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永杰：上大学，是 77 级大学生共同的梦想，通过恢复高考上大学的人，都非常感激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者邓小平。因为，如果不是通过“科举式”的考试，还是以“举孝廉”式的推荐上大学的话，大部分人是跨不进大学门槛的。

我上大学是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从集体户考上的，在乡下时，生活很苦，大家都拼命地干活，一定要比个高低上下，为的是能第一个从集体户中走出来。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有上大学的名额，能够推荐到我。等到可以抽调回城和被推荐上大学的时候，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也抓住机会考上了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当时是东北最好的大学，考上吉林大学在参加高考的人当中是被人羡慕的。我跟吉大有一儿时的缘分：小时候我妈带我去吉林医大附属医院看病，路过解放大路吉林大学校门时，我妈指着校牌说：儿子，你将来能上这个大学就行。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是我的第一报考志愿，这样的选择出于几个原因：一是上中学时我理科好，尤其是数学好，考试得 100 分是常态。记忆中 1977 年吉林省的高考时间是 11 月 20 日，国庆节我还在集体户看守，节后回长春探亲的同学回来说，今年上大学考试了，谁学习好谁上。离考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想着文科类的地理和历史好复习些，于是就选报了文科。但由于我有着理科情结，就选择了具有理科色彩的考古专业；二是我天生野性，当了二年知青更是野惯了，喜欢在田野中撒欢，喜欢在山山水水中放纵。

现在想起来，当年考大学挺难的，难在积压了十年的学习好的学生都挤在同一年参考，据讲那年的录取比例是百分之五左右；但另一方面讲，当年考大学也挺容易的，我复习备考也没参加什么辅导班，只是把初中和高中加在一起的每门功课的 8 本课本（我们读的是初中和高中连在一起四年制）复习一遍，就信心满满地进考场了。

许永杰：有本科生曾问我，考研究生应该怎样选择？我回答说：我反对为考研究生而考研究生，怎样能考中就怎样选择。首先要看你是否真正喜欢这个专业；其次要看你喜欢的专业的学科发展潜质如何；再次要看报考导师在学术圈里的影响如何，导师是怎样的师承，导师有怎样的学术特点和学术风格。如果你一生决定以学问为业，那在导师的选择上就一定要考虑成熟。

名师在学术圈里都是具有相当影响的，但是其学术出身如何，则大有讲究。中国的学术是讲究学派和师承的，在中国的传统史书中，有一种体裁形式，叫做“学案体”，开创者为黄宗羲等著的《明儒学案》，记述学派渊源和传承系统，学者小传，师友弟子，乃至逸闻轶事。中国考古学为百年历史的新学科，学派传承，师徒脉系尚不繁复。我的导师是张忠培，师公是苏秉琦，据师伯俞伟超讲，苏秉琦是把徐旭生视作导师的。读过金庸《射雕英雄传》的人，都知道江湖上有“南帝北丐东邪西毒”四大高手。四人到后来以西毒欧阳锋头下脚上倒着练的九阴真经最厉害，但是他的功夫并不为武林认可，大家认可的还是当年中神通王重阳的九阳真经功夫。如同武功一样，学术也有正宗和正统。

我对张忠培先生最初的印象是上他讲授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我们读大学时，不像中国史有郭沫若《中国史稿》、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等书可以作为教材，考古学没有正规的教材，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当时编有一本《工农考古知识》，作为一般的考古学通论可以，但是作为断代考古的教材则太过简单。我们所用的断代考古教材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编印的系列考古教材，淡黄色封面，每一册都很薄。讲授断代考古的老师都使用这一套教材，唯独张忠培先生有自己的讲义，是讲授自己的学术体系，他讲授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是横着安排结构的，即区系类型的讲法，绪论之后是陕晋豫地区新石器时代，接着是豫北冀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等。张忠培先生的体例与北京大学教材竖着安排，按着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的时代早晚为序的体例完全不同。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张忠培先生与众不同，他有自己的学术体系”的认识。

