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石窟造像组合有着多种考量的因素，除表达佛教的功德观念外，石窟的设计往往还会表达某种宗教思想，也可能是为宗教活动的实践提供场所，敦煌的部分洞窟有着僧人在其中进行佛事活动的迹象，而有的洞窟形制和造像组合即决定了其特有的功能。礼忏是佛事活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将佛教推崇的灭罪、往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时需要在礼忏仪轨的规范下进行，具 ...

　　石窟造像组合有着多种考量的因素，除表达佛教的功德观念外，石窟的设计往往还会表达某种宗教思想，也可能是为宗教活动的实践提供场所，敦煌的部分洞窟有着僧人在其中进行佛事活动的迹象，而有的洞窟形制和造像组合即决定了其特有的功能。礼忏是佛事活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将佛教推崇的灭罪、往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时需要在礼忏仪轨的规范下进行，具有很强的仪式性和规范性，被僧侣和信众普遍接受。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相关礼忏仪轨逐步发展完备。礼忏活动主要是为了灭除罪业、增长功德，进而往生净土，不受轮回之苦。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了一些佛教礼忏仪轨，可以推断礼忏活动在敦煌石窟的实践具备一定的可能性。

　　以敦煌石窟为例，学界对洞窟造像组合与礼忏功能之间的关系已有关注，对该问题研究较为详细的当属杨明芬（释觉旻），杨氏对相关佛教礼忏仪轨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并探讨经变与礼忏法结合的运作，但焦点主要集中在西方净土变与西方净土忏法的关系上①。2010年张景峰由莫高窟第431窟初唐观无量寿经变入手，认为第431窟初唐重修壁画与善导所撰《法事赞》的相关内容完全吻合，可以作为西方净土礼忏的道场②。2012年刘永增、陈菊霞分析了莫高窟第98窟与礼忏的关系，提出窟顶四披千佛、窟顶四角天王与礼忏仪轨有关，认为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功德窟即第98窟是一个忏法道场①。

　　在其他地区的石窟中，也发现了一些洞窟应具备礼忏的功能。张善庆、李晓斌对马蹄寺石窟群千佛洞第8窟与佛教礼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心塔柱右面一壁的绘画题材一方面作为禅观的辅助图像，另一方面又是作为礼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存在②。于向东从佛教礼忏角度，对南北石窟寺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南北石窟寺的过去七佛等造像,可能主要是作为礼拜忏悔的所缘对象③。

　　莫高窟第445窟，《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定为盛唐④，是盛唐时期代表洞窟之一。关注此窟的学者不多，目前仅限于一些针对壁画内容的个案研究⑤。笔者参照相关佛教礼忏仪轨，发现第445窟的形制、造像组合与佛教礼忏活动有着一定关系，根据洞窟南北两壁的造像内容，本文主要从弥勒系礼忏仪轨、西方净土礼忏仪轨出发，尝试以礼忏为中心对第445窟的造像组合与功能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教正。

一、第445窟造像独特的思想

　　第445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段第四层，与第446、444、447、448窟在一个崖面上，敞口前室，短甬道，方形主室，覆斗顶殿堂窟，是唐前期流行的窟形，空间不大，属中型窟。主室西壁开龛，龛内塑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共七身塑像，龛外两侧台上各塑一菩萨。北壁通壁绘弥勒经变，南壁通壁绘西方净土变，东壁门上绘地藏，东壁门南、北与窟顶四披绘千佛。第445窟的造像体现出了独特的思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洞窟主尊尊格

　　主室西壁开龛（图版贰，1），采用绘塑结合的手法。龛内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龛内西壁画婆罗门、三弟子。由于第445窟南北壁呈现出西方净土变与弥勒经变对置的特点，因此有关西壁佛龛内主尊的问题也需要进行考虑。西方净土变与弥勒经变分别为弥陀净土、弥勒净土，从佛教义学的角度出发，西壁佛龛主尊即可定为卢舍那佛，以弥勒、弥陀净土代表卢舍那“十方三世”的境界⑥。但是刘永增将第445窟主尊定名为释迦佛⑦。

　　西壁龛内是采用绘塑结合的手法，龛内塑有七身塑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紧邻主尊两侧绘有两身婆罗门（残损，仅剩下半身可以辨识），考虑到佛本行故事中常有婆罗门外道被释迦牟尼降服而皈依佛教的内容，因此笔者认为西壁龛内的主尊应是释迦牟尼佛。卢舍那佛造像在唐代虽也属流行的题材，但偏重佛教的义理性，强调华严卢舍那的十方三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石窟的功能性。释迦牟尼佛是三身佛中的应身佛，在娑婆世界为众生说法，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更为紧密，被信众尊为本师，并且常常在法事活动的开始作为奉请和礼敬的对象，功能性较强。因此，可以初步认为该主尊更具释迦佛的特性。

