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奶酪与蛆虫》何以独树一帜 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横渡孟加拉湾》中译本序言朱明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与物、商品与资本等跨过国界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但国家之间的壁垒却随着竞争的加剧而日益森严。一方面，人类社会面临着共同的经济、政治、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强化了民族主义的国家却往往以邻为壑，无视共同的问题，甚至极力摆脱自己应负的责任 ...

《奶酪与蛆虫》何以独树一帜

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

《横渡孟加拉湾》中译本序言

朱明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与物、商品与资本等跨过国界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但国家之间的壁垒却随着竞争的加剧而日益森严。一方面，人类社会面临着共同的经济、政治、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强化了民族主义的国家却往往以邻为壑，无视共同的问题，甚至极力摆脱自己应负的责任。这为我们思考当前的国际问题带来了困境，我们既要顺着全球化的趋势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去考察全球性的自由流动，又不得不正视国家力量的增强及其对流动的限制。这种矛盾几乎出现在世界的各个区域，孟加拉湾周围表现得尤为明显。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于现实的忧虑，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尼尔·阿姆瑞斯的《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一书，从历史的维度追踪了孟加拉湾的人员流动和生态变迁，并且探讨了其当代命运的缘由。作者阿姆瑞斯成长于新加坡，在剑桥大学获得学位，目前是哈佛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为人员、思想、制度的跨区域流动，尤其侧重于对孟加拉湾的研究，兼及移民史、环境史、公众健康史。他的著作还包括《现代亚洲的移民和流散》（2011年）、《国际健康的去殖民化：南亚和东南亚，1930—1965年》（2006年）。他是《现代亚洲研究》《过去与现在》等著名学术刊物的编委会成员，也负责为哈佛大学出版社主编“亚洲的联结”系列丛书，同时还参与编写《新编剑桥印度洋史》第二卷。此外，其2018年的近著《难以控制的水域：雨水、河流、海岸、大洋如何形塑亚洲史》（Unruly Waters: How Rains, Rivers, Coasts, and Seas Have Shaped Asia’s History），也是一部观点新颖、视角独特的著作。

《横渡孟加拉湾》获得2014年美国历史学会关于南亚历史的约翰·理查德奖（The John F. Richards Prize）。同时，该书也是作者对孟加拉湾周边环境变迁史研究的大型项目的初步成果。阿姆瑞斯的生长环境和求学经历促成了其独特视角的形成。剑桥大学多年来对新帝国史、全球史的研究，以及印度学界多年来流行的庶民视角，都使他非常重视底层民众，选择从边缘和底层的角度重述历史，而这些正是该书脱颖而出的基础。

从研究对象来看，《横渡孟加拉湾》这部作品属于区域史或者地区研究。然而，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史和地区研究又有很大的不同。从区域史的角度来看，对于印度洋的研究最早是由于受到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模式的启发而开始的。但是，在最近若干年，由于地中海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生态史、环境史，因此也带动了印度洋研究的转向。从地区研究的角度来看，以往的南亚研究和东南亚研究在研究阵营上是分开的，两者之间很少有交叉。但是在全球化日益迅速展开的当下，这种隔绝开始被突破，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流行的全球史越来越关注流动和联系，而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流动和联系却一直以来很少被关注，或者说，它们一直都被掩盖在国家的阴影下。因此，《横渡孟加拉湾》一书适时地做出了突破，在区域与生态、地区与全球之间进行了综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独树一帜，具有很大的突破性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

从内容上看，该书八个章节，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概述孟加拉湾流动的源起、发展和现状。

在第一章中，作者介绍了孟加拉湾的自然环境，并且追溯了早期历史的发展及其作为这个区域整体性的基础。显然，这是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模式和整体史观的影响，将孟加拉湾视作一个类似地中海的自成一体的区域。这个区域的国家有一些共同的自然因素，譬如季风；也有一些共同的历史背景，譬如6—8世纪帕拉瓦（Pallava）王朝的寺庙建筑和雕塑影响到整个东南亚，9—13世纪朱罗（Chola）帝国借助其强大的商人集团纵横东南亚，成为横跨孟加拉湾的大帝国，并且与孟加拉湾对面的室利佛逝（Srivijaya）帝国以及爪哇的马塔兰（Mataram）王国长期竞争、角逐。在孟加拉湾对岸，还有位于今日缅甸的勃固，它南通锡兰，北接中国云南。另一方面，宋代中国也发展起强大的海外贸易，势力远及孟加拉湾。孟加拉湾的商业活力在公元1000年前后开始的温暖期达到了巅峰。13世纪以后，温暖期结束，亚洲经历了内亚游牧民族的新一波征服。突厥人在北印度建立德里苏丹国，并不断向南扩张，中国也出现了宋元易代。然而，伊斯兰文化在印度的扩展并没有阻碍南印度的泰米尔商人在孟加拉湾的流动。

