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Zhu, Y. (2021). Heritage Tourism: From Problems to Possibil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遗产旅游是近年来旅游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但我们为什么去参观遗产地？这种参观行为又会对遗产地社区产生什么影响？怎样建立地方有益的遗产旅游机制？等等，这些问题似乎没有人系统地回答过。澳洲国立大学的朱煜杰教授的新作《Heritage Tourism: From Problems to Possibilities》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基于批判遗产和批判旅游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了“遗产”、“旅游”和“遗产旅游”的概念，及其相关政策兴起、发展过程中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作者认为，遗产旅游不只是一个经济与管理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伦理问题，关乎着社会平等、公正和正义等社会议题。作者通过对遗产旅游背后暗含的权力关系的剖析，来理解“边缘化”弱势群体的价值观，指出社区的重要性，并提出“Co-production”（共创）的概念，即建立一个以社区为核心的遗产管理机制，秉持多元和公正的理念，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对遗产旅游的认知和阐释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为方便国内读者第一时间了解本书，经臧晓琳、刘隽敏博士阅读整理，现在全书内容介绍如下：

作者开篇明义，指出遗产旅游是一个是关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全球现象，我们应该关注其背后权力关系的不平衡，为“边缘化”的利益群体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作者强调本书是从批判遗产研究和批判旅游研究的理论视角，以遗产旅游为载体，探讨社区、国际组织、国家、地方政府等利益主体之间协同合作的可行性。旅游研究的批判转向不仅是为了批判某种机制或者权力机构，更是对整个旅游运作系统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旨在“揭示蕴含在旅游发展背后的话语和权力关系，理解弱势群体的价值观和信仰，以达到启蒙和解放的最终目的”（Bramwell and Lane 2014，1）。

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下，作者从以下两个角度解读遗产旅游。首先，借用福柯思想，挑战遗产知识生产形成中的话语建构。在权威遗产话语体系下，话语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创造”出了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再通过法律的界定、知识的传播等方式合法化，进一步强化了其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排除并弱化了其他群体对遗产的需要和理解。批判性旅游研究则强调反思知识生产体系下的权力关系。其次，批判性框架下的遗产旅游研究不只是解构和反思，更是探讨如何改善遗产旅游机制, 以追求平等、自由、解放和社区健康。通过赋权于在权威话语体系下曾经被边缘化的群体，尊重对遗产旅游不同形式的理解和阐释，提升他们的文化参与度和幸福感。

从遗产旅游的发展历史来看，目前全球的遗产旅游发展经历了个重要的转型：遗产的性质从“私有化”向“公有化”转变；遗产旅游的主要群体从“精英”向“公众”转变。

早先，罗马人热衷于游览希腊遗迹，借此回溯自己的文化之根（Lowenthal，2015），中国的文人墨客也往往寄情山水以寻求精神的自我滋养，此时的遗产旅游都属于社会上流阶层的专利。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国家赋予了遗产国家的、公众的属性，鼓励民众进行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的大规模旅游，但这些景观的选择和阐释仍然反映的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背景转变，游客的遗产旅游兴趣不断转变（MacCannell，1976；Hewison，1987），如工业衰退与去工业化催生“工业怀旧”旅游，民族主义催生了一些具有争议的遗产旅游如南非的种族隔离、中欧的共产主义遗存及殖民主义和大屠杀遗迹。当然，遗产旅游的大众化也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的关注，对遗产旅游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各种可能的对策。

这一章作者解释了遗产旅游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其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权力”是理解本章内容的核心，遗产旅游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的消费行为，更作为一种资源服务于后殖民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需要。流行于全球的遗产话语体系建立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上，强化的是其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价值理念和精神信仰，并将西方意识形态下对遗产旅游的理解直接作用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经济政策。作者将权威遗产话语体系理解为全球文化霸权的表现，并认为其有加剧社会分层的趋势，使得阶级和种族的内在分化更加严重。在此背景下，遗产旅游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经济、政治跨学科议题。

国际组织、旅游企业和专家学者被作者归为文化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背后推手。法律的界定和知识的传播将权威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合法化，从而加强了权威话语的“真理性”。遗产旅游成为一种政治工具，用以宣传权威的遗产话语、塑造国家的正面形象、发展经济，也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得政府和开发商在促进城市更新和获取经济利益这一双重目标上找到了契合点，遗产地的快速转型和开发推动了绅士化（gentrification）的进程、居民的迁出重置和传统工艺的消逝（Harvey 2008；Herzfeld 2015），最终导致弱势文化的边缘化和消退（Young 1990）。权威遗产话语下对遗产的专业认同标准倾向于精美的、高雅的、体现地方荣誉感的遗产类型，忽略了普通群体对遗产的价值取向，从而导致对遗产价值认同的单一化。