　　（二)弥勒经变的独特性和思想性

　　北壁弥勒经变（图版贰，2）通过须弥山来连结上生和下生世界。经变上部绘兜率天宫坐落于须弥山之上，须弥山两侧绘日天、月天。这铺弥勒经变用很大的篇幅来描绘弥勒下生成佛后的阎浮提世界，主尊弥勒佛善跏坐于画面正中，结施无畏印，众菩萨围坐，两旁有天龙八部护法和鬼子母，与左右两组佛、菩萨共同组成弥勒龙华三会。男女剃度罗列于弥勒佛与诸菩萨圣众前，共有六组剃度场景，相对集中，仪式性较强。一种七收、树上生衣、女子五百岁行嫁等弥勒净土的种种美好场景均在此铺经变中表现了出来。

　　第445窟的弥勒经变通过对兜率天宫和弥勒下生后阎浮提净土的描绘表现了上生、下生的信仰，着重表现了弥勒下生世界，弥勒三会是整铺经变的主体，其他情节穿插于弥勒三会之中。

　　与同时期的弥勒经变相比，此铺弥勒经变有着一定的独特之处。

　　首先，剃度图在弥勒经变中是较为常见的内容，但是仅作为经变构图的元素之一，一般不会突出的表现。第445窟北壁的弥勒经变剃度图比较集中，并且有一定程度的放大，应是画工有意突出剃度这一情节。

　　其次，剃度图中的人物得到了较为细致的描绘，剃度的男女装饰不一，表情各异，画工力图将剃度人物的内心世界加以展现。

　　现从造像思想的角度对剃度图像加以分析，剃度是佛教重要的仪式，剃度主要体现了皈依、受戒的思想，剃度图集中罗列于弥勒三会两侧，表达了功德主、信众对弥勒信仰的尊奉和企盼在生前精进修持佛法，命终往生弥勒净土的美好愿望。同时可以给予礼佛观像的信众一定的心理慰藉。剃度图中人物的细节描绘，使得当时社会中来自不同群体的礼佛观像的信众对弥勒信仰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和感悟。

　　（三）“三经合一”的西方净土变

　　在南壁西方净土变（图版贰，3）的定名问题上，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将其命名为阿弥陀经变①，施萍婷先生将其命名为无量寿经变②，王惠民将其命名为没有未生怨的西方净土变（据《阿弥陀经》,或据《无量寿经》,或据《观无量寿经》绘制）③。

　　南壁西方净土变可以分为上中下三段：

　　上段以虚空为主体，绘各种乐器表示天音不鼓自鸣，八组一佛二菩萨乘坐祥云，表示诸佛赴会。

　　中段以水面平台上的西方三圣为主体，主尊阿弥陀佛位于画面正中，趺坐于水上平台莲花座上，左右各一宝幢上立有数身伎乐，主尊身后有三身禽鸟（应是孔雀），左右两侧平台二大菩萨分别为势至、观音，二菩萨身旁绘有宝楼，眷属围坐于三尊周围，三尊身旁绘七宝树。

　　下段以七宝池、宝地为主体，池水中绘有八身化生童子，或坐或双手合掌胡跪于莲花之上，池水中绘数身禽鸟，左右两侧宝地上各有一组一佛二菩萨赴会的场景。

　　笔者在结合经典对图像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此铺经变体现了净土三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融合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化生童子出现，应是受到《无量寿经》的影响①。

　　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无量寿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华中自然化生，住不退转，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无量寿佛，应发无上菩提之心，修行功德，愿生彼国。”②

　　《无量寿经》中提出三辈往生，其中上辈者生前精进修持，专念弥陀，至心发愿，命终时受阿弥陀佛及诸圣众的接引，在西方净土世界的莲花中化生，而其他两部净土经典（《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中则没有直接提及莲花化生的内容。可见，此铺经变中化生童子的出现应是受到了《无量寿经》的影响。

　　2.《观无量寿经》影响下的图像因素

　　首先，弥陀三尊在这铺经变中有所突出，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特点均得到了体现。经变中的主尊阿弥陀佛顶光如珠，莲座绘制精美；左胁侍观世音菩萨头戴化佛宝冠；右胁侍大势至菩萨头戴宝冠，顶部肉髻有一宝瓶。

　　净土三经中，《阿弥陀经》篇幅较短，并未对弥陀三尊的特点进行描述；《无量寿经》中对弥陀净土的种种庄严进行了描述，提及了西方净土世界的两位大菩萨——观音、势至：

　　佛告阿难：“彼国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普欲度脱一切众生。阿难！彼佛国中,诸声闻众身光一寻，菩萨光明照百由旬。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二名大势至。是二菩萨于此国土修菩萨行，命终转化生彼佛国。”③