我读张忠培先生的硕士与一次火车上的谈话相关。1981 年春节过后，我们班大约三分之二的同学到河北蔚县做毕业实习，从北京换乘去张家口的火车，他和我们学生不在同一节车厢，我到张先生所在车厢找他聊天。他先是问我班上谁学习好，我推荐的几人不全是五分学生，可能与他平时的印象不同。他又问我对考古什么领域感兴趣。我说对历史时期考古感兴趣，具体讲是对边疆地区的历史和考古感兴趣，再具体一点是对壁画和陶俑中出现的少数民族人物的族属感兴趣。他问我都读过什么书，我讲平时我在校图书馆的“解放前期刊阅览室”看书，喜欢顾颉刚、谭其骧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有《东方杂志》、《食货》等。与少数民族族属有关的书主要是正史中的少数民族列传，张星烺主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最后张先生又问我为什么不考研究生，我说“我想早点挣钱，不想让我妈那么辛苦”。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时，岳邦湖馆长找我谈话，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我说想进汉简室整理汉简，或者跟你去临洮跑秦长城调查。他说你是吉林大学毕业的，田野好，还是去大地湾发掘吧，看来馆长他是早已想好了。在甘肃发掘了两个年度的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对新石器时代考古也产生了兴趣。其间，还给张先生写过信，讨教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关系。于是，1983 年报考研究生时，就投到了张先生门下，攻读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1986 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正赶上张忠培先生申请博士生导师资格，当时是想趁热打铁，继续读书，追随先生，成为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但是据讲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导师评定中，因为国内与他资历相仿的人或较他资历为深的人还都不是博导，所以没通过他的博导资格。1989 年，张先生已经调到故宫博物院，吉林大学准备再次为他申报博导，张先生也决定第一批博士生带我和卜工，不想又发生变故。1991年，我调到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离开了考古行当。1998 年，又调到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回到了考古行。2001 年，我 44 岁，自感还有精力读书，就又投到张忠培先生门下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虽然距第一 次有机会读博，到真正读博间隔了 15 年，但是毕竟圆 了博士梦。

许永杰：有本科生曾问我，考研究生应该怎样选择？我回答说：我反对为考研究生而考研究生，怎样能考中就怎样选择。首先要看你是否真正喜欢这个专业；其次要看你喜欢的专业的学科发展潜质如何；再次要看报考导师在学术圈里的影响如何，导师是怎样的师承，导师有怎样的学术特点和学术风格。如果你一生决定以学问为业，那在导师的选择上就一定要考虑成熟。

名师在学术圈里都是具有相当影响的，但是其学术出身如何，则大有讲究。中国的学术是讲究学派和师承的，在中国的传统史书中，有一种体裁形式，叫做“学案体”，开创者为黄宗羲等著的《明儒学案》，记述学派渊源和传承系统，学者小传，师友弟子，乃至逸闻轶事。中国考古学为百年历史的新学科，学派传承，师徒脉系尚不繁复。我的导师是张忠培，师公是苏秉琦，据师伯俞伟超讲，苏秉琦是把徐旭生视作导师的。读过金庸《射雕英雄传》的人，都知道江湖上有“南帝北丐东邪西毒”四大高手。四人到后来以西毒欧阳锋头下脚上倒着练的九阴真经最厉害，但是他的功夫并不为武林认可，大家认可的还是当年中神通王重阳的九阳真经功夫。如同武功一样，学术也有正宗和正统。

我对张忠培先生最初的印象是上他讲授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我们读大学时，不像中国史有郭沫若《中国史稿》、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等书可以作为教材，考古学没有正规的教材，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当时编有一本《工农考古知识》，作为一般的考古学通论可以，但是作为断代考古的教材则太过简单。我们所用的断代考古教材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编印的系列考古教材，淡黄色封面，每一册都很薄。讲授断代考古的老师都使用这一套教材，唯独张忠培先生有自己的讲义，是讲授自己的学术体系，他讲授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是横着安排结构的，即区系类型的讲法，绪论之后是陕晋豫地区新石器时代，接着是豫北冀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等。张忠培先生的体例与北京大学教材竖着安排，按着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的时代早晚为序的体例完全不同。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张忠培先生与众不同，他有自己的学术体系”的认识。

