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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鼐日记》看夏鼐先生的学术人生
夏鼐先生（1910-1985）的《日记》始于1931年1月1日，止于1985年6月17日，前后历时50余年。除1966年9月至1970年中辍外，整体上是完整的。日前，该《日记》经王世民研究员及夏先生4位子女（夏素琴女士、夏正暄先生、夏正楷先生、夏正炎先生）耗10年心血整理完成，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夏鼐日记》共10卷（前9卷乃《日记》正文，第10卷为“生平事业年表”和“人名索引” ），440万字，是名副其实的原始史料宝库。它的面世，必将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提供丰富而又重要的史料。
首先，该《日记》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的缩影。夏鼐不是中国最早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却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有成就、影响亦最大的考古学家。《日记》不但详细记述作者历年的田野工作和室内研究，还对历次重大考古活动有所记述。目下，“中国近代考古学史”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但后人要撰著“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要建构“中国近代考古学史学科”，就不能不参考这套《日记》。其次，该《日记》对完整地评价夏鼐本人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与地位，也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夏鼐一向不务虚名，致使长期以来对他的评价也名实不符，而《日记》可让我们更好了解夏鼐的学术和影响。再次，《日记》记录了中研院史语所、中科院考古所的大量史料，是研究这两个重要学术机构的必备参考书。还有，《日记》保留了大量同时代学人的史料和掌故，这些重要的学人包括蒋廷黻、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安特生、胡适、郭沫若、郑振铎等等，掌故如傅斯年和李济因工作关系多次吵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次运动中一流学者的种种面相等等；这有助于后人更真切和直观地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当然，《夏鼐日记》提供给后人的学术信息远不止以上所举；它的整理出版，对学术界来说，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更可贵的是，整理者在整理时以“存真”为最高原则。内容上，仅省略有关家族内部某些事务的记载，再是1963年精神失控10几天时所写语言混乱的《日记》。除“文革”期间外，夏鼐的《日记》一般是逐日有记，但也偶有缺记的情形。遇到这种情况，整理者往往注上“某日日记原缺”的字样，以免读者误解。此外，由于种种原因，夏鼐也偶有日后改动《日记》的情形，如作者对1947年7月24日评价尹达《中国原始社会》的记述，后来就做了意思完全不同的改动。夏鼐的记述原作：
| 以刘君攻考古学，故对于考古学上之材料，认识较真切，对于龙山文化尤多新材料，以马列主义为口口，故有时不免陷入幼稚…… |
后来夏鼐将最后两句改动为：
| 以马列主义为主导思想，故有时颇多新见解…… |
对这种情况，整理者是这样处理的：正文是原来的记录，修改的部分则出现在“编者注”里。这种处理办法，不仅使读者明了作者当时的真实意思，还能反映因时代变迁而出现的特殊学术现象。要之，这是一部原汁原味的文化典籍。
承蒙王世民研究员不弃，使我在该书正式出版前得先睹校样。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读这套书时，总有为本书写点东西的强烈欲望。但写什么、如何写，却颇费思量。因为从《日记》所提供的宏富材料中随便抓出一个点来，再查找相关材料，就可以写一篇很好的文章。思之再三，本人决定以夏鼐成学、治学的历程为线索来简要勾勒他的学术人生。作为一代学人，学术乃夏鼐之生命。而他成功的求学、治学历程，堪为范式，任何立志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学人，都能从中得到很多法门和教益。拙文共分五部分：一位一流考古学家之养成（1931-1940）；从中博院到史语所（1941-1949）；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而奋斗（1950-1966）；“文革”中的夏鼐（1966-1976）；夕阳无限好（1977-1985）。
