之间，以实郁鬯。诗书纪周代锡功，皆言秬鬯一卣，则知卣所以承君之锡。故铭册以纪君命，父乙盖庙器次序。

　　周蟠夔敦己：右蟠夔敦通盖高七寸二分，深三寸八分，口径六寸，腹围二尺三寸八分，重一百三十八两，两耳有珥。按，礼记明堂位，有虞氏之两敦，郑康成云制之异同未闻，周礼玉府共玉敦，仪礼少牢礼主妇执一金敦黍。其见于三礼者如此，是知敦制原无一定，博古图所云制作不同形，器不同者是也。礼图乃谓镂龟为盖，绘形赤中，验之兹器与博古图所载，则彼说未足为凭也。

　　周宝簠庚：右周宝簠高三寸，深二寸一分，口纵七寸，横八寸四分，重八十五两，兽耳。按，周礼舍人，共簠簋注方曰簠，又公食大夫礼进稻粱者以簠，礼家多以簠为刻木为之，外方而内圆。而博古图以为出于冶铸，证以当时所见如周叔邦簠之类，铭载粲然，岂刻木者所能仿佛？兹器形制正与周叔邦簠同，足验所言之不谬。

　　周夔凤豆辛：右周夔凤豆通盖高七寸八分，深三寸，口径五寸二分，腹围一尺八寸四分，重一百十一两，金银错。按，尔雅木豆谓之豆，然明堂位有楬豆、玉豆、献豆。考工记旊人瓦豆，则知豆不专以木。博古图载铜豆四器，以证昔人于彝器未始不用铜，而礼家仍泥木为豆，其亦未尝目睹而沿袭旧说耳。

　　周饕餮甗壬：右周饕餮甗高一尺三分，深自口至鬲五寸一分，自鬲至底三寸四分，耳高二寸，阔一寸九分，口径八寸三分，腹围一尺九寸二分，重一百四十四两，兹器与博古图周雷纹饕餮甗形制相似。按，图说云周礼陶人为甗，而此悉以铜为之。考关以东谓之甗，至梁乃谓之鉹，鉹从金，则甗未必为陶器。又考郑注以甗为无底甑，宋人以文从献，其气甗能受焉。盖甑无底者，所以言其上，鬲献气者，所以言其下也，以兹器验之益信。

　　周四足鬲癸：右周四足鬲高六寸六分，深四寸六分，口纵五寸二分，横六寸六分，腹围二尺五寸二分，重一百五十五两，两耳四足。按，尔雅，鼎款足者谓之鬲，索隐曰款空也，博古图言其用与鼎同，祀天地鬼神，礼宾客必以鼎，常饪则以鬲。其制自腹所容通于足，取爨火易达，故常饪用之。又考周礼，鬲为陶人所司，然与鼎同，用则不专为陶器。汉书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铸鼎，其空足曰鬲可证也。

　　

　　图二 乾隆三十九年《曲阜县志》所载宝簠之图与图说

　　

　　该图说具体记载了每件器物的尺寸、重量，详细考证了该类器物的形制，是对器物本身的最佳说明。并且县志的描述与孔府档案中记载完全相同，确实可信。不过令人费解的是，除周牺尊、周宝簠、周饕餮甗、周四足鬲外，潘相将其他六件铜器图文对应颠倒错乱。退一步讲，即便他没有见到实物，按照内容对应器物，也不至于出现如此错误。并且，器物的细部特征大多并不准确。这或许与他次年即离任曲阜知县、赴任濮州知州，无暇对文稿详加校勘有关。

　　

