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古代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　　童恩正，《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5期第164~181页　　本文认为在中国由史前时代向历史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不同的人类集团居住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之中，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也会表现出差异。这个时期的中国可以分为南方和北方，南方是指长江中下游一-带，北方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 ...

　　《中国古代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

　　童恩正，《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5期第164~181页

　　本文认为在中国由史前时代向历史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不同的人类集团居住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之中，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也会表现出差异。这个时期的中国可以分为南方和北方，南方是指长江中下游一-带，北方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期(前25世纪至前20世纪)，是中国北方最终形成文明和国家的关键时期。本文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生态学等资料对这一时期北方的龙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从地理环境、农作物品种、与相邻人群集团的关系、水利工程的需要、基层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南北古代文明发展的不同特点及其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作者还就老子小国寡民

　　的保守的政治思想和古代南方分散的家庭经济的联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

　　王震中，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年

　　本书通过考古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及对世界诸文明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早期文明社会的产生、标志、运动轨迹和生长机制、世界各大文明起源的共性、特殊性和多样性等问题。本书意在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重点在解释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在重视通常人们所说的文明要素的同时，更主要的是以农业的起源、发展以及聚落形态的演进为基本线索，将社会结构的变化逐层展开，在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运动与推移中去看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形成。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把铜器、文字、城市等作为文明标志或要素来探讨文明的起源，很难适应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难以对文明社会的出现做出结构特征性的说明，更难以对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做出应有的解释。要在这些具体文化形式之外的抽象层次上确立一个既能反映文明社会结构特征的共同标志，又允许这种统一的共同标志在不同的生态地理和社会环境中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化表现或物化形式，满足条件的只能是国家。国家形成的标志应修定为:阶级或阶层的存在及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和阶级阶层分化一同出现的城邑都市虽不能说是国家构成的必要条件,但却是充分条件，可以视为上述地区都邑国家形成的标志。

　　第二，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起源机制的研究是本书的重点，解决这个课题，要在借鉴和参考人类学的理论和模式基础上，以考古材料为素材和骨架建立一套能反映社会形态和结构方面的演进模式。人类学研究和考古学发现一再表明，史前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普遍存在着一种含有初步不平等的、比一般的部落组织和普通的农耕村落更复杂、被高度组织化了的、但又未进入文明时代、未达到国家水平的社会。人类学家提出的酋邦制模式启示我们，由部落到国家还应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有相应的社会结构和体制特征，这一发展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关键点之一。从考古学着眼，在各种考古遗迹中，聚落遗址所能提供的有关社会形态的信息是最大最复杂的。可以通过对聚落形态的演进阶段的划分来建立社会形态的演进模式或阶段。依据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可将世界第一批原生形态的文明起源划分为三大阶段:即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历程可描述为：社会尚未分层的农耕聚落形态——开始分化和分层了的原始宗邑聚落形态——已形成文明的城邑国家形态。

　　第三，以聚落形态为主线来探讨文明的起源，须对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一并加以研究，这是探索文明起源及其过程的又一基本线索。总结世界考古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知，世界各地第一批原生形态文明诞生的先后与其定居农业出现得早与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史前迈向文明时都有一个由原始粗放农业走向相对集约农业的历程。无论是对各古文明中集约农业的生态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的考察，还是对其集约程度的分析，都有助于探讨世界各区域文明的特点和类型，有助于对文明起源进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分析。

　　第四，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强制性公共权力机构、王权如何产生和形成的问题也是一个薄弱环节。早期国家中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除了以阶层和阶级分化为前提外，它同时还是借助于一系列社会公众性极强的事务发展起来的，这些事务包括兴建种种工程、举行全社会范围的庞大的祭祀活动和宗教礼仪、进行战争防御和扩“张等等。作为国家统治权的集中体现者一王权有三个基本来 源和组成:其一是王权的神圣性和宗教性，即王权有源于宗教祭祀的一面;其二是王权的军事权威性，即王权是在战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王权有源于军事指挥权的一面;其三是王权来源于族权，来源于族的社会组织结构。

　　第五，依据一部分人类学、民族学材料，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组织结构在早期可以是同层同构的。本书在论述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的个性特征时指出，中国早期城邑国家文明属于维新式起源的，是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和观念形态三位一体连续发展下来的，是家族一宗族组织与政治权力同层同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