一位一流考古学家之养成（1931-1940）
夏鼐自幼笃志向学，嗜书成癖。自开蒙以来，读书几成每日必有之课业。《日记》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其读书、评书的记录：读何书，每日读多少页，该书价值如何，均有详明之记载。加之他天分高，才情远，悟性敏锐，对所读之书常有真知灼见。此外，夏鼐读书，常不为外部环境所扰（当然，“文革”中被关进“牛棚”强迫劳动和改造时除外），颇令人惊异。如，“九一八”国难后，全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他“仍沉迷于读书生活中”，后来他自己也曾为此忏悔。又如，1942年夏鼐返乡时，时值日军占领温州，在逃难途中，夏鼐仍读《三国志》。再如，1966年的7、8月间，“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但他仍偷闲读《容斋随笔》。因夏鼐留给别人的印象总是手不释卷，因此朋友、同事、家人无有不赞其“勤奋”者。不过，夏鼐有他自己独特的说法：“我的念书成了瘾，用功这字和我无关，要克制欲望以读书才配称用功，上了瘾的人便不配称用功。不过我的读书瘾是喜欢自己读书，不喜欢有教员在后面督促着。”由此，我们与其赞夏鼐勤奋，倒不如说他是“天生的读书种子”更为恰切。
由“读书种子”而成为一流的考古学家，其间颇富戏剧性。大学毕业时，夏鼐属意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而不是考古学。他所以走上考古这条道路，完全是“由于偶然的机遇”，被“逼入考古学领域”的。
夏鼐读书自主性很强；同样，在选科方面，他也不想完全听命于他人。高中时，其最初志愿是报考交通大学工科或清华大学文科。但这两校都有患沙眼者不得报考的规定，就报考了燕京大学。在燕大，夏鼐学的是社会学，但他并不喜欢由宗教人士来主持并偏重社会服务的社会学系，一度想改入生物系。入学半年后，他决定“多看几本社会学的书，以视察自己的性癖到底近否？否则下学期决定改科，像这样糊里糊涂下去太不省事。”经过几个月的权衡，夏鼐最终决定放弃社会学，而于1931年7月改考清华大学，并转系。9月入学后，夏鼐仍未忘情生物学专业，一度在生物系、历史系之间难以定夺，但最终还是进了历史系。
在清华，夏鼐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在这里，他除了饱读中西学术经典外，还得到了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等一流学术大师之陶育与提携；平时，则有吴晗、王栻、罗尔纲、梁方仲等史坛新秀与他切磋、辩难。其学问，真是“日日新”。到毕业前夕，他已经决定继续求学，并选好了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经济史。当时继续深造的路有两条：一是投考清华研究院，二是报考“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1934年8月21日夏鼐参加留美考试那天，清华研究院入学考试放榜，他以总分第一名（总平均83分余）的成绩高中。10月2日，留美考试放榜，他又以绝对优势的成绩荣登榜首。当时留美考试在北平择定的专业是“考古学门”，因此，成绩一公布，他即面临研究方向的选择：是选“考古学”呢？还是选“中国近代经济史”呢？他当天《日记》记道：
| ……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 |
自此到出国，夏鼐一直希望改科。3月17日，已在安阳实习的夏鼐得知1935年留美考试有“经济史”一门时，
| 殊自悔去年之投考考古学也。自家本是埋首读书的人，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注重组织及办事能干，殊非所长也。 |
在殷墟实习一个多月后，他又记道：
| 我自己觉得对于书本的嗜好，仍是太过分，对于田野工作的兴趣远不及对于书本的爱好。 |
5月8日，李济在殷墟问夏鼐对田野工作的感受时，他这样记道：
| 李先生问我：“觉得田野工作滋味如何?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我只得苦笑而已。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了，只能做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无疑的，我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
5月26日，安阳实习即将结束，但他的真是想法依然是：
| 我觉得自己不配弄考古，对于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厌了，觉得它的单调，不生兴味。 |
