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是的技巧是回避、拖延和间接，有说法称游击战是独特的东方战术。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者在游击战争中取得的成功使得这样的说法更为流行。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和胡志明都是直接继承了孙子和中国其他传统战术理念，而不是西方式的强调包围并歼灭敌人的观念。但这是真的吗？看看汉朝和匈奴之间长达40年的战争就知道了谁更善于游击战。本文摘自《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作者[美]马克斯·布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如果说有什么族群特别偏好游击战术的话，那肯定不是中国这样的亚洲大国，而是那些不断掳掠中国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就好像在此前后入寇罗马帝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蛮族一样。在公元前135～前134年，汉朝朝廷内部曾就如何处理匈奴这个极其危险的游牧民族而爆发过激烈的争论。

　　汉帝国的皇帝被称为“天子”，在12万接受过精英教育且能力超群的汉人的辅佐下，统治着约5000万臣民。帝国的首都长安位于今天中国的陕西省。长安人口超过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唯有同时代的罗马可与之比肩。长安拥有蔚为壮观的建筑物，从天子居住的皇宫，到毫不逊色于今日美国任何商场的繁华市场。巨商富贾身披华服美裳，乘坐骏马香车招摇过市。供达官显贵玩乐的除了各种乐队、杂耍和杂技表演之外，还有盛放在精美漆器中的精心烹制的珍馐美味。

　　被汉人称为“山戎”的匈奴，作为一个游牧狩猎民族，和汉族的差别相当大。匈奴人来自亚洲内陆，这一地区一般被称为“蒙古”，实际上是现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亚地区。和经常被扯上关系的匈人类似，匈奴人的历史也有许多谜点。有一种理论认为，匈奴人有蒙古人种的血统，但没人知道其具体来源。儒家学者声称匈奴“譬诸虫豸虺蜴”。汉朝宫廷历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他对于匈奴人“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的习俗感到极为震惊。

　　匈奴人在战争方面相比农耕的汉人有着无可置疑的优势。匈奴人以弓马技艺著称，相比之下汉军则主要以步兵和战车为主。虽然匈奴总人口为100万~350万，尚不及天朝大国的一州之地，然而匈奴军队却屡屡大败汉军。汉庭大臣晁错写道：“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

　　在汉军逼近之时，匈奴军只要避其锋芒即可，有时甚至会横跨戈壁滩远遁，而汉军由于辎重笨拙，无法追击匈奴军队。司马迁像西方历史学家一样，用抱怨的笔触描述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这正好进一步证明了当时的中国军队像希腊和罗马人一样，将堂堂之阵的战斗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而反对战术撤退。）

　　汉朝的第一个皇帝汉高祖刘邦曾亲身体会过匈奴人的可怕。公元前200年，高祖亲率大军远征匈奴，招致惨败。高祖率领号称30万的大军深入苦寒之地，1/3的士兵被冻掉手指或冻伤。然后，汉军遭到了此前被其蔑视的匈奴军队的攻击。汉军先锋一路追击，却落入了匈奴军队的伏击圈；汉军当时并不了解匈奴军队经常使用的“诈败”战术。汉军被迫向匈奴部落的雄主冒顿单于进献奇珍异宝，才最终得以脱身。

　　权衡利弊之下，汉高祖不得不与冒顿单于和谈，双方表面约为“兄弟”，但实际上汉匈双方并不平等。为了乞和，公元前198年，汉朝同意远嫁一名公主到匈奴，同时以粮食、丝绸和美酒陪嫁，这些物品都是匈奴梦寐以求而又无法生产的东西。另外，汉朝赠送给匈奴的岁币也逐年增加，包括每年20万升美酒和924万米的丝绸。汉朝著名的政论家贾谊曾经提出著名的“五饵”论，即用向匈奴赠送奢侈品的方式软化这些野蛮的敌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际援助：“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

　　匈奴就像今天的朝鲜一样，很难从外部加以腐化。汉朝的馈赠只是刺激了匈奴的胃口，而且匈奴人也发现，入寇劫掠不但能抢劫到他们需要的财物，还能迫使汉朝方面增加岁币。况且，即使匈奴单于想要遵守与汉帝国的和平条约，他也没法绝对控制住麾下的各个部落。（后世的美国早期政治领袖在和印第安部落头人的接触中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结果，汉匈边境的局势持续混乱不堪。在汉人眼中，匈奴人“贪而无厌，入寇频仍”。

　　公元前135～前134年，年轻的汉武帝刘彻统治下的汉朝廷就对匈奴政策发生了争论。应当如何处理和匈奴的关系？是否应该继续和亲政策？还是在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之后首次动用武力？

