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制度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体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有力佐证，兼具多样性、复杂性和神秘性的特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丧葬习俗之间有共性，亦有个性。

“毁器”葬是形式各异的丧葬制度中的一种，其流行时间长、分布地域广。历史、考古资料证明，在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墓葬中就已经发现有“毁器”习俗的现象。鄂温克族至今仍保持着若干原始形态，“不论死者是男是女，其随葬品一律都要砸坏一块，因为传说不砸坏随葬品，就将对活着的人不利”。可见，从史前时期到历史时期，直至今日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毁器葬的习俗，其时间跨度7000年左右。空间上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世界性的，如蒙古、外贝加尔等地皆有发现。所毁器物种类繁多，包括石器、骨器、陶器、铁器、铜器等，既有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又有兵器、装饰品等。

拓跋鲜卑是鲜卑族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支，创造了从森林到草原，进而入主中原的历史性大迁徙。民族成分复杂、多样，故其生产生活、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民族的冲击与融合。内蒙古地区是拓跋鲜卑活动的主战场，留下了众多的拓跋鲜卑遗迹。对已发现的拓跋鲜卑墓葬进行研究，可窥其丧葬习俗之一隅。在现已发掘的四百余座拓跋鲜卑墓葬中毁器习俗亦是早期拓跋鲜卑墓中所常见的，本文仅以内蒙古地区的拓跋鲜卑墓葬中出土的铜镜为例，进行分析、研究。

一 拓跋鲜卑随葬铜镜的特点

由于资料记载不够详尽，此项研究也未能深入进行。从仅有的资料中总结内蒙古地区拓跋鲜卑墓葬随葬铜镜具有以下特点：

1.拓跋鲜卑墓葬中所出土的铜镜大都已残损。拉布达林墓地出土2件铜镜，均残；满洲里扎赉诺尔出土2件铜镜，1件残；商都县东大井出土4件铜镜，3件残；察右后旗三道湾出土11件铜镜，均残；察右后旗赵家房墓葬出土5件铜镜，2件残；托克托县皮条沟墓葬出土1件完整铜镜；卓资县石家沟墓地出土5件铜镜，3件残。拓跋鲜卑墓葬中共出土铜镜30件，其中8件完整，22件残损。残损铜镜占出土铜镜总数的73.3%。

2.随葬铜镜的墓葬基本是每墓一镜。赵家房村和石家沟墓地发掘资料对出土铜镜未做详细的记录，除三道湾M2出土2件铜镜外，其余18件铜镜皆为每墓一镜。

3.对同地、同时期的拓跋鲜卑墓葬随葬品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出土铜镜的墓葬随葬品都相对较为丰富。三道湾M2出土2件铜镜，随葬品包括：三鹿纹金饰牌1，双马纹金饰牌1，B型铜铃1，金片饰1，铁斧1，G型绿松石珠饰1，C型绿松石珠饰1，BI泥质罐1，C型杯1，骨锥1，铜镜1，规矩纹铜镜1。一墓同时出土3件金器，在同期的墓葬中亦是屈指可数的。

4.出土铜镜的墓葬部分因盗扰严重等原因至今无法判定墓主人性别，共有11件铜镜的墓主人经过人骨鉴定性别是可以确定的。其中，1件铜镜出土于男性墓中，7件出土于女性墓中，3件出土于男、女合葬墓中。可见，在可以确定墓主人性别的墓葬中铜镜大部分出于有女性的墓葬。

5.出土铜镜的墓葬的时间区域在公元前1世纪至3世纪末之间，贯穿了拓跋鲜卑迁居“大泽”的途中或“大泽”周围居住时期，经南迁“匈奴故地”途中，至“匈奴故地”南迁西进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随葬铜镜的数量有所递增，尤以中后期数量最多。

图一 汉 连弧纹镜（三道湾M104）

图二 汉 星云纹镜（东大井SDM18）

图三 汉 草叶纹镜（三道湾M118）

6.墓葬中出土铜镜主要为两汉时期流行的连弧纹（图一）、星云纹（图二）、草叶纹（图三）、规矩纹（图四）和四神纹镜（图五）等。

二 鲜卑“毁镜”习俗所反映出的几个问题

铜镜是众多毁器对象之一，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早在齐家文化时期铜镜已经作为随葬品出现。目前出土的毁镜材料虽然不多，但分布范围广，陕西、河南、广东、安徽、江西、内蒙古等地均有出土；时间跨度大，秦、两汉、唐、宋、清皆有发现。