我读张忠培先生的硕士与一次火车上的谈话相关。1981 年春节过后，我们班大约三分之二的同学到河北蔚县做毕业实习，从北京换乘去张家口的火车，他和我们学生不在同一节车厢，我到张先生所在车厢找他聊天。他先是问我班上谁学习好，我推荐的几人不全是五分学生，可能与他平时的印象不同。他又问我对考古什么领域感兴趣。我说对历史时期考古感兴趣，具体讲是对边疆地区的历史和考古感兴趣，再具体一点是对壁画和陶俑中出现的少数民族人物的族属感兴趣。他问我都读过什么书，我讲平时我在校图书馆的“解放前期刊阅览室”看书，喜欢顾颉刚、谭其骧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有《东方杂志》、《食货》等。与少数民族族属有关的书主要是正史中的少数民族列传，张星烺主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最后张先生又问我为什么不考研究生，我说“我想早点挣钱，不想让我妈那么辛苦”。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时，岳邦湖馆长找我谈话，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我说想进汉简室整理汉简，或者跟你去临洮跑秦长城调查。他说你是吉林大学毕业的，田野好，还是去大地湾发掘吧，看来馆长他是早已想好了。在甘肃发掘了两个年度的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对新石器时代考古也产生了兴趣。其间，还给张先生写过信，讨教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关系。于是，1983 年报考研究生时，就投到了张先生门下，攻读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1986 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正赶上张忠培先生申请博士生导师资格，当时是想趁热打铁，继续读书，追随先生，成为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但是据讲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导师评定中，因为国内与他资历相仿的人或较他资历为深的人还都不是博导，所以没通过他的博导资格。1989 年，张先生已经调到故宫博物院，吉林大学准备再次为他申报博导，张先生也决定第一批博士生带我和卜工，不想又发生变故。1991年，我调到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离开了考古行当。1998 年，又调到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回到了考古行。2001 年，我 44 岁，自感还有精力读书，就又投到张忠培先生门下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虽然距第一次有机会读博，到真正读博间隔了 15 年，但是毕竟圆了博士梦。

许永杰：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西北地区是中国考古的热点地区，一些高校的研究生都到西北搞调查和发掘，并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做毕业论文。其中，北京大学邹衡先生的学生徐天进、孙华在陕西，王占奎在甘肃；俞伟超先生的研究生赵化成、南玉泉在甘肃；严文明先生的学生李水城、张弛在甘肃和青海等。吉林大学张忠培先生的研究生李伊萍和我在甘肃和青海。我做甘青地区是因为我有甘肃工作的经历，李伊萍和我是同届研究生，在确定毕业论文选题时，她选了新石器时代，我选了青铜时代。当时做毕业论文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学术目标，只是想不给张先生丢人，不给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丢人，为吉林大学赢得西北考古的一席之地。

许永杰：决定报考张忠培先生的博士生，还未参考前，先生问我读博想做什么题目。我说有两个题目在我的考虑范围：一个是《两合氏族组织的考古学考察》；一个是《西周分封的考古学考察》。第一个题目基 于我硕士论文中观察到的考古学文化的“对子结构”，如齐家文化与马厂文化的匹对，辛店文化甲组与乙组 的匹对，辛店文化与卡约文化的匹对等，这种文化现象的人群背景应是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上的“两合氏 族组织”。第二个题目基于许伟老师与我合作的《周文化形成与周人兴起的考古学考察》中， “周初，与诸侯 分封相伴，周文化播及各诸侯国，渐与各地文化融合， 趋于一统。”一段文字之下的注释，即“参见许伟：《西周分封的考古学考察》”。张先生听后讲，第一个题目不行，你不懂社会考古学。第二个题目好，西周分封是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考古材料的积累已经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发言了。

由于我想三年读完博士， 在进行论文准备时，发 现难度很大，首先是材料量很大，不但要收集西周时 期的周分封范围内的材料，还要收集同一范围商代的材料和东周时期的材料， 其次是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包括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和古文字学。所以，我想 换成仰韶晚期遗存，当我把更换题目的想法跟张先生 谈了之后，他说不要以为仰韶晚期的材料少，一点也不比西周的材料少，但还是同意了我的新题目。我之所以想做仰韶时代晚期的题目，除论文写作的时间因 素外，还有两点：一个是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早年我参与发掘的大地湾遗址第九发掘区就是仰韶时代晚 期 的遗存；一个是我有着难以割舍的“黄河情结”。博士 论文后来在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为该书写的后记加一标题，叫做《写不尽的黄河情结》。论文答辩时，邹衡先生开门就说：许永杰的论文好，标题就好。邹先生说的好是指我使用的黄土高原地理概念。