　　对于《曲阜县志》记载的这个错误，当时的学者姜克谨即已发现并指出。姜克谨，一名思永，字亚慎，号兼山，祖籍山东东平，自高祖姜文泰担任至圣林庙守卫百户起，始占籍曲阜。他攻篆刻，精考据，为著名学者桂馥的门人，并充任孔庙诗礼堂启事一职，有机会观瞻“十供”。姜克谨在发现县志中的错误后，在所著《慎余草堂余草》中记载：“木鼎注是图非，误刊蟠夔敦，下第七图乃木鼎也；亚尊注是图非，误刊册卣，下第九图乃亚尊也；牺尊不误；伯彝注是图非，误刊夔凤豆，下第六图乃伯彝也；册卣注是图非，误刊伯彝，上第三图乃册卣也；蟠夔敦注是图非，误刊木鼎，上第一图乃蟠夔敦也；宝簠不误；夔凤豆注是图非，误刊亚尊，上第五图乃夔凤豆也；饕餮甗不误；四足鬲不误。”不知何故，姜克谨虽然指出了县志（图四）的错误记载，但除“上第一图乃蟠夔敦也”外，其他部分仍然没有完全修改正确，“下第七图乃木鼎也”实为第六图，“下第九图乃亚尊也”实为第八图，“下第六图乃伯彝也”实为第五图，“上第三图乃册卣也”实为第二图，“上第五图乃夔凤豆也”实为第四图。金石学者冯云鹏也发现了该问题，谓“续见潘氏县志所刻，虽云遵依图册，而镂文不类，且以敦为鼎，以鼎为敦，以卣为尊，以彝为卣，以豆为彝，以尊为豆，颠倒错乱，人无知者，心滋惧焉”，如此才将县志记载之误完全改正，于是冯云鹏“手拓其铭，选工绘图，悉遵原式”，将“十供”之图与图说收录在《金石索》中（图五），印制精美，纹饰准确，生动传神。

　　

　　图三 孔府档案卷五〇九四关于“十供”的部分图说记载

　　

　　县志所载“十供”图除临摹器物本身造型外，并收录器物上所刻铭文及乾隆帝的鉴藏印章。每幅图中含有器物本身与铭文，及鉴藏印章，尽管绘图与图说内容对应关系混乱，但经仔细比对，器物本身与铭文对应基本正确，印章也应与器物与铭文对应无误。首先来看铭文，“十供”中只有木鼎、亚尊、伯彝、册卣、宝簠五器有铭文，余则皆无。金石学者阮元、冯云鹏对此皆有释读，阮元与冯云鹏的解释基本一致，冯云鹏并有较为详细的按语，此处仅叙述冯云鹏的解读：木鼎，铭文作“作父考孟木工册”，“铭文七字，在腹内近口处”；亚尊，铭文作“亚弓”，“铭二字在足口之里”；伯彝，铭文作“伯作□彝用□□□□□□□□□□人□永□□”，“是彝铭文，似作四行，每行五字，共二十字，磨灭难辨，中二行尤甚，但存数笔，不可推测，末行似子孙永用宝而未敢定”；册卣，铭文作“册父乙”，“铭在其盖内”；宝簠，铭文作“宝自作簠其子子孙孙永宝用”，“是铭作字下尚有泐文一字，殆不可考”。袁克文喜收藏古玩、字画，精于古物鉴定，他的解读与阮元、冯云鹏有所不同，内容如下：商父戊鼎，文曰“戊鼎木壬丹”，原释文为“作文考孟木工丹”，定为周器，误矣；商亚尊，亚字形，原亦定为周器；周白彝，铭二十字，多漫灭，可辨者仅“白作彝用人永”六字耳……存铭文第一、第二、第四、第十六、第十八诸字，末一字似宝字；商父乙卣，铭曰“丹父乙”，此亦误定为周器；周赛簠，铭曰“赛作□簠，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原“赛”字误释为“宝自”二字。袁克文相当自负，谓“当时钟鼎文字，尚未昌明，虽有宋代宣和薛氏诸图帖，然多讹误，故此十器，考释未能正确焉。”通观袁的释文，其中的“册”均作“丹”字，袁克文通读过图册，不大可能将“册”误作“丹”字，想来应是图书出版印刷错误所致，非袁本意，另“白”与“伯”通用，也无大碍，袁克文与阮元、冯云鹏对铭文的不同解读主要在于木鼎和宝簠二器。袁克文甚至直接指出木鼎、亚尊、册卣均非周器，而为商时器物。

　　

　　图四 民国二十三年《续修曲阜县志》关于“十供”的部分记载

　　

　　图册所载乾隆帝鉴藏印章，共30方。县志所载印文为描摹后翻刻，与原印有所差异，笔者仅释出其中22方印文，剩余8方未能释出。印文内容依各器次序分别为，木鼎：“乾隆御览之宝”“清心抒妙理”、另一印未释出；亚尊：“茹古含今”“含经味道”、另一印未释出；牺尊：一印未释出、“和光积中”“几席有余香”；伯彝：“鉴古”“体道粹涵养”“学古有获”；册卣：“含英咀华”、另一印未释出、“陶冶赖诗篇”；蟠夔敦：“含味经籍”“涵养用敬”“学耨礼耕”；宝簠：“烟云舒卷”、另一印未释出、“天根月堀”；夔凤豆：“至性寓淡泊”“漱芳润”“学镜千古”；饕餮甗：一印未释出、一印未释出、“书史研求遵古训”；四足鬲：一印未释出、“乐意寓静观”“心清闻妙香”。

