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广州南越文王墓为西汉时期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之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雕琢精美的角形玉杯（图一），应是南越王生前喝酒的饮酒器，它是目前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唯一一件角形玉杯（也称玉角杯）。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传世品玉角杯（图二）与南越王墓角形玉杯相似，依照南越王墓的角形玉杯，于 ...

图一 南越王墓出土的角形玉杯

广州南越文王墓为西汉时期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之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雕琢精美的角形玉杯（图一），应是南越王生前喝酒的饮酒器，它是目前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唯一一件角形玉杯（也称玉角杯）。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传世品玉角杯（图二）与南越王墓角形玉杯相似，依照南越王墓的角形玉杯，于近些年才被断代为汉代。这两件角形玉杯，其独特的造型，与国内同时期的其他玉质容器迥异，也有别于汉代常见的饮酒器，但是它们却与希腊时期横跨亚平宁半岛至小亚细亚半岛地区出土的来通杯（Rhyton）极为相似。有专家认为，南越王墓的角形玉杯虽然不是海外舶来品，但是其造型设计很可能借鉴了西方的来通杯。本文将主要探讨南越王墓角形玉杯与西方来通杯之间的关系。

图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角形玉杯

一 国内所见的角形器

图三 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出土的铜匜上的纹饰

图四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青铜钫的持角图

图五 洛阳烧沟汉墓M61壁画上的持角形象

虽然南越王墓的角形玉杯在汉墓中是孤例，但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模仿动物角器的人工制品，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能比较明确用作饮用容器的角杯，比较早的例子是在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出土的一件铜匜，其上刻有佩剑武士持角杯饮酒的图案（图三），图像中的武士持握尖角部位，举起仰头饮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战国早期的青铜钫（编号：故铜2372）刻绘有宫廷宴乐图（图四），其中也有持角饮用的图案；与南越王墓时代较为接近的洛阳烧沟汉墓M61，年代约为西汉晚期，其彩绘壁画描绘了一男子持角杯饮酒的场景（图五）。这三个例子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先秦至西汉古人使用角杯的情况，也证实了使用角杯饮用的习俗早在西汉之前便已出现，但这些图像资料中的角杯为何种材质，暂且不得而知。

图六 浙江长兴鼻子山M1出土的陶角形器

图七 广州汉墓出土的陶角形器

图八 新疆尼雅M1出土的人物纹印染花布

先秦两汉的各地墓葬都有一些不同材质的角形器制品，有以天然动物角制作的角杯，如新疆鄯善洋海墓地M77出土的牛角形杯；也有以青铜制作的，如云南昌宁县大甸山出土的铜牛角形器；还有陶角形器，如浙江长兴鼻子山M1，为春秋时期越国高级贵族墓葬，里面出土了2件陶角形器（图六），长约12厘米，中空内凹，与一批原始青瓷碗同出，疑似酒器；广州汉墓M1134，为南越国贵族墓葬，也出土了15件陶角形器（图七），全部挖空成圆锥形，长度约17厘米，考古报告称其为陶犀角。虽然这些陶角形器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与洛阳烧沟汉墓壁画中的角形酒杯为同类物，但是根据这些陶角形器的长度，与壁画中的角形杯比例相似，不排除为酒器的可能。此外，在新疆民丰县尼雅M1出土了一件人物纹印染花布，年代为东汉时期，所画为一女性双手持捧一角形器（图八），尚无法确认为饮酒器，也有部分出版物称之为“丰饶角”。

上述提及的这些角形器，是否和南越王墓的角形玉杯有直接关系，这是值得探讨的。我们不排除先秦时期人们可能会利用天然的动物角（如犀角、牛角等）经过简单加工制成容器来使用，墓葬出土的这些角形器以及潞河战国墓铜匜、洛阳烧沟壁画中的持角图像很可能是这种行为的延续。相比之下，南越王墓的角形玉杯则是人为的有意加工和再创作，并且很可能是通过另一类参照物来制作，因此和这些角形器以及图像中的角杯是有所区别的。