　　但《无量寿经》中并未大篇幅具体阐释阿弥陀佛的形象特点，对观音、势至二菩萨的形象也没有作过多的阐释。

　　《观无量寿经》宣扬了通过观想弥陀及西方净土往生西方的修行法门，共有十六种观想方法，称为十六观。因观想需要具象的文字描述，因此《观经》通过叙述十六观中的第十观观音观、第十一观势至观，详细地描述了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形象特点。观世音菩萨所戴天冠中有一立化佛，大势至菩萨头戴天冠，肉髻中有一宝瓶，普现佛事④。经变中所描绘观音与势至的形象特点可以很好的与《观无量寿经》相对应，应是受到了《观无量寿经》的影响。

　　其次，弥陀两侧绘有二宝幢，也与《观无量寿经》有着很大关系。

　　《观无量寿经》明确指出西方净土世界教主阿弥陀佛莲座旁的宝幢：

　　佛告韦提希：“……於其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宝幢，一一宝幢，如百千万亿须弥山，幢上宝幔，如夜摩天宫，复有五百亿微妙宝珠，以为映饰。”①

　　《观无量寿经》提到了四柱宝幢，而经变中仅绘出二宝幢，应是画工出于对画面总体布局的考量而进行了取舍。因此可知，观音、势至二菩萨的形象特点、宝幢的出现是受到了《观无量寿经》的影响。

　　3.《阿弥陀经》影响下图像因素

　　主尊前部池水中绘有三身禽鸟，已变色，较难辨识，应属凫雁、鸳鸯类水禽。主尊后部绘有三身禽鸟，较好的保存了原貌，笔者认为应是孔雀。净土三经中，对西方净土世界中的禽鸟均有所提及，《观无量寿经》中第五观、第八观、第十二观均有对禽鸟的描述，第八观中更是提到了“凫雁、鸳鸯皆说妙法”②，但并未提到有关孔雀的内容。

　　孔雀这一形象出现在西方净土世界中，在净土三经中仅见于鸠摩罗什译出的《阿弥陀经》：

　　复次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鹄、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畅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③

　　可见《阿弥陀经》具体指出了西方净土世界的禽鸟的种类，经典中提到的孔雀内容可以很好的与经变中的孔雀图像相对应，南壁的西方净土变应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阿弥陀经》的影响。

　　净土三部经互相有影响,三种净土变也互相有影响,这当然是无争的事实④。不难看出，南壁西方净土变应不是单一依据某一部净土经典绘制，而应是融合了《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进行绘制，很好地体现了净土三经交错影响下的融合趋势，同时也反映出盛唐时期西方净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盛行。

　　（四）千佛思想

　　东壁门南北及窟顶四披绘千佛，谢稚柳先生定名为贤劫千佛⑤。由于窟顶残毁严重，我们无法针对窟顶四披千佛进行具体分析，仅能从保存情况较好的东壁门南北的千佛图像入手。

　　东壁门南北千佛，身光、头光呈圆形，呈交叠状，双手禅定印，袒右袈裟，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无榜题。

　　梁晓鹏对莫高窟千佛图像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千佛图像具有交替性的特点，即千佛图像为了实现“光光相接”的视觉效果、丰富表达内容和避免单调的千佛个体形象，往往通过千佛个体的组合特征在形式和色彩两个方面的交替变化而形成所谓的数个一组的图像单元，形式上的交替变化通常是袈裟样式、手印即头光和背光中的图案；色彩上的交替变化出现在华盖、莲座、头光、背光、袈裟和榜题中①。

　　第445窟东壁门南北的千佛图像即符合这种交替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背光的色彩交替变化上，属两身一组。千佛整齐有序的集中排列，体现了“光光相接”的特点。

　　千佛图像是莫高窟各时期洞窟较为常见造像题材，千佛与一些大型经变画相比虽显得十分简单，但也有着很强的思想性。千佛是信众礼敬的对象，这与千佛图像出现在洞窟中有着直接的联系，洞窟是礼佛观像的重要场所，千佛作为礼敬的对象也便很自然的出现在洞窟中，同时绘制千佛也是表达佛教功德观念的一种常用方法。莫高窟第445窟所绘制的千佛并没有榜题，即没有以榜题的形式一一写出千佛的名号。笔者认为，若作为表现千佛信仰和以礼敬千佛为主要目的的千佛图像，应会写有榜题，明确千佛的名号，使得信众在礼敬千佛的过程中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和感悟。

　　因此，笔者推断，窟内的千佛应还有其他的功能。沙武田先生对敦煌石窟千佛造像及其所具有的思想性和功能性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千佛除了构成信众礼敬的对象外，还往往是信众行善事、积功德、发弘愿、勤修精进的见证，往往扶持、提携或教导修行者②。结合窟内弥勒净土变、西方净土变对置的造像组合，第445窟的千佛造像的功能性与思想性应更偏重于见证功德、提携修行者这两个方面。