鲜卑族迁徙路线可划分为五期，其中一至三期囊括了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阶段。从以上内蒙古地区拓跋鲜卑铜镜出土情况来看，第一期包括拉布达林和扎赉诺尔墓地，属于拓跋鲜卑南迁“大泽”途中及在“大泽”周围居住时的遗存；第二期包括三道湾一期和东大井墓地，属于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途中留下的遗存；第三期包括三道湾二期、赵家房村、石家沟、皮条沟墓地，为拓跋鲜卑初居“匈奴故地”时期的遗存。第一期出土铜镜总量不多，仅有4件，其中1件完整，3件残损，残损铜镜占总数的75%。三道湾出土铜镜的M2、M22，因其墓葬位置不清楚，暂未作分期外，M1、M104为三道湾二期，其余墓葬均为三道湾一期。第二期可确定三道湾一期6件、东大井4件，共10件，完整1件，9件残损，残损铜镜占总数的90%。第三期共出土铜镜13件，其中6件完整，7件残损，残损铜镜占总数的53.8%。

1.根据现有历史文献及考古资料，尚未发现拓跋鲜卑有制造铜镜的相关佐证；且所见铜镜皆为两汉时期所流行的铜镜样式；出土铜镜的墓葬皆为随葬品较为丰富的墓葬，即便如此，随葬铜镜数量也不多，基本是每墓一镜。可见，铜镜对于拓跋鲜卑而言是较为珍贵的。因此，笔者认为拓跋鲜卑民族自身并不制造铜镜，随葬的铜镜皆是来源于中原的汉镜。

2.从以上内蒙古地区拓跋鲜卑“毁镜”现象的时间来看，第一期，即南迁“大泽”途中或居于“大泽”周围之时毁镜现象已经出现，但较为稀少；第二期，即南迁“匈奴故地”途中出现的数量明显增多，从残损铜镜占总量的比例来看，当时对“毁镜”习俗执行较为严格；第三期出土铜镜数量增多，但残损铜镜占总量的比例却大幅度下降，可以认为“毁镜”习俗在此阶段仍然存在于拓跋鲜卑之中，但执行力度已不似前一阶段严格，说明此习俗在该阶段的拓跋鲜卑已经走向衰落；第三期之后再未发现相关的记载及考古资料出土，“毁镜”习俗消失。由以上变化及各阶段所处的生存地域判断，拓跋鲜卑在原居住地——大兴安岭北段时尚未发现“毁镜”习俗的存在；“毁镜”习俗从离开原居住地，迁往“大泽”途中或居住在“大泽”之时开始出现；初入匈奴故地时增多；随着拓跋鲜卑渐入中原腹地而消失。由此可推，拓跋鲜卑“毁镜”习俗既非源起于民族自身的风俗习惯，也非源于中原的丧葬制度。

3.拓跋鲜卑的“毁镜”习俗来源于匈奴。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墓葬已发掘近千座，其时代主要为公元前2世纪～1世纪，相当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前期，断代的依据是来自于中原的随葬品，如铜镜、钱币、丝织品和漆器、铁器等。其中铜镜的出土比较多见,不仅限于贵族墓，普通平民墓也多有出土，而无论贫富贵贱，随葬铜镜几乎全部都是残片。在蒙古的诺音乌拉、高勒毛都、莫林·托勒盖等匈奴墓地，在俄罗斯的伊利莫瓦谷地、切列姆霍夫、德列斯图依等匈奴墓地都发现了铜镜残片。中国境内新疆哈密市西汉时期的东庙尔沟、和静县东汉时期的吾乎沟口三号匈奴墓地，以及东汉晚期内蒙古东胜市补洞沟墓地、准格尔旗大饭铺、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等匈奴墓地也都出土了铜镜残片。而苏联伊沃尔加城址内出土8片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的铜镜残片，其中1片战国晚期至秦代中原流行的凸弦纹镜是迄今所知匈奴墓内出土的最早的铜镜残片,其年代可早至公元前3世纪末。据此可以断定，匈奴族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毁镜”习俗。期间经历了南北匈奴的分裂，西迁的北匈奴到达新疆仍然沿袭这一习俗，公元2世纪之后“毁镜”习俗开始在南匈奴中衰落。