此外，作者利用印度的神话和中国东晋僧人法显的记载，以及近现代的传说等，展现了孟加拉湾作为早期印度世界的东部边疆的险恶环境。从16世纪起，欧洲人来到这里，进行权力和利益的角逐。同时期也出现了交通方式的变迁。早期的船只航行受季风等条件的约束，但是随着蒸汽船的应用，人们可以逐渐摆脱自然条件的束缚，而20世纪航空和定期航班的开始，更是改善了运输状况。一般人认为前殖民时期的海洋是开放的，而后便被殖民者控制，并被其划定了的边界所阻碍。作者认为这是浪漫化的想法，忽视了以往巨大的海上危险。在作者看来，19世纪以后的殖民时代的确是孟加拉湾人员流动的高潮时期。作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通道，这里有印度教徒、穆斯林、中国人、马来人往来穿梭，其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前现代时期。

在第二章中，作者探讨了近代早期孟加拉湾作为印度洋商业中心的地位。他指出，在欧洲人携带着新的领土、法律、宗教观念到来之前，这里就已经存在一张繁忙的商业网络了，尤其是南印度泰米尔地区的许多地方都与孟加拉湾对岸有着密切的商品和人员流动。而孟加拉湾的两岸也先后经历了伊斯兰化，波斯人、哈德拉毛人在这里有着广泛的流动和分布，泰米尔的穆斯林也在这里到处经商。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15世纪，这个区域内部的商业化导致城市从内陆转向沿海，兴起了一批沿海城市，从吴哥、蒲甘、素可泰等内陆稻作集中地和王权中心转向勃固、马六甲、淡目，港口城市成为重要的新兴力量。从16世纪起，葡萄牙、荷兰、英国先后在这里经营，但是它们都不得不重视这里原先存在的商业习惯和秩序。

除了沿海城市，这里区域性的政治结构也为欧洲人的到来提供了条件。16—17世纪，中世纪的帝国纷纷解体，政治分裂造成各种地方势力自成一体，主要王朝和权力中心并未在空间上彻底完成对后来意义上的国家的统一，还只是处于对边疆的开发和征服过程中。如莫卧儿帝国直到17世纪才进入南印度，彻底征服孟加拉，但仍然面临着许多独立性很强的地方势力。这里的离心势力试图与欧洲人合作，但也招致了权力中心对这些独立政权和港口城邦的兼并潮流。也正是在与欧洲人的竞争中，孟加拉湾的早期现代国家成型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品形式上，相对于马拉巴尔海岸盛产的大宗商品香料，印度环孟加拉湾沿岸的科罗曼德尔海岸的主要商品是棉布，用来换取东南亚的香料。然而，当欧洲人携带白银来到孟加拉湾时，棉布便取代香料成为运往欧洲的大宗商品。此外，印度的大米也是向东南亚出口的大宗商品。

在第三章中，作者探讨了欧洲人到来以后孟加拉湾的变化。18—19世纪，欧洲人在孟加拉湾的东部将其作为“边疆”进行开发，对人力的需求带动了南印度的劳工向孟加拉湾东部的迁移。这种流动主要在槟榔屿、新加坡、锡兰之间进行，有警察、罪犯、工人，也有中国劳工。此外，作者认为城市中的神庙建筑可以表现移民的流动情况，信仰是随之迁移的。当然，在宗教的仪式方面也出现了混杂性，伊斯兰教、印度教、中国宗教之间都互有杂糅，占用共同的空间。由此可以看出，迁移来的劳工之间虽然经常出现分歧，但是他们在某个共同区域居住，相互联系增强，这使其属地性超过了族裔性，共同性超过了差异性。但是，殖民政府却在移民中制造隔阂，将其分成不同的种族（race），如印度人、马来人、华人等，以便管理，从而使原来不分彼此的杂糅关系变成了存在差异性的族裔群体。同这种对人群的划分一道，欧洲人还对空间进行划分，即制造边界。例如，1824年英国与荷兰划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边界时，就丝毫没有顾及两者的历史和文化。从此，位于边界两边说相同语言的人群也开始将对方视作外国人，而原本语言和宗教都不同的人群则彼此成为拥有同一个祖国的同胞。这些正是被欧洲人的到来所改变的。