甚至到了英国，已经从学叶兹教授时，《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 与他（皮特里）一比较，我所受的教育，自然是完备得多，但是我所读的多是偏于文史一方面的东西，与考古学不生关系，自己对于古物虽有嗜好，在初中时便喜欢拣古钱，但对于用人办事的才干太差劲了。……将来的成败，实属不可预料，我只好不断努力，聊尽己责而已。 |
通过这几段《日记》，我们可以看出，夏鼐选科的标准就是胡适一直对青年人强调的原则：“性之所近，力之能及”。在出洋之前，他对考古学一直没有兴趣。特别是通过殷墟实习，他更加觉得他不适合做田野工作。有的研究文章说，“夏鼐从中国近现代史转向考古学，主要是受了殷墟考古发掘的影响。”今据《日记》，可知此说完全不确。
出国前，他曾委托吴晗通过刘崇鋐教授向梅贻琦校长说项，希望1935年留美考试改考“经济史”一门。但这遭到梅氏的峻拒，梅表示：若改学经济史，必须放弃去年的考古学资格。显然，夏鼐不想放弃。因此，尽管他“始终觉得不配作考古学家” ，但还是无奈的选择了考古学。
虽然一开始夏鼐就对考古学提不起兴趣，一直想改科，但自留美考试入取后，他仍然认真准备考古学的功课。准备工作共有三项：第一，请教老师如何研治考古学。受访的老师有刘崇鋐、雷海宗、孔繁霱、袁复礼、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前三人因不了解考古学，因此均不能给以指导，给夏鼐指导最多的是李济、梁思永二人。从选学校到选导师，李、梁二人都切实给予指导，而且在李济帮助下，将夏鼐的赴美留学改为赴英。第二，广泛研读考古学著作。留美成绩公布后的第二天，夏鼐即读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之后中外考古学名著就成了夏鼐的读书对象。第三，到殷墟发掘工地实习两个半月。《日记》逐日所记发掘情况极为详尽，后来尹达写文章时还曾经借阅这些记录。
为充实考古学的业务基础，夏鼐本想在国内多预备一些时间，并商之傅斯年、李济两位导师，但其二人均力主“以早日出国为是”。于是，夏鼐便于1935年8月7日放洋。抵英后不久，先在伦敦大学科特奥德学院注册，从叶兹教授习中国考古学。但上了几次课以后，他对叶兹的水平产生疑问，并怀疑：“[在这里]对于自己的前途，是否适宜。”于是便想早日离开叶兹。很快，他就做出打算：当年尽量阅览考古学书籍，“明年暑假或转入埃及学，或到爱丁堡去听比较考古学。”
究竟赴爱丁堡大学习史前考古学还是就近入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夏鼐做了周密的调查和思考：爱大设备、标本均不周，关于考古学技术方面之课程极少，而技术恰是我国考古工作所急需的；此间主持人柴尔德教授在教法及奖掖后学方面完全不热心，对有色人种素来轻视；特别是，在爱大只能习史前考古学，而国内最缺乏的是有史考古学。而抵英后，夏鼐在田野工作之技术方面用力甚多；所缺的，主要是“发掘后如何整理、采集标本后如何研究”方面的知识。而要弥补此不足，绝非只听讲即可，“而必须有具体之实物及实例，始能领悟，然后始能以其方法，返国后应用于搜集及整理中国之古物。”而在伦大最发达、又最注重实习的埃及考古学系，最便于达此目的。他进一步认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因此，他决定入埃及考古学系。但也有实际困难：需要学习埃及文字，需要注意发掘及保存古物之技术，需要广览参考书籍。基于此，他上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求将留学时间延长一年。后来在李济等的帮助下，此请被清华批准。1936年7月8日，夏鼐终于办妥转学手续，离开了叶兹教授，他提出的借口是：“学校命令，不得不尊。”
而在转系之前，夏鼐通过几个月的学习，已对考古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最初对考古学的犹疑彷徨转变到确定此学为终身事业，仅用了一年时间！在转系之前，夏鼐对将来的学习也有了自己的规划，并且认识到考古学必在中国上古史的建构过程中将占据中心地位：
| 我觉得，要弄考古学，非有人类学的根基不可。关于文化的起源、变迁等，须有一规模较大的理论在后面，始能把握住考古学材料的意义。现在中国谈考古学的，还多以19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学为根据，Spencer[斯宾塞]、Taylor[泰勒]等的uniformistic evolutionism theory[均变论]，尚极盛行，实则将来须费一番肃清的工作。然后再专就实证，以建立中国的上古史。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现下的上古史界情形，旧的传说渐被推翻，而新的传说又逐渐出现，与旧的传说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书斋中书生的想像，假使中国政治社会稍为安定，考古学的工作实大有可为也。 |