　　（五）莫高窟唐前期仅见的东壁门上地藏坐像

　　东壁门上所绘地藏菩萨像（图版贰，4），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此身地藏菩萨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独特之处：

　　1.出现的位置

　　东壁门上这一位置十分特殊，沙武田先生提出“敦煌各时代洞窟空间位置关系中，东壁门上所出现的题材往往具有时代特性或与洞窟中心思想关系密切③。”东壁门上这一位置，造像内容相对变化较大，各种尊像画、供养人像常出现于此，往往和功德主有一定关系。地藏菩萨像出现于东壁门上这一位置，应是与当时地藏信仰十分流行有关。

　　2.坐姿

　　此地藏菩萨像是莫高窟现存唐前期唯一一身地藏坐像。地藏菩萨着袈裟，比丘形，双手持火焰形摩尼宝珠，半趺坐，四周绘有十身佛像（左右各三身，上方四身），应是象征十方诸佛。根据王惠民的研究，《十轮经》系地藏单尊像的主要特征是比丘形和托宝珠，初步判断这身地藏像属于十轮经系地藏像④。《十轮经》译出的时间很早，北凉时就已经译出，失译者名，题名《大方广十轮经》。进入唐代后，玄奘重译《十轮经》，新译出的《十轮经》题名为《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玄奘给这部经的定名是值得关注的，将地藏的名号置于经名中，十分有力地推动了地藏信仰的发展。十轮经系地藏像应还与隋唐时期兴起的三阶教有关，三阶教以末法思想为根基，提倡不念弥陀，只念地藏，奉持《十轮经》，但是《十轮经》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地藏菩萨的坐姿，因此半趺坐地藏并没有经典的依据。

　　若换一个角度，从佛教造像的源流上看则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半趺坐地藏在唐代关中地区的石窟造像和龙门石窟的造像中均有出现。半趺坐地藏在唐代应是比较流行的造像题材，考虑到粉本的流传和盛行的时间，因此其粉本出现的时间应当更早。

　　唐益州郭下法聚寺，画地藏菩萨，却坐绳床垂脚，高八九寸。本象是张僧繇画①。

　　益州法聚寺地藏菩萨，“坐绳床垂脚”，这种坐姿应是半趺坐。可见在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半趺坐地藏造像。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张僧繇在南朝的地位，“天监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②。”可以看出张僧繇并不是一位普通的民间画家，而是官宦之家，并且深受梁武帝赏识器重。因此可以推断，张僧繇在益州法聚寺所绘的地藏菩萨很有可能是官方行为，而在南朝梁武帝时期半趺坐地藏的造像题材可能就已相当盛行。

　　另外，从坐姿的角度看，半趺坐的尊像，一般来看是释迦、弥勒。按照《十轮经》中的记载，地藏菩萨是释迦灭度，弥勒下生前的末法浊世中救度六道众生的角色。采取之前仅释迦牟尼及弥勒特有的半跏趺坐姿，在一定程度上也暗合了地藏在“前佛既往，后佛未兴”的末法时代的特殊地位③。

　　3.地藏和千佛组合

　　莫高窟唐前期地藏造像多是以地藏、观音进行组合，还发现了地藏与药师的造像组合。无论是观音与地藏还是药师与地藏，其思想性均十分明晰，反映出救诸苦难、荐亡追福的思想。第445窟东壁门上绘地藏，东壁门南、北均绘千佛，是将地藏与千佛进行搭配组合，这样的造像组合也应有独特的设计意匠。

　　佛教的三世三千佛观念，使千佛在洞窟中可以很好地表现佛教的时空观。从造像思想的角度来看，千佛多与灭罪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而地藏经典《十轮经》中则多次出现“罪”、“忏悔”的字眼，并且明确提出：

　　若有众生造作诸恶十不善业，能称地藏菩萨名号一心归依者，一切结、使、烦恼消灭，远离十恶成就十善，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兴利益心。④

　　根据《大方广十轮经》，众生称地藏名号，一心皈依，便可灭除罪业。这样一来，地藏便与千佛共同具有了灭罪的功能，地藏与千佛二者的造像组合应是为了突出表现灭罪思想。

　　4.小结

　　目前还不能确定第445窟东壁门上地藏像就一定与三阶教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三阶教在弘法的同时，为地藏信仰的盛行做出了贡献。在《十轮经》中，地藏在释迦灭度，弥勒尚未成佛的末法时代扮演着“救度者”的角色，其救度六道所现化的种种神通，与《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的观世音菩萨十分相似。