第四章论述了19世纪起欧洲人对孟加拉湾的彻底改变。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开始在稻作区以外的边疆森林地带进行开发，这带动了非自由劳工的更大规模的迁移。作者认为，这类似于同时期欧洲人往美国新大陆的迁移。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从1870年起，大量印度南部的人口开始迁往孟加拉湾东岸的马来亚和缅甸。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更是大大拉近了孟加拉湾与欧洲的距离，而电报、铁路、轮船的发展则促进了交通。在这种外因的便利条件下，种植业的发展更是促进了移民的流动。尤其是咖啡、茶叶、糖蔗、橡胶等种植业，推动了对劳工的需求。

譬如，马来亚引进南美的三叶胶，非常成功地培育了新的橡胶品种，因此也需要更多的劳工。19世纪80年代起，孟加拉湾内部劳工的迁移成为一种产业，尤其是南印度的泰米尔地区，成为主要的劳工输出地。这些劳工或被贫穷所迫，或是被集体地引进，成为种植园中的契约劳工，其更多的还是非自由的迁徙。在这种迁徙中，工头与种植园主合作，将大量移民带往孟加拉湾对岸。也有大量南印度和孟加拉地区的劳工前往缅甸，但这里不是以种植园经济为主，因此他们会散落在各个行业。基本而言，南印度的泰米尔人会前往锡兰和马来亚，稍北边的泰卢固人和孟加拉人会前往缅甸，他们基本是在同一纬度的范围内进行迁徙。

第五章介绍了移民的生活状况及其身份的变化。在仰光，印度移民占多数，在槟榔屿、新加坡，则是华人占多数，这里成为印度和中国的“城市边疆”。作者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移民在仰光的生活做了细致的描绘，如他们的职业分布、卫生状况、家庭情况等，尤其对处于底层的妓女的辛酸生活和移民家庭的悲惨遭遇花了较多篇幅。作者对以往的宏观研究有一定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将移民抽象成为数据，只谈论网络和流动，却忽视了那么多个体的、鲜活的生命。

20世纪30年代，马来亚的橡胶业极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对东南亚本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诸如交通方式、消费模式、人口构成、族裔分布、阶级情况等。因此，本土原有的以种植园为主的经济面貌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汽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被广泛使用，移民的居住方式、相互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这之上，是移民认同和身份的变化。如马来亚的泰米尔人开始感受到日益增强的印度民族国家的情感，但是他们发现其他族群也在逐渐增强民族主义，马来人开始排斥外来移民，这激发了这些泰米尔移民去寻求公民权。因此，这一认同与他们对印度国家的认同产生了冲突，从而导致认同的断裂，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归属问题。他们面临一个新的任务，那就是必须选择一种身份，并且成为其国家的公民。

在第六章中，作者讲述了孟加拉湾自由流动的结束和国家边界的划定。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危机和萧条之后，孟加拉湾的东部开始对移民持排斥态度，这与同时期的欧洲有相似之处，希特勒正是在这时候反对外来移民。而这与正在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又联系在一起，新兴国家缅甸和马来亚想要通过团结移民反对印度（英殖民政府）的介入，譬如缅甸对印度移民不分族裔和信仰地进行团结，就是为了抵制印度的影响。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发展，强化了对领土的归属意识，而不再是鼓励海洋上展开的自由流动。新兴民族国家极力控制人口的流动，并将人们转换成俯首帖耳的国民，这恰恰与以前的自由流动相反。有意思的是，在疆界关闭的同时，却出现了其他方面的开放性，如劳工不分国别地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然而，民族国家的号召性也在加强，譬如缅甸出现的印度国民军，就在日本占领时期同曾经的殖民者英国决裂并斗争，他们认同印度，将自己的认同建立在母国身上。

在生态环境方面，这时期缅甸和东南亚作为生态的边疆被大规模地开发，日本统治时也利用大量劳工血汗修成泰缅铁路。这里成为向英属印度供应粮食的重要地带，稻米成为联结孟加拉湾周边各地的重要物品。尤其是缅甸和泰国，成为重要的稻米出口国。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出现歉收饥荒时，这里却没有及时地进行粮食支援，尤其是日本控制的缅甸，没有向印度输出粮食，这使孟加拉地区受害深重。这也与这里数个世纪以来人口增加、生态环境恶化、民族国家的划地为界和以邻为壑有关。边疆地带成为印度腹地的粮食供应地，但这里一旦失守，就无法保证腹地的安全了。孟加拉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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