　　鸽派官员认为和匈奴开战毫无胜算。其中一人以汉武帝的曾祖父汉高祖曾经遭到的惨败为例，劝谏汉武帝不可轻易开战：匈奴轻疾之兵也，至如飚风，云如流电，居处无常，难得而制……得其地不可以耕而食也，得其人不可役而畜也。……疲弊中国，甘心匈奴，非完计也。但更加强硬的鹰派官员则认为与匈奴议和是没用的，因为匈奴无信。其中一人指出对匈奴开战“若以强弩溃痈疽”。其他人也认为汉朝应该“一统宇内”，使“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垂仁义之统”。

　　汉武帝当时只有21岁，成为皇帝也只有五年。他是汉景帝的第十子，武帝出生时他的母亲只不过是个地位中等的嫔妃。但是其母通过宫廷斗争成功地取代了前任皇后，并为自己的儿子赢得了皇位。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由皇太后垂帘听政。汉武帝同时还是双性恋，他的一个男宠被皇太后处决，另有一个男宠因为嫉妒而自杀。由于成长在充斥着宫廷阴谋的环境里，汉武帝养成了残忍霸道的性格。他曾处决七个宰相中的五个，数名子女和嫔妃都因为被其怀疑谋反而被杀。汉武帝渴望为自己的臣民构建一个安全的乐土，同时也为了洗雪曾祖父汉高祖当年战败的耻辱，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远征匈奴。

　　汉武帝知道，想要发动进攻的先决条件是集结足够的马匹，这样才能捕捉到飘忽不定的匈奴人。为此，汉朝在边境附近设立了马监，后来又劳师远征，深入今日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以夺取良马。汉朝一边搜罗马匹，一边扩充骑兵，为此一些士兵甚至身着“胡服”，穿着与传统中华服饰截然不同的裤子和短上衣。汉武帝还广泛结交与匈奴相邻的民族，把吸纳这些民族的骑士补充汉朝骑兵作为一项长期政策，采取和罗马类似的“以夷制夷”政策。

　　这只是汉军所经历的大变革中的一部分，此时的汉军人数已经达到了70万。由于大批军队需要深入敌境长时间作战，因此征募农民服役一到两年的制度根本无法发挥作用——连训练他们掌握骑术或操弩的时间都不够。从此，按照历史学家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的说法，军队中开始充斥着“职业军人、游侠和罪犯”。同时代的罗马军队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在发生着同样的变革——为了帝国整体的稳定，不可能再依靠临时征召的务农平民来讨伐劲敌。为了应对游击式武装的威胁，职业军队在同时代的欧洲和亚洲应运而生。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军队深入匈奴腹地，汉军取得了一些小胜，斩杀了不少人口。但是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军队一样，以大规模机动的战术对付游牧武装，很难消灭行动无常、飘忽不定的匈奴人。汉武帝为了消灭匈奴，倾尽国力，以致“天下疲敝”。发动一次远征就可能消耗大半年的岁入。司马迁写道，几年之内“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导致“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由于货币贬值，汉武帝不得不斩杀鹿苑中的白鹿，以其皮为“币”。

　　在讨伐匈奴的战争中遭到了两次挫折之后，汉武帝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三年之后汉武帝驾崩），公元前90年汉朝最终放弃了对匈奴的远征，转入收缩防御，用修筑长城等手段阻止外族的入侵。在此前的四十年时间里，汉朝总共动员了超过200万大军和1000万后勤人员，对匈奴及其仆从国发动了21次单独的进攻作战。汉军的进攻大大拓展了汉朝的疆域，但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战争的结果更多地局限于表面意义。匈奴被迫同意作为天朝的“属国”，但是汉朝向匈奴回馈的“赐予”要比匈奴的贡品价值丰厚得多。汉朝继续对匈奴执行绥靖政策，只不过名义上要比以前好听得多。

　　匈奴最后也彻底瓦解了，但主要原因是公元前57年和公元48年的两场内战而非外部压力。许多匈奴人南下逃入汉朝境内，其他人则一路向西迁徙，根据某种说法，这些匈奴人后来逐渐演变成导致罗马帝国崩溃的匈人。

　　匈奴人并未攻灭汉朝，但这也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只是对掠夺感兴趣，而不是多占土地或推翻某个王朝。可能是因为匈奴人的野心不是那么膨胀，所以他们比西方所熟知的蒙古帝国和匈人帝国等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存活得更久。匈奴人统治草原达250年之久，而他们给南边邻居造成威胁的时间则长达500年。中原王朝对匈奴战争的挫败再次证明了，无论是东方军队还是西方军队，他们面对游击式战术都遇到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