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夏，秦始皇陵兵马俑考古队在陵墓封土西侧78LYL.3陪葬坑的试掘探方内，发现两乘彩绘木车遗迹，两车前后排列，放置于木椁之中。1980年12月，考古人员又从该陪葬坑的另一耳室发现了两乘彩绘青铜车马，即人们熟知的秦陵铜车马。木车遗迹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金银及青铜车马器，这些车马器的形制、大小和纹饰，与秦陵铜车马上装配的车马器近乎相同，材质和数量也基本对应。

秦汉是中国金银器发展史的第一个繁荣期，为隋唐金银器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秦始皇陪葬车马中的金银车马器，是秦代金银器加工和使用的实物例证，开展这批车马器的分析研究，对认识秦代金银器的制作技术和造型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银质车马器

之前关于铜车马制造技术的研究，着重于对青铜本体的分析，对金银车马器的研究非常有限。铜车马修复并放入展柜陈列后，其上的金银器便难以进行观察分析。因此，78LYL.3陪葬坑两乘木车遗迹中出土的车马器，为我们开展秦代金银车马器的单件分析，提供了绝佳的研究对象。

目前来看，早期银器的研究不及金器开展得多，已有的研究多关注形制特点、工艺类型，缺乏材质技术特点及其所反映的生产问题方面的研究。为了进一步了解秦时期的银制品，对出土彩绘驷马木车的银质车马器进行加工痕迹观察及材质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器物的成分材质特点和生产组织模式进行探讨。

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与显微观察的技术手段，对20类173件银质车马器进行了表面制作痕迹观察和成分分析。根据初步分析结果，抽取样本进行扫描电子显微-能谱分析。

通过制作痕迹可知，这些器物呈现出铸造工艺特征，经过了锉磨、打磨、抛光、焊接、钻孔、冲凿等修整加工处理，表面铸造缺陷有补缀痕迹，部分器物表面有刻划符号，少量器物表面符号为錾刻而成。

经分析，银质车马器主体成分为Ag、Au、Cu，另外还有微量的Pb、Fe、Bi、Zn等。根据测试结果，这批银质车马器除极个别Cu含量不足2%之外，其余均为银铜合金，约一半为银金铜合金。其中，数量较多的12类器物的银铜含量，表现出5个小范围的聚集集团， 经统计分析，各聚集集团内器物的银含量无显著差异。

数量较多的12类银器银铜含量散点图

早期阶段的银制品制作高度依赖发达的青铜技术。考虑到这批银质车马器的成分特点与当时可能的炼银技术，这些银制品应当是有意识的合金制品，而非单纯采用冶炼的银进行浇铸。对材料、方法、生产批次这三种会影响器物主要成分特点的可能性分别进行探讨，结合器物制作加工痕迹的特点来看，这些器物可能是由不同的独立生产单元来加工制作的。

虽然秦陵陪葬品在一定范围内的标准化程度很高，总体的生产也有统一的监管协调，但这一时期的银制品生产很有可能并未达到较高的规范程度，不同工匠对银合金的认识也存在差异，这就导致各生产单元在具体的配比掌握和操作细节方面形成差异，为我们通过成分区分不同单元生产的器物提供了可能。主要成分没有统计学差异的器物，应当由相同的单元所生产，发生重叠的甚至有可能采用了同一个坩埚（或熔炉）所熔融的金属制成。这与之前一些相关研究的结论也是吻合的。

有观点认为：作为陪葬品，铜车马、木车马的生产制作更多地是在追求形制的高度真实，不会像实用器生产那样，根据性能需求对合金成分进行刻意调控，且车马及相关配件的生产极为复杂，有可能专门组织了技术高超的攻关团队进行生产。我们认为，这并不与多单元的生产模式相矛盾。从本次分析的结果看，这批银制品的主要成分含量在不同器物之间出现了大范围波动，铸后加工标准也体现出了差异，这应该与多单元的生产模式高度相关。且无论是否存在一个技术高超的攻关团队，车马各零部件的生产制作还是由具体的工匠完成，同一团队内不同分工单元的工匠分别生产某些车马器部件，既可以加快生产进度，也具有更高的适应性，可以降低由意外或困难导致的生产停工风险。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党士学先生的支持，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