二 西方的来通杯

古代西方有一种酒器称为来通杯，其主体形状呈角形，最早可能源于古希腊，亚述和阿契美尼德时期在贵族中广泛使用。希腊人把它们命名为“来通”（Rhyton），由希腊语Rheo（流出）派生出来。来通杯使用的地域很广，根据现有出土情况来看，西至意大利所在的亚平宁半岛，东至今伊朗地区，均有发现。来通杯外表像一个漏斗，下端通常有一孔,往酒杯中注酒时需要用手指或其他物品堵住小孔，饮用时松开手指，酒通过来通杯的下端流出，人们仰头而饮。在意大利庞贝遗址的一幅壁画上可以看到来通杯的使用方式（图九）：使用者高举来通杯，酒水从来通杯的尖角处流向饮酒者的口中。这种设计，一方面可能和西方流行已久的饮酒习俗有关；另一方面，酒水通过自上而下的流动，增加液体与空气的混合力度，有醒酒的作用。

图九 意大利庞贝遗址壁画上的饮酒图

实际上，西方俗称的来通杯有多种形态，在探讨南越王墓的角形玉杯与西方来通杯的关系之前，需要先对西方的来通杯稍作介绍。

1.尖角形杯

图一〇 塞浦路斯出土铜碗上的纹饰

图一一 黑海北部出土的金饰片

图一二 亚述的石刻

图一三 亚述的石刻

首先要说明的是，早期的尖角形杯是否属于来通杯，这是有待研究的，不过根据海外的资料，有的地方也把它们称为Rhyton，有的则直接称为Cup。这种尖角形杯整体呈角形，尖底，很可能是来通杯最初的形态，早在希腊迈锡尼时期（公元前16～前11世纪）盎格利安诺斯（EpanoEnglianos）的遗址中便出土有尖角形杯。早期来通杯多为陶制，绘有简单的彩绘纹饰，杯口有的会附一耳。在公元前7～前6世纪的塞浦路斯、黑海北部、亚述等地，通过一些图像实物可以看到，上层贵族中依然流行这种尖角形杯（图一〇至图一三）。这种尖角形杯最大的特点，是出酒位置多在杯口口沿处，而非角处，通过画像中喝酒的动作可以看出其与来通杯的区别。

图一四 意大利庞贝遗址出土的玻璃来通杯

图一五 意大利赫库兰尼姆遗址壁画上的饮酒图

到了古罗马帝国时期，尖角形杯在意大利庞贝遗址、赫库兰尼姆遗址等地多有出土（图一四至图一五），这时期的尖角形杯多为尖角处出水，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来通杯了。

2.动物造型来通杯

图一六 希腊阿提卡的牛首陶来通杯

图一七 意大利鲁沃的狮鹫头形杯

图一八 希腊米洛斯的牛首陶来通杯

这一类杯似乎是从尖角形杯逐渐改良而来的器物，在西方的出版物中有的称之为Rhyton，有的依旧称之为Cup。它们最主要的特点是以动物的头或前半身代替了尖底，出酒位置有的依旧保留在杯口口沿，如希腊阿提卡出土的一件牛首陶来通杯（图一六），时代约为公元前5世纪；再如意大利鲁沃出土的狮鹫头形杯（图一七），时代约为公元前4～前3世纪；有的则在底端动物的吻部设置了出酒孔，最早的一件见于希腊米诺斯，称为牛首陶来通杯（图一八），时代约为公元前15世纪；再如以色列出土的狮头马身形陶来通杯（图一九），时代约为公元前4世纪；再如哈萨克斯坦出土的牛头银来通杯（图二〇），时代约为公元前3～前1世纪。这类来通杯地域分布广，材质多样。值得注意的是，从动物吻部出酒的来通杯，一般无耳。

图一九 以色列的狮头马身形陶来通杯

图二〇 哈萨克斯坦的牛头银来通杯（及局部）

3.复合型来通杯

复合型来通杯有两种形态。

图二一 土耳其埃尔津詹的狮鹫银鎏金来通杯

图二二 黑海北部的羊头纹银来通杯

图二三 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出土的牛头酒杯

第一种，其动物形态的末端与角部是分开制造的，并在动物的胸部或者吻部开一个孔，如土耳其埃尔津詹出土的狮鹫银鎏金来通杯（图二一），时代约为公元前6至前5世纪。但是并非所有此类金属来通杯均有孔，如黑海北部出土的一件羊头纹银来通杯（图二二），时代约为公元前5世纪晚期至前4世纪，它只能通过角形上端口沿饮用。此外，也有两段部位使用了不同材质的，如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出土的一件牛头酒杯（图二三），时代约为公元前6世纪，牛头采用了黄金，而角身为银。这件杯的牛头处也无出酒孔，需要通过杯沿饮用。