　　

　　“十供”均配有紫檀木座，下有篆书“乾隆御赏”，木座尺寸孔府档案有记载，即“夔凤豆座高二寸，六角径六寸；宝簠座高二寸，长径八寸，阔六寸一分；伯彝座高一寸九分，六角径六寸七分；牺尊座高一寸九分，隋长一尺，阔四寸九分；亚尊座高一寸九分，六角径六寸二分；饕餮甗座高一寸六分，圆径七寸八分；蟠夔敦座高二寸六分，圆径八寸；四足鬲座高一寸九分，长八寸□分，阔六寸七分；册卣座高一寸八分，隋长七寸□分，阔六寸一分；木鼎座高二寸四分，圆径□寸”。随“十供”一同颁赐的还有用于陈设“十供”的花梨几，现藏于孔子博物馆，“木几高二尺七寸，长四尺四寸八分，阔二尺一寸五分”，状况良好。花梨几表面又刻有“十供”名字及脚迹，分列两排，前面一排从左至右，后面一排从右至左依次为“周夔凤豆甲”“周宝簠乙”“周伯彝丙”“周牺尊丁”“周亚尊戊”“周饕餮甗己”“周蟠夔敦庚”“周四足鬲辛”“周册卣壬”“周木鼎癸”。该次序与档案记载中“十供”底座尺寸的次序相同，却与来源于乾隆帝御制诗册的传世文献系列所载“十供”排列次序不同。图册与花梨几均为御赐之物，“十供”排列次序却不一致，令人费解。笔者推测，图册可能是按照祭器本身的珍贵程度排列，花梨几或许是按照实际陈设中祭器应该所在的具体位置次序排列。图册记载将更珍贵的祭器放在前面是为了彰显皇恩，而花梨几上排列次序的设置主要是偏重实用的考虑。

　　

　　图五 冯云鹤《金石索》内书影

　　最后，关于“十供”的断代及名称演变过程。按照乾隆帝的本意，正如他在谕旨中所言，祭祀先师孔子的祭器，应该选用周代器物，才符合孔子的从周之愿。因此，他所颁赐的十件铜器应均为周代所造，被称为周朝（姬朝）铜范十器、周代铜器十事等，通称“周十供”或“十供”。“十供”为原为宫廷内府所藏，皇家颁赐给孔府，一百多年以来直至民国初年，少有人质疑“十供”的断代问题，这可以从传世文献中得到印证。然而，民国三年（1914），袁克文在观赏“十供”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不仅断定木鼎、亚尊、册卣三件为商代遗物，更为部分祭器重新定名，木鼎命为“商父戊鼎”，亚尊命为“商亚尊”，册卣命为“商父乙卣”，蟠夔敦命为“周夔文敦”，宝簠命为“周赛簠”，夔凤豆命为“周夔文豆”，其他不变。尽管如此，袁克文的鉴定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人们还多是习称“周十供”。不过1948年曲阜与兖州解放前夕，孔府转移“十供”之时，孔令儁在与李玉堂部的公文中称“查本府存有商周十供及历代礼乐器”，此时已出现了“商周十供”的说法。但是“十供”被解放军查获后，“经我接收机关移交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鉴别结果，其中周代铜器10件，为古代珍物，清乾隆年间始给孔庙于春秋两祭时陈列”，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仍将其断代为周代。后经考古专家多次鉴定，断定木鼎、亚尊、册卣为商代铜器，这与袁克文的意见一致。不仅如此，亚尊改称觚、伯彝改称簋、蟠夔敦改称簋、四足鬲改称方鼎，“十供”的常用名称最终被确定为“‘木工册’鼎”“兽面纹觚”“牺尊”“‘伯彝’簋”“‘册父乙’卣”“窃曲纹簋”“夔龙纹簠”“夔凤纹豆”“饕餮纹甗”“四足方鼎”。“商周十供”取代了“十供”“周十供”的称谓流传开来，成为孔府旧藏的代表性文物。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0年第7期。

编辑：王龙霄

审核：耿 坤

监制：朱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