　　尽管目前来看，第445窟东壁门上的地藏像应属于十轮经系，但并不能只根据单一一部经典对其进行考虑，地藏信仰的盛行与稍晚译出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地藏菩萨本愿经》由实叉难陀译出。与《十轮经》类似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中地藏菩萨仍是末法时代的救世主，救脱六道诸苦难。而与《十轮经》不同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更加侧重于地狱的救度。由此地藏即具有了双重身份，既可以满足现世救度，又可满足荐亡追福。因此地藏信仰在唐代比较流行。

　　而结合第445窟的造像组合进行考虑，南北两壁净土变均是宣扬命终往生净土的思想，东壁门上的地藏菩萨像则应具有现世救难的意义。

二、唐代净土信仰与相关礼忏法

　　由于第445窟的开凿时间为盛唐时期，因此应将该洞窟置于其所在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量。第445窟南北壁分别绘有西方净土变与弥勒经变，这应和唐代盛行的西方净土信仰、弥勒净土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唐代西方净土信仰与相关礼忏法

　　西方净土信仰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的几代义学高僧的推崇和发展，已经比较完备。进入唐代后，西方净土信仰十分盛行。

　　唐代西方净土信仰的盛行，与初唐大弘净土信仰的善导有着密切关系。善导师从道绰，后入长安大弘净土信仰，常在光明寺说法，写弥陀经数万卷①。佛教诸宗派多注重于自身的修持，以求获得解脱。而善导则提出“他力本愿说”，主张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续高僧传》记载善导在光明寺中：

　　有人告导曰：“今念佛名定生净土不？”导曰：“念佛定生”。②

　　足见善导对于他力本愿说的推崇。他力本愿说使得往生西方净土成为了较为容易的修行法门，也为西方净土信仰获得大量信众的尊奉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他力本愿说是善导思想的重要基础，其主要思想均是由他力本愿说作为支撑的依据。

　　除他力本愿说外，善导还提倡凡夫入报土论。凡夫入报土论，主要体现于善导的《观无量寿佛经疏》中：

　　又看此《观经》定善，及三辈上下文意，总是佛去世后，五浊凡夫，但以遇缘有异，致令九品差别。何者？上品三人，是遇大凡夫。中品三人，是遇小凡夫。下品三人，是遇恶凡夫。以恶业故，临终藉善，乘佛愿力，乃得往生。到彼华开，方始发心。何得言是始学大乘人也。若作此见，自失误他，为害兹甚。今以一一出文显证。欲使今时善恶凡夫同沾九品，生信无疑，乘

　　佛愿力，悉得生也。①

　　善导认为九品皆为凡夫，均可命终时往生弥陀净土，并且再次提出了“乘佛愿力”，即他力本愿说。善导的凡夫入报土论使得西方净土的大门向世俗大众敞开，为众生入净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善导所提出的凡夫入报土论与他力本愿说，为社会民众普遍接受西方净土思想提供了可能，并且极大地推动了唐代西方净土信仰的流行。

　　进入唐代后，莫高窟西方净土变数量激增，而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都城长安的寺观中也出现了大量表达西方净土思想的壁画：

　　光宅寺……尹琳画西方变……兴唐寺……西壁西方变，亦吴画……安国寺……西壁西方变，吴画。②

　　常乐坊赵景公寺……三阶院西廊下，范长寿画西方变及十六对事，宝池尤妙绝③。

　　长安作为当时政治文化的中心所在，城内寺院大量出现的以西方净土为题材的壁画，很好地说明了西方净土信仰在唐代被僧俗两界普遍接受。

　　与此同时，西方净土世界教主阿弥陀佛成为唐代民间佛教造像的重要题材，常与荐亡追福相联系。

　　大周圣历元年岁次戊戌叁月辛酉朔拾贰日壬申，何行感于洛州城东北去城门漆里，敬造石浮图一所、漆劫阿弥陀佛壹区并二菩萨，普为漆代父母、壹切先亡永离苦海，得往生西方拾戒圆满。④

　　弥陀造像与荐亡追福联系紧密，很大程度上与弥陀作为西方净土教主能够接引命终之人往生净土，摆脱轮回之苦有关。

　　随着西方净土思想的盛行，西方净土礼忏法也得到了发展。善导以其净土理论为基础，为西方净土思想创设了特有的忏悔体系。善导对忏悔的重视反映在其著述中，在他的五部九卷著作中，到处可见忏悔、惭愧、悔过等字眼，足见忏悔思想是善导净土教的另一个重心⑤。善导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代的思想，同时吸引了部分净土经典和相关论著的内容，创制出一套较为完善和成熟的礼忏仪轨。