图二四 意大利卡普阿的斯芬克斯陶来通杯

图二五 飞马银来通杯

第二种形态为带底座的复合型来通杯。如一件在意大利卡普阿出土的斯芬克斯陶来通杯（图二四），时代约为公元前5至前4世纪，角杯斜穿过斯芬克斯的背部，前端在两脚间露出，杯底有一个长方形黑陶底座，斯芬克斯和底座均用模具制作而成，角杯部分则是拉坯制成；另一件藏于俄罗斯东方民族博物馆的飞马银来通杯（图二五），时代约为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除了杯身带有精美的纹饰外，底部焊接了一个高脚支架，使得杯身可以平稳放置。

三 结语

南越王墓作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形成时期的重要见证，其出土文物包括来自地中海、西亚、东非、南亚、东南亚板块的物品或符号，是海上丝绸之路各大板块互相连通，文化元素开始融合的有力证明，这其中就包含有角形玉杯。角形的设计可以说是模仿西方来通杯的最大特征，这一点与目前中国出土的汉代饮酒容器有本质的区别；其次，南越王墓角形玉杯外部用了多种技法来雕琢夔龙的形象，这种以动物为母题并完全融合于杯形的制作手法，也与西方动物造型来通杯极为相似，而这一特点，令南越王墓角形玉杯与中国同时期的素身角形器有所区别；另外，南越王墓角形玉杯出土时没有发现托座或是残存的痕迹，而纵观汉代同时期常见的饮酒器，比如说卮和耳杯，古人在饮用时端起，在非饮用时可以平稳放置在案上，角形玉杯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角形玉杯在被饮用时直至喝完之前，只能一直手持，这和大多数西方来通杯是一致的（复合型来通杯及少数附有托座的来通杯除外）。

图二六 陕西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玛瑙来通杯

图二七 四川邛窑出土的唐代胡人抱角杯

然而，通过关于西方来通杯的介绍，我们也能看到，南越王墓角形玉杯和西方的来通杯具有明显的区别：比如说材质和纹饰，角形玉杯采用的是玉器，杯身上的动物纹饰也是中国典型的夔龙纹图案；同时，角形玉杯的底部为夔龙的卷尾，而西方来通杯的底部均为动物的首部，而无尾部；当然，最大的区别之处在于其饮酒的位置，南越王墓的角形玉杯为杯口沿处饮酒，而西方来通杯大多则在尖角处饮酒。因此，我们尚无充分证据说明南越王墓的角形玉杯和西方的来通杯具有直接联系，只能把角形玉杯与西方由杯口沿处饮酒的尖角形杯相联系，而它们尚不能称为典型的来通杯。中国国内目前能与西方来通杯作直接联系的出土实物，要迟至唐代陕西何家村出土的玛瑙来通杯（图二六），杯底为牛头，牛嘴为出酒孔，和西方的来通杯一致。此外，在四川邛窑出土的一件唐代胡人抱角杯（图二七），也形象地反映了唐代时期西方来通杯与中国的关系。

最后，中国国内至今尚未出土确凿地来自西方的来通杯实物，且南越王墓角形玉杯也是目前汉代考古出土的孤例，要证明角形玉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目前还有许多问题未能得到确切的答案。西方目前发现的由杯口沿处饮酒的尖角形杯，与南越王墓的玉角杯，年代相隔至少有100年以上，而空间上的跨度则更大，两地之间的脉络存在太多的空白，倘若能在两地之间的地域找到更多的实物资料，并把它们有机联系起来，我们才能证明南越王墓的角形玉杯和西方的尖角形杯或来通杯具有直接联系。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4期

编辑：高文思

审核：耿 坤

监制：朱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