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7窟西壁下部北段须摩提女故事画，用很强烈的概括手法完成，突出人物的活动，只取建筑的最具特征的形象，作为环境的说明。其中出现宅第一区，外建城墙一周（图一)。城体赭黄色，似表示土筑，墙顶双线，代表夯土墙上加筑的女墙，女墙上连列城堞，有堞眼。值得注意的是，此城沿墙及转角建了一系列墩台，看来墩台平面在城内外都突出于墙体，同时也高于墙体，上部且向外斜挑而出，上施堞及堞眼。

296窟北壁下部绘须闍提本生故事，画有王城一座（图三）。城方形，前后城墙正中辟方首门，门安在突出于城外的城台内，台上为城门楼，单层庑殿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城墙的后部二转角处设有角台，角台上无建筑，沿墙一周及城台、角台外缘设堞及堞眼。城内建王宫，王宫殿堂和上述两座城门大致对中，形成一条中轴。

从上面所显示的形象，我们注意到以下几点：

王城的平面布局：据考古发掘，在商代中期的郑州就己营建了王城，但平面布局详情已不得而知。最近在湖北黄陂又发掘出一座中商时期的城——盘龙城。《考工记》记周王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似乎注意了均齐对称的概念，但据对周、战国、秦、汉各王城（都城）发掘的实际资料，并没有符合这种理想化的规定。只有到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营建邺都时，才特别强调全城的中轴安排，城市的中轴同时也是王宫的中轴，街道和宫室都依它作均齐对称的布置，结构谨严，分区明显。[1]这种布局方式，是我国都城部署的一次转折，影响深远，后代都城规划,莫不大略如是。曹邺的规划是曹操推行法家路线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反映。

296窟绘制年代较曹邺兴建晚三个多世纪，所绘王城正好反映了中轴均齐的状况，可以说明这一设计思想已远传到了敦煌，或许已经使西北的许多地方性封建政权等竞相仿效。此图是我国最早的反映这种规划思想的形象资料。

城门洞形制：明清实物都是砖石砌成的半圆发券，元大都义和门瓮城城门，则表现了从过梁式木构城门发展到明清砖券城门的过渡形式。在这以前的唐宋城门，都作木结构的过梁式城门。唐宋以前，资料更少，由莫高窟早期这几座城门所显示的，门皆为方首，上横巨木过梁，与汉画象石所示函谷关东门形象是一致的，可见唐宋以前，大约用的都是这种方首门的形式。看来，城门洞的形制是和建造的材料结构有关的。开始时用横木简支梁组成方首门，后来由于需要加大城门跨度，遂在木梁两端加斜木撑持,组成三边形门首，至砖石结构的城门洞开始广泛的使用后，又改为半圆发券。莫高窟早期的资料，给我们增加了了解这一过程的证据。

马面问题：“马面”就是沿城墙所建一系列在平面上凸出于墙面以外的墩台，如今西安城墙还有较完整的遗存。南宋平江府图中也刻有马面。上述图一、图二的墩台，应即马面，是我国最早的马面形象。考之实物，则有较该二窟略早建于413年的夏统万城（陕西横山县西)，史载该城以坚固著称，城以白土蒸熟夯筑之，现遗留残存马面。[2]

显然马面之筑，除加固城体外，主要是为军事防御目的，便于观察和夹击攻城敌兵，我国古来是重视这一点的，如西汉长安、北宋汴京城墙的转折，不能否认在初建时曾有过避免长直墙面不利于防守的考虑。[3]再据《墨子·城守篇》，似乎战国时已有了马面的修筑，[4]其中“行城高城廿尺”可说是图一、二的墩台高出于墙体的说明。又图一的墩台，在城内外两面都突出于墙外，则是马面的又一形式，目的是更加大底面积，以利增髙。至于墩台上部更向外挑出，势为夯土建筑所不能，是否是一种艺术化的画法，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或者是施以相叠的挑梁，以成上大下小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