　　根据杨明芬的研究，善导著有四部西方净土礼忏仪轨:《法事赞》、《往生礼赞》、《观念法门》、《般舟赞》⑥。其中当属《法事赞》的内容最为丰富，结构最为完整，分为上下两卷，下卷大篇幅转读《阿弥陀经》，足见善导个人对《阿弥陀经》的推崇，同时融合了《无量寿经》与《观无量寿经》的部分内容。《往生礼赞》具体由六时礼赞组成，分别为：日没礼赞、初夜礼赞、中夜礼赞、后夜礼赞、晨朝礼赞和日中礼赞，是善导依净土经典及前人所作糅合自身观点而撰写。《观念法门》是由善导根据观佛三昧法和念佛三昧法而作，均有相关的经典依据。观佛三昧法出自《佛说观无量寿经》和《观佛三昧海经》；念佛三昧法源自《般舟三昧经》。《般舟赞》的内容相对简单，从结构上看主要是由偈赞组成，来阐释般舟三昧，没有实际的仪轨次第。

　　盛唐时期丝绸之路畅通，造像粉本从以长安为中心的区域流传至敦煌，“长安样式”出现在敦煌石窟的造像中。第445窟营建于盛唐时期，善导的西方净土礼忏仪轨已经完成，有足够的时间从善导弘法的长安流传至敦煌地区，时间可以很好的衔接。由于善导的四部礼忏仪轨均是善导依据净土经典而作，而第445窟南壁的西方净土变融合了净土三经的一些特点，若将石窟的礼忏功能考虑进去，那么二者之间应有一定的联系，石窟作为礼忏的场所，壁画所绘出西方净土世界应对进行礼忏的僧俗大众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善导之后，唐代宗、唐德宗时期的法照亦有西方净土礼忏仪轨传世。因与本文研究的盛唐时期营建的第445窟关系不大，在此不赘。

　　（二）唐代弥勒信仰与相关礼忏法

　　弥勒信仰主要分为上生、下生两部分，上生往生至兜率天宫，下生则往生至弥勒下生成佛后的阎浮提世界，上生信仰与下生信仰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宣扬上生信仰的弥勒经典中包含有下生的内容，南朝刘宋沮渠京声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中明确提到：

　　如是等众生若净诸业行六事法，必定无疑当得生于兜率天上值遇弥勒，亦随弥勒下阎浮提第一闻法，于未来世值遇贤劫一切诸佛，于星宿劫亦得值遇诸佛世尊，于诸佛前受菩提记。①

　　信众通过自身的精进修持，命终往生兜率天，逢弥勒菩萨，后随弥勒下生阎浮提听闻正法。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弥勒经典的译出，社会时局的动荡，弥勒信仰逐步被下层民众普遍接受。

　　进入唐代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弥勒信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弥勒信仰被武则天当作政治工具加以利用：

　　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浮提主。②

　　在统治者的认同之下，弥勒信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弥勒信仰还受到了唐代高僧的推崇，玄奘即向往弥勒净土。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

　　又录造俱胝画像弥勒像，各一千帧。又造塑像十俱胝……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请。共诸有情同生睹史多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五上菩提。③

　　玄奘大量造弥勒塑像、画像，企盼往生兜率天，愿随弥勒下生，可见玄奘对弥勒信仰的推崇。玄奘作为唯识宗的开宗祖师，其弥勒信仰应被弟子所继承，玄奘的弟子窥基便是其中之一，撰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赞》两卷。

　　传持律宗的道宣也向往弥勒净土，期盼上生兜率，“（龙朔）二年十月三日。宣律师于终南山顺寂。众闻天人同声请归弥勒内院”①。

　　义净重译弥勒经典，以偈颂形式译成《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偈颂形式更利于普通民众接受。以弥勒为主要题材的壁画，也在同时期出现在都城长安的寺院中。

　　千福寺……弥勒下生变。韩幹正画，细小稠闹。……敬爱寺，佛殿内菩萨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为样。东间弥勒像，西间弥勒像……东西两壁西方弥勒变。②

　　弥勒也是唐代民间造像的主要题材，从题记上看民众造弥勒像大多是以祈福、作功德为目的：

　　佛弟子唐德感敬造弥勒像一铺，为内亲自身妻子合家及法界，共同此福。显庆四年四月十五日功□。③

　　随着弥勒信仰的不断发展，相关礼忏仪轨也在义学高僧的努力下，逐步发展完备。玄奘除了通过造弥勒像、建塔、洗浴、布施等方式推崇弥勒信仰，还十分重视礼忏，为弥勒系礼忏法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及礼忏之际，恒发愿上生睹史多天，见弥勒佛。除翻经时以外，若昼若夜，心心相续，无暂休废。从翻大般若讫后，即不复翻译，唯行道礼忏。④

　　唐以前及唐代的弥勒系礼忏文并不多。根据汪娟的研究，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六件唐代弥勒系礼忏文，分别为：B.3451V、S.5433、S.4451、S.8656、P.3840、дx.144，其中B.3451V、S.5433、P.3840首尾完整⑤。如P.3840：