许永杰：我读的是在职博士，学校规定四年学制，我是用了三年完成的。那三年基本上都是睡办公室的。白天要处理考古所的事务，要撰写七星河勘测报告，200 万字的大报告，连表格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家离考古所大概步行 20 分钟，每天回家吃个晚饭，权当散步，又返回办公室，写博士论文到半夜。那时候没有电子检索，都是纸质版的资料，一篇篇翻找，一篇篇复制，一篇篇画卡片、一个一个地点排材料，我们那会儿下的是笨功夫。那段时间基本没有周六、周日，家里的事也只能全丢给夫人了。我现在教育博士常说的一句话是：写博士论文是要扒层皮的！当时的在职博士，一般都需要读四年 ，但吉大研究生院常务院长吴振武说：许永杰可以提前答辩，他是实打实的，科学出版社的专著就出了两部。于是，三年时间，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当年的答辩地点是故宫博物院，主席是严文明，答辩委员是邹衡、黄景略、林澐、陈雍，答辩秘书是滕铭予。现在的博士答辩再难组成如此规格的答辩委员会了。

许永杰：我导师张忠培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大家，随他读书做研究当然是要做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我的硕士研究生方向就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但是先生经常给我们讲，做中国考古学研究，要从新石器时代做到汉代，下限可以具体到汉武帝时期，要做贯通式的学问。张先生这样的学术理念是和他的学术 师承相关的，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研究领域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苏先生考古生涯起步于陕西宝鸡斗鸡台西周墓葬的整理，顶峰是主要以新石器时代材料为主写成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在做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授时主讲战国秦汉考古课程。苏秉琦先生第一届研 究生带了三人， 杨建芳和张忠培主攻新石器时代考古，俞伟超主攻战国秦汉考古。张忠培先生给我们讲他摸陶器摸到汉代，俞伟超先生的考古学研究向上延伸做到新石器时代，他的《关于楚文化形成、发展和消亡过程的新认识》，将楚文化的起源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而《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则完全属于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内容。我本人的文章主要是研究新石器时代 的 ， 但是《周文化形成与周人兴起的考古学考察》 是属于夏商周时期考古，而《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和《漫谈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方法———从西高穴汉魏大墓的墓主推定说开去》则将触角伸到汉魏时期。

许永杰：从地域角度讲我的考古学研究主要涉及黄河流域、黑龙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我把这样一个地域表述为“三水”。

在我的考古生涯中，三水不仅是三个地理区域，还是三个时间段落。1982 年春，我大学毕业到甘肃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队工作。当年和次年两度参加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掘；1986 年参与主持青海大通黄家寨墓地发掘；1987 年主持民乐东灰山遗址发掘；1987 年和 1989 年两度参与主持山西忻州游邀遗址发掘 ；1998 年调到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主持“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项目和嫩江尼尔基水库黑龙江省淹没区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项目 。2004 年夏，调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2012 年 和 2013 年， 主持粤东黄冈河流域考古人类学调查；2014 年和 2015 年， 参与主持珠三角流溪河流域聚落考古调查。

考古学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从田野里走出去的人，他的学术都是围绕发掘对象开展的，我的许多考古学论文也都与这三个区域的考古活动相关。我把最近选编的个人考古学论文集叫做《三水集———许永杰考古文存》，文集共分为三个部分，有“文化考古学”、“社会考古学”和“理论与方法”，其中文化考古学部分又分为黄河流域、黑龙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中国大的江河流域自北而南主要有四个，即黑龙江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我在黑龙江考古所和中山大学考古专业期间， 也做过长江流域的考古工作，主要是三峡水库建设时期，成果形式主要是考古发掘报告，在编辑论文集时没有收录，所以没有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