他把近期的学习重点定为两条：(1)田野工作之技术，以遗物与文籍互证之研究方法；(2)古代文化之背景。自此，除了田野工作（转系后不久，他就做了为时六周的田野工作——参加梅登堡遗址新石器时代防御沟之发掘），他就开始照此计划读书。他先后读了安德鲁斯《古代人类觅踪》、泰勒《原始文化》、霍尔《远东的古代历史》、布雷斯特德《埃及历史》、马里特《形成中的人类——人类学入门》、凯尼恩《图书馆与博物馆》等等名著，同时加紧学习埃及象形文字。他对既定的学习计划乐此不疲，“对他的课程表现出全面的兴趣”，他甚至认为：“在工作中可以得到快乐，用不着休息。”
浓厚的兴趣加上科学的学习计划，使夏鼐的成绩突飞猛进，这得到了李济和格兰维尔教授的一致认可。1937年末，他到了埃及，做了为期四个月的实地发掘工作，把所学的理论、技术与实践做了有机的结合。回伦敦后，夏鼐开始着手准备学位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
而到1938年8月，夏鼐的公费已经到期。他在1939年年初的计划是：再埋首苦干一年，将此间整理串珠的工作告一段落。格兰维尔教授也希望夏鼐在1939年完成学位论文，得到学位后再在此间做点研究工作。这与夏鼐不想立即回国的想法不谋而合。为此，格兰维尔教授特意为他在系中谋得一个一年津贴100英镑的助理职位。有了津贴之后，夏鼐的研究计划又有扩充。但天有不测风云，这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伦大埃及考古学系停办，夏鼐在格兰维尔教授帮助下转到埃及工作，致使一切计划都成画饼：到1939年底，他的论文连一篇绪论也没有完成。在埃及的一年，夏鼐仍然把重点放在学术训练方面，因此，尽管1940年12月他动身回国时仍然没有完成论文，但丝毫不影响他已经成为了中国受过最为优秀训练的考古学者。
总结夏鼐的成才之路，可以看出，他在求学时已经具备了成为一流学者的所有重要条件：一，对学问的天生兴趣，注定了他的读书与研究都是为学术而学术，他的博览群籍奠定了日后识见超群的基础。二，在各个阶段，他都得到过一流学术大师的指点：在清华时有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等，稍后有傅斯年、李济，留学时则有格兰维尔、皮特里。
从中博院到史语所（1941-1949）
早在1939年6月，夏鼐就得到消息：李济和傅斯年、梁思永已经商妥，在史语所或中央博物院内，为他留一适当位置。这令立志从事研究的夏鼐欣喜异常，他并于11月1日专门为此事函询李济，李济得函后即正式函邀夏鼐去中博院。此前，浙江大学曾准备聘夏鼐为副教授。而回国之初，清华时的业师雷海宗教授也曾邀其到西南联大讲授“西洋上古史”，但夏鼐一心想做专职的研究工作，对教书兴趣不大[25]。所以，他选择了月薪较少,但他认为更有利于在学术上发展的中博院。
1941年3月，夏鼐回到阔别了6年的祖国，到达四川南溪县李庄，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两年后，改就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副研究员，直到1949年。这八年，在夏鼐的学术生涯中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时段：他完成了从一个青年学子到海内外公认的有成就的考古学家的转变，完成了博士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此外，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科研组织方面，他都得到了充分训练，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流事业中的一流人物”（而不是他担心的“二三流事业中的二三流人物”），为后来主持新中国的考古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这8年中，夏鼐参与了两次大的田野考古工作。一是与吴金鼎、曾昭燏、高去寻等在四川彭山县豆芽房、寨子山发掘汉代崖墓，二是与向达等在甘肃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前者时间较短，自1941年7月16日始，至11月23日止，历时四月有余。后者自1944年2月23日始启程，至1946年2月25日返回重庆，前后持续时间接近两年，收获尤多。