　　愿共诸众生，往生弥勒内院。稽首的依法，六事最堪修，得生弥勒院……稽首昄依僧，三明俱六通，龙花希受记，三会愿相逢。

　　可见虽题名为《上生礼》，其中也包含有下生的内容，显然按上生礼的仪轨次第开展的礼忏活动，目的不仅限于忏悔灭罪，往生兜率天宫，还包含随弥勒下生至阎浮提世界，逢遇弥勒龙华三会。

　　窥基还撰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赞》两卷，无仪轨次第，依据沮渠京声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经文每一句后附有赞语，内容为礼赞弥勒，主要体现了上生思想。

　　第445窟北壁通壁绘弥勒经变，将上生世界与下生世界相结合，用须弥山顶云霄中的宫殿表现弥勒补处的兜率天宫，用极大的篇幅表现弥勒下生后的龙华三会，在画面中穿插了下生世界的种种美好场景，如一种七收、树上生衣、女子五百岁行嫁等。从第445窟的造像组合上看，该洞窟包含着两种净土思想，若将西方净土礼忏仪轨与南壁的西方净土变相联系，那么也应可将弥勒系礼忏仪轨与北壁的弥勒经变相联系。

三、礼忏活动在第445窟的实践

　　（一）第445窟的位置

　　首先，石窟在崖面的位置所在（图1），是礼忏活动在石窟实践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善导所撰的西方净土礼忏仪轨《观念法门》中“念佛三昧行仪”要求：“（修持者）于道场中昼夜束心相续，专心念阿弥陀佛，心与声相续，唯坐唯立，七日之间不得睡眠。亦不须依时礼佛诵经，数珠亦不须捉。但知合掌念佛，念念作见佛想①。”可见修持念佛三昧行仪，需不间断念佛、礼佛、诵经，连续七天不得睡眠。因此修持此法门的场所应尽可能的安静，使修持者不受外界的干扰和影响。

　　莫高窟第445窟，从崖面位置上看，位于莫高窟南区中段最上层，同一层面上包含第445窟在内仅有五个洞窟，若在此窟进行礼忏活动，则不易受到其他信众和礼佛人士的干扰和影响。

　　图1第445窟崖面位置图（采自马德《莫高窟史研究》）

　　

　　（二）洞窟空间因素

　　其次，礼忏活动在石窟的实践过程中，还需要考虑窟内的空间问题。针对礼忏窟的空间问题，前人已有深入的研究，杨明芬结合礼忏仪轨，从跪拜、行道的角度对礼忏窟的空间需求进行了细致的分析②。

　　礼忏是一种多人共修的法门，窟内空间若过于狭小，则不能满足礼忏活动的要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礼忏活动的正常开展，因此洞窟的空间因素对于礼忏活动在窟内的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善导所作的《法事赞》就对行道这一环节就非常重视。《法事赞》共二卷，卷上名为《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卷下名为《安乐行道转经愿生净土法事赞》。可知“行道”是《法事赞》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是善导礼忏法门重要的程序之一。

　　奉请既竟，即须行道七遍，又使一人将华在西南角立。待行道人至即尽行华与行道众等，即受华竟不得即散。且待各自标心供养，待行道至佛前，即随意散之，散竟即过至行华人所。更受华亦如前法，乃至七遍亦如是。若行道讫即各依本坐处立，待唱梵声尽即坐。③

　　《转经行道愿往生法事赞》中“行道七遍”，体现了善导对“行道”的重视，同时反映出礼忏活动对于礼忏场所的空间需求。

　　在进行一些礼忏活动时还需摆放供品和装饰道场，这对洞窟的空间有着同样的要求：

　　庄严道场，别安唱经座，列幡华等如上法。安功德天座在佛座左，道场若宽更安大辩座，

　　四天王座在右，诸座各烧香散华。尽力营果菜，又别饤一盘杂果菜，拟散洒诸方。①

　　供案、花烛、供品都会占用洞窟的空间，如若洞窟的空间过于狭小，则不适合作为礼忏活动的场所。

　　因此如若在窟内进行礼忏活动，窟内必须有着足够的空间。莫高窟第445窟东西长5.2米，南北宽5.2米，面积为27.04平方米，西壁龛内进深2.2米，龛内前部宽3.3米②（图2）。可以满足礼忏活动的空间需求，西壁龛内完全有摆放供物、花烛的空间。

图2第445窟平面及剖面图（采自石璋如《莫高窟形（二）》第145页，图一八五）

　　（三）礼忏仪轨与造像内容的关联

　　若在窟内进行礼忏活动，窟内的造像内容应与相关礼忏仪轨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初唐时期，重修后的莫高窟第431窟就成为了进行西方净土法会的道场，其造像内容与善导的四部礼忏仪轨之一的《法事赞》全部吻合③。可见初唐时期，善导法门就已经在敦煌传布，并且出现了专修西方净土忏法的道场。