鲜卑族，特别是拓跋鲜卑与匈奴族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西晋时期，鲜卑族分裂为东、西、北三个部分。东部鲜卑有段部、慕容部及宇文部等；北部鲜卑以著名的拓跋鲜卑为代表；西部鲜卑有乞伏部、秃发部等。关于“拓跋”二字，从目前发现的史料看，两晋之前尚未有该词的记载。成书于5世纪末期的《宋书》，是我们所见有关“拓跋”姓氏的最早记载。《宋书·索虏传》载：“索头虏姓讬跋氏”；《南齐书·魏虏传》载：“魏虏……姓托跋氏。”据《北周李贤墓志铭》“公讳贤……本姓李，汉将陵之后也。十世祖俟地归……知魏圣帝齐圣广渊，奄有天下，乃率诸国定扶戴之议。凿石开路，南越阴山。竭手爪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国拓跋，因以为氏”；《魏书·序记》：“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北史》《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亦都延续了此种说法；《魏书》还载，力微是诘汾迁徙途中与“天女”所生。由《北周李贤墓志铭》可知，北部鲜卑是在“魏圣帝”即圣武帝诘汾时“建国拓跋，因以为氏”的；而《魏书》的记载中“除去神话成分，实际上反映的是拓跋鲜卑自诘汾时起，开始与外族通婚，与外族有血缘关系这一事实。由此可以推测，以拓跋为氏是诘汾时的事”。“从拓跋鲜卑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来看，此族由大兴安岭北段迁到呼伦贝尔大泽之时，我们只能称之为鲜卑，不能称之为拓跋。只有从大泽西迁之后，鲜卑部落已经与匈奴（或高车等）部落相混合，我们才可以称之为拓跋部或拓跋鲜卑”。据以上的记述，我们可以认定，起源于鲜卑山并一路迁徙至匈奴故地的一支鲜卑，在迁徙过程中，与蒙古高原的其他民族，如匈奴、高车等族接触、融合，在圣武帝诘汾时形成一个新的部落，自称“拓跋”，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拓跋鲜卑。可见，拓跋鲜卑的民族成分中有一部分来自于匈奴族。

拓跋鲜卑在其原住地——大兴安岭北段，森山密林之中，狩猎是其主要的生存来源，与外界接触甚少，甚至是没有，一切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皆为民族自身的原始本性。拓跋鲜卑一旦走出原居住地，随着与外界的不断接触、融合，其原始生产生活必然受到冲击。拓跋鲜卑“毁镜”习俗于东汉初年出现。而此时鲜卑族初见史载，其依附于匈奴，受其辖制。鲜卑族每岁必向匈奴交纳牛、马、羊皮和“皮布税”以获得保护，若过时不交则使其妻子没为奴隶，还要随匈奴出兵入塞抄掠汉的边境。随着匈奴政权势力渐弱，南北匈奴分裂、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南下，拓跋鲜卑趁机占据匈奴故地，并吞并匈奴余众十余万落，遂成为草原上新一代霸主。而在“大泽”到匈奴故地途中，及初居匈奴故地时期，拓跋鲜卑“毁镜”习俗盛行，其原因一方面是与匈奴的交流融合进一步加深，匈奴风俗对其影响亦随之深入；另一方面，与中原地域上的逐渐接近，互市的开通，经济往来频繁，使中原物资大量涌入拓跋鲜卑内部，铜镜亦在其列，铜镜拥有数量的增加，也是随葬铜镜数量骤增的客观原因。从拓跋鲜卑“毁镜”葬流行的地域上看，匈奴曾经活跃，后被拓跋鲜卑占据的“匈奴故地”是“毁镜”葬的主要流行地区，而在其进入中原腹地之后，这种葬俗便消失不见了；从时间上看，拓跋鲜卑出现“毁镜”葬是在与匈奴存在依附关系以后，流行于匈奴败北、大量匈奴人融入拓跋鲜卑之时、之后。可见，拓跋鲜卑的“毁镜”习俗与匈奴族存在着并行、承接的关系。故内蒙古地区的拓跋鲜卑“毁镜”习俗是受到匈奴的影响而产生，并延续的一种丧葬制度。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4期

编辑：高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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