第四章主要探讨国际组织为了提高社区在遗产旅游中的作用而提出的三种国际文化政策，分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生态博物馆。这三种机制本专注于文化遗产的展现、认可和保护，在遗产旅游的背景下，将原本被边缘化的群体纳入遗产旅游的核心利益群体，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有利于提升当地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融合，并使得当地社区从遗产旅游中获得丰厚的收益。

然而这三种机制在实施层面都遇到不同的挑战和困难，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社区中的权力关系不平等和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比如，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被当作旅游资源来开发，但过度开发使得非遗成为服务于旅游开发的产品，‘精致文化’代替了‘大众文化’，违背了保护的初衷。而对生态博物馆而言，参与机制的建立和资金的可持续性成为了主要挑战。

本章深入探讨了为何美好的初衷却总会被批评与质疑。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全球与地方关系和国家制度的问题。首先，很多理念的适用范围有一定局限性，对实际政策的制定和应用影响有限，政策的制定并没有切实听取和采纳不同的声音。其次，国际政策制定部门和地方文化执行部门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地方对政策的误解会导致在实践中仍然以“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管理机制为主，这使得政策在异地实施中水土不服。第三，目前有关遗产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中往往将社区看作一个同质的整体，忽略了社区内部因身份、代际关系和需求不同导致的多元而复杂的矛盾和冲突，这使得政策无法按照原来的设计和意图实施。

针对上述困难和挑战，第五章中作者提出了“共创”（Co-production）理念，即以社区为中心，将规划、诠释和管理联系起来的合作机制。共创不同于其他国际组织驱动的以市场或者文化为主的政策，而是营造了一个地方层面的供学者、规划师、社区、游客等利益相关者交流、对话的平台，以共同进行遗产的管理、认知、分配和阐释。合作是共创强调的核心。

共创在实施中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打造合作管理环境，这意味着从传统自上而下的递阶管理模式向社区参与的多元合作模式转变。作者给出了判断合作管理环境是否成型的三个指标：真诚合作的动机、私人利益的牺牲以及协商机制的建立。

其次，共创需要考虑遗产旅游的社会正义和伦理问题，特别是社会公正意识。根据Nancy Fraser的正义和文化认可理论，社会公正意识的建立是确保政策发展和实施过程中所有利益相关者权力的基础，而社会公正意识既需要文化的认可，也需要资源的公平分配。这两者应同时考虑，缺一不可。

第三，遗产旅游的开发可以帮助游客理解和欣赏不同背景下的文化遗产。需要注意的是，这不等同于权威遗产知识的再教育，而是来源于游客与遗产地之间的互动感知（Macdonald 2006）。基于此，遗产的阐释不再是一个用以进行知识普及的产品，而是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对话的媒介，以营造跨文化间的理解和认同。

作者在这里提出遗产诠释 （Heritage Interpretation）的五层阶梯：娱乐消费、知识分享、理解认同、想象与反思、和解与治愈。越深入的维度需要越深度的合作和对群体的认同，这样才能使遗产旅游发挥更有意义的社会功能，包括对种族差异的抗争、对历史创伤的反思、对少数群体增权的支持、促进社区建设中自我肯定和自我价值的认同。

最后，作者点明共创模式的成功依靠的不仅仅是充足的资金和管理资源，更依赖于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social trust）、对人们同理心的培养 (empathy)和社区韧性(resilience)的提升等隐性因素。在疫情时期，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这些隐性因素，只有社区互相建立信任，理解并尊重他人的历史，并能够共同通过文化实践来提高社区韧性，才能使社区在经历大的变动或遭受创伤时依然能够可持续发展。

结论章节首先重述了本书的主要观点：遗产旅游是一个关乎社会、政治和伦理的课题，伴随着权力关系、利益冲突、身份认同等多个议题。同时重申“共创”理念在缓和以上社会矛盾中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其次，作者指出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使得世界正在经历长时间的“去全球化”（Deglobalisation）时期（Niewiadomski 2020），旅行禁令、物理边界被用来确保国家或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在这个背景下，数字化技术大量应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这也带来了另一个潜在的危机：没有数字化资源支持的少数群体和社区可能会面临新一轮的“被边缘化”。不管是“去全球化”还是数字时代，我们都需要更多的信任和同理心、通过共创的遗产旅游来提高社区韧性，以此迎接未来新的挑战。

作者在整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始终秉承一种开放、思辨的学术态度探讨遗产旅游所涉及到的权力关系、组织管理、利益分配和价值阐释，以期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学者从更加多元、辩证和反思的角度来进行遗产和旅游的批判性和伦理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