通过《日记》这两次田野发掘工作之记录，再对照在伦敦、埃及时的学习记录，可以清晰地看出夏鼐是如何将现代考古学知识与中国的实际田野工作相结合的。在纪念、研究夏鼐的文集《夏鼐先生纪念文集》中，有不少是记述夏鼐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创获的，后来被同事、学生所津津乐道并被总结成考古工作经验的东西，这在两次发掘工作《日记》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首先，在田野工作之前，夏鼐总要做充分地准备工作。那就是广泛阅读和研究此前有关的研究论著，了解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动态；同时研读考察地的地方志，了解历史上的有关记载及当地的地理环境、风土民情等等。如参与彭山崖墓发掘工作之前，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读了《中国西部考古图记》、《中国四川的埋葬风俗》、《华西边疆学会会志》、《营城子》、《乐浪王光墓》、《乐浪彩箧冢》、《四川地质发展史》、《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汉代建筑样式及装饰》、《川边考古简报》等专业书，几乎囊括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方志书有《四川通志》、《蜀中名胜记》、《蜀中广记》、《四川地理》等等。前往甘肃考古之前，由于交通、内部人事纠葛以及自己患病等种种原因，夏鼐接受工作任务之后，迟迟无法启程。这为夏鼐更充分地做准备工作，提供了充裕时间，使得他对研究成果丰硕的西北有了极其充分的了解。行前，他研读了斯坦因的大部头考察报告《塞林提亚》、《中国新疆和甘肃地理研究报告》、《千佛》、《沙埋契丹废墟记》、《亚洲腹地》、《古代和阗》；其他中外学者的重要著作有《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书》，《中国佛教艺术》、《新疆地下宝藏》、《敦煌洞窟》、《西域佛教的研究》，《敦煌发现绘画目录》，《敦煌画的研究》《敦煌石室真蹟录》，《汉简西陲木简汇编》、《居延汉简考释》、《高昌陶集》、《通过玉门关与中亚》，《西北古地研究》、《西北的剖面》，《徐旭生西行日记》，《西域考古录》，等。方志书有《沙州图经》、《秦边纪略》、《甘肃通志》、《甘肃新通志》、《甘州志》、《肃州志》、《武威县志》、《西域水道记》、《敦煌杂钞》、《敦煌随笔》等。
行前的阅读工作，一方面是要做到研究现状了然于胸，同时是为田野工作时拿典籍中所记与地下出土之文物相对照。
在做实际田野工作时，则精密观察、详细记录。田野考古同地质调查一样，需要准确、翔实地加以记录。夏鼐在田野考古中强调认真记录和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强调记录有惊人相似之处：不仅在现场要详细记录，还要在当天晚上对记录进行系统整理。《夏鼐日记》中的田野记录是所有考古工作的范本，如1944年5月31日所记：
| 今日开工，掘1001墓，工人6名，工作一日，墓道已露。另有工人4名，留在工作站中修理房子。选定1001墓，以其为规模较大者中最近工作站者，离站有2公里许。墓南有一砾石墓道，遂横贯墓道掘广2米、长5米之探沟，其初不见扰土之痕迹，砾石间杂沙土，质颇坚硬，有类千佛洞一带之砾石岩。 此或即石[璋如]君前年试掘时认为生土者，一触即成片下坠，而壁上则为坚固之砾石岩，杂有一层沙，为地史第四纪所成之石，未经人工扰过。此后发掘较易，即沿边缘内向北推进，以求墓门。以墓道不广，不能同时利用多人，故即开1002墓。此墓无墓道，故即在坟南半，掘一广2米、长4米之探沟，深达1米，皆为砾石及沙，至收工时未得端倪。余以为此间墓室、墓道以及外围之砾石排列，并非如黄文弼君所云人工故意堆砌石块于其上，实由于当时堆土混合沙砾，以其较周围稍高，受风吹扬，细沙四散，仅余稍粗之砾石。至于地面下约半米至1米之硬土……日人《新西域记》之吐鲁番旧墓图所示，疑即由于误以此硬土当原来保存之生土。此层硬土过薄，且其质颇易崩堕，故不当为保留之生土。 |
夏鼐在《日记》中着墨最多的，有两部分：一是田野工作记录，再是在参观外国博物馆、遗迹时的记录。相反，在田野工作期间，因无暇读书，故读书记录颇少。
在甘肃考古时，很多发掘地是安特生曾经考察过的地方，夏鼐便拿安特生的著作互相对照考察，发现安氏的工作方法与结论错误颇多。最突出的一个典型事例，是在发掘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时候，在容易被忽视的墓葬填土中发现两块彩陶片，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的错误论断，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当然，在夏鼐的研究报告里，这类创获是很多的。
甘肃考古的研究报告主要是在1946到1949年回到研究室完成的。从发掘前的细密准备，到发掘时的步骤、记录，以及回到研究室后撰写报告，可以完整把握夏鼐考古工作的详细过程。看了这部《日记》的考古工作者，再对照早前公开发表的考古报告、论文，以及夏鼐与傅斯年、李济的往来函札，就能勾勒出夏鼐工作的清晰脉络，定能得到很多启发和教益。
科学的工作方法，优异的工作业绩，使史语所、考古组的掌门人傅斯年、李济对夏鼐格外赏识与器重。早在1943年，夏鼐还在家乡赶写学位论文时，傅斯年就力主将夏调入史语所，参加西北考古工作，而李济却希望夏仍留中博院。最后傅、李二人达成的一致是：夏鼐以史语所副研究员名义暂时为中博院借用。傅斯年曾当面对他表达厚望：“傅谈及史语所近来情形，谓自己年高力衰，精力不及。第三组自李兼中博院，梁患肺病，工作停滞，对于余期望颇殷。”后来，夏鼐自甘肃回渝途中，在川北遇匪，傅斯年接电后，“许久未有下文，着急之至，惧人遭杀害，曾电省府令沿江各县一查，后得南充所发之信始安心。关于遗失公物，亦不加责备。”这在史语所，是极为少见的。伴随着两次考古工作的成功，傅斯年对夏鼐就更加看重。1947年，傅斯年出国就医，极力动员夏鼐代理主持史语所所务。傅斯年提出的理由是：“现下所中的各研究员，不是书呆子、老学究，便是糊涂虫。”次年，38岁的夏鼐晋升为研究员。毫无疑问，傅斯年是把夏鼐当接班人来培养的。1948年11月8日，傅斯年和夏鼐纵谈时事在评价蒋介石时说：“作领袖者不仅须巨眼识人才而提拔，并须能造成所需要之人才。”傅之重用夏，可谓识人得人。
李济也是一贯赏识、提携、帮助夏鼐的。仅举一例说明。1943年确定夏鼐去甘肃考古后，因李济与傅斯年交恶，李便把夏鼐招来，亲受机宜：
| 今晨李济之先生特别唤我到他办公室中去，叫我将来到西北以前，应该先与傅所长及向先生接洽好下列诸事：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之合作条件（最好用明文规定经费报销之办法，报告及收集品之分配，合作之期限），考察团与后方之联络关系(经费之支拨手续，今年后经费之筹划及需用品之供给，谁行负责。工作报告交与何处。工作计划之决定及更改，由何人决定)。考察团内部之分工合作（谁为团长，指挥一切。会计及庶务之分派。关于发掘事宜，谁负全责。考查之路线及发掘地点之选定，临时报告及正式报告之分工办法）等等，皆须于离开李庄前决定。因傅、李交恶后，李先生不便管理此事，故要我自己与傅先生接洽。李先生又提到自己之经验，关于助理员及工头，顶好由自己训练出来，难用现成者，以不便指挥也。个人关于发掘技能，最好能各种皆可有能力自任，不得已时可作One man team[光杆队]。 |
我们通过7月19日这天《日记》看李济帮助夏鼐的良苦用心，面面俱到，真令人感动。
既有一流大师之无私提携、帮助，又能充分发挥自己所学，显然，夏鼐在史语所是非常愉快的。尽管当时处于战争时期，诸事困难。
随着国内政局巨变，夏鼐在史语所的这种工作状态也告一段落了。在1948年大陆山河变色的前夕，夏鼐对共产党的政策并不了解。只是，和大多数国人一样，他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了，他在《日记》中对当局的贪腐、无能，多次表达了不满。因此，当他屡屡得到赴台的函电后，他的抉择是：“时局已如此，谁还走死路。”
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而奋斗（1950-1966）
1950年7月，夏鼐在郭沫若、郑振铎、梁思永的屡屡劝驾下，来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报到。在这前后，夏鼐多次表达了不想当官、只想做业务工作的意愿，但未被采纳。当时考古界人士似乎一致认定：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必须由夏鼐来承担重要的领导责任。梁思永的劝驾函最有代表性：“考古所之发展，大部须依靠兄之努力，有此名义，可有若干便利，兄绝不可谦逊，更万不可言辞。”他认为当时能领导全盘考古事业的，只有李济和夏鼐，而李济去了台湾，在大陆堪当此大任者非夏鼐莫属。
当时，考古所所长是由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兼任的，郑因有重要职务，不常到所；而第一副所长梁思永则长期卧病。自然而然的，所里的业务工作就由名义上的“三把手”夏鼐实际主持。而郑、梁二人对夏也充分信任，夏鼐在郑振铎飞机罹难后这样回忆他：“对于所中事情，一般是不干预，我们做过汇报他一下也便算了，没有很多的争执。”到1954年，梁思永病逝，尹达任考古所第一副所长，郑更加放手，但尹达因为实际主持历史所的工作，也不常到所，考古所的日常工作仍由夏鼐主持。1962年，夏鼐被任命为所长。
自1950年到北京就职起，夏鼐的名字就与新中国的考古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生命都贡献给新中国的考古事业了。关于夏鼐在新时期对中国考古学、对中国考古事业的卓越贡献，王仲殊、王世民合著的《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给予了客观而充分的评价。文章说：“他致力于考古工作队伍的建设和实事求是优良的形成，考古研究规划的制定和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多种学科研究的协调，以及与外国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从而极大地推进我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文章还深刻剖析了夏鼐对他涉足的考古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独特贡献。此外，《夏鼐先生纪念文集》也是一部研究、回忆夏鼐的扛鼎之作，是目下最能反映“夏鼐研究水平”的代表作。该书对“文革”前夏鼐的贡献做