　　笔者依据第445窟内南壁西方净土变与北壁弥勒经变的造像组合，结合窟内造像内容与礼忏仪轨分析，认为此窟应具备开展礼忏活动的功能。

　　1.作为礼忏护法的西壁龛内二天王塑像

　　《法事赞》一开头便提到奉请天王降临道场：

　　奉请四天王，直入道场中。奉请师子王，师子亦难逢。奋迅身毛衣，众魔退散去。回头请法师，直取涅槃城。④

　　可以看出在进行西方净土礼忏活动时，第一步便是要请护法神众降临道场，达到结界的效果，使邪魔外道退散，并且还具有见证功德的作用。窟内西壁龛内塑有二天王，因龛内空间不足，不具备塑四身天王的条件，但龛内二天王也起到了护法结界的作用。因第445窟有前室，但早年坍毁，笔者推测第445窟前室也有可能绘有天王图像。

　　2.千佛图像

　　《法事赞》中还提到，奉请十方诸佛降临道场，见证功德：

　　归命十方诸佛龙宫法藏舍利真形菩萨大士缘觉声闻等，现在道场证明忏悔。①

　　而第445窟窟顶四披、东壁门南北均绘千佛。（东壁门南北千佛，身光、头光呈圆形，呈交叠状，双手结禅定印，袒右袈裟，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从千佛的功能上看，千佛是信众的礼敬对象，具有提携修行者，灭罪的功能；同时，常常扮演着见证者的角色。《法事赞》中所提到的内容可以与千佛图像很好的对应起来。

　　3.南壁西方净土变

　　上文在分析经变内容时，提到这铺西方净土变中，主尊弥陀前部的水池中，集中绘有数身化生童子，《法事赞》中则多次出现“愿往生”的字眼，突出表达了往生西方净土的诉求。至于《法事赞》中对西方净土种种庄严的描述则体现在南壁西方净土变之中。在礼忏法会开始时，信众应是先向西壁礼敬释迦佛，再面向南壁西方净土变进行礼拜，至心忏悔，回向发愿。

　　同时这铺西方净土变还具有《观无量寿经》的一些特点，因此还可以修持善导所著的《往生礼赞》中的《日中礼赞》。《日中礼赞》中规定的仪轨次第，除了礼忏仪轨中常规的礼佛、供养、回向、忏悔外，最为独特的便是礼十六观，而且是依照十六观所作。“第六沙门善导愿往生礼赞偈。谨依十六观作。二十拜当日中时礼②。”偈颂可以与十六观相对应。

　　第445窟中南壁西方净土变，虽未明确以条幅式等直观的形式绘出十六观的内容，但这铺经变本身已融合有《观经》的内容，具体分析上文已经提到，在此不赘。因此也可以依南壁西方净土变修持《日中礼赞》，图像起到了辅助礼忏活动开展的功能。

　　4.北壁弥勒经变

　　根据第445窟的南北壁的两铺经变，可以看出此窟包含着两种净土思想。从礼忏的角度进行考虑，也应可以依北壁的弥勒经变和弥勒系礼忏仪轨进行礼忏活动。

　　由于窟内北壁的弥勒经变将上生下生同绘于一铺，而《上生礼》中除了宣扬上生信仰外，也将下生信仰融合于其中。因此可以依据《上生礼》在窟内开展相关礼忏活动。

　　从功能上看，北壁弥勒经变对礼忏活动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其所绘上生世界高居于须弥山顶的兜率天宫；下生世界龙华三会、一种七收、树上生衣、女子五百岁行嫁等净土的种种美好景象，给予信众最直观的展示，使得信众在礼忏过程中对弥勒净土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能够至心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5.供养人像

　　南北两壁经变的下部均绘有多身供养人像，磨损严重，现已漫漶，无法识别。根据伯希和的记载第445窟“侧壁和前壁下部的男女供养人像似乎均属于唐代，尽管磨损甚重③。”

　　供养人像出现于两铺净土变的下方，反映了强烈的往生意愿，不仅很好地表达了供养人虔诚的信仰，还表达了供养人与信众希望通过开展礼忏活动，从而增长功德、灭除罪业，最终命终时不堕恶道，摆脱轮回之苦，往生极乐净土的美好愿景。

四、结语

　　莫高窟第445窟崖面位置与空间形制均可满足礼忏仪轨的相关要求，为礼忏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必要前提，使得礼忏活动在第445窟的实践成为可能；窟内的造像内容也可与相关礼忏仪轨对应，并且为礼忏活动中的观像环节起到了辅助作用。以佛教礼忏作为石窟研究的切入点，对认识礼忏仪轨在敦煌石窟的实践、石窟营建与礼忏思想的结合有着重要启示，为研究敦煌石窟的营建与功能性提供了新的角度，对石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着重要的意义。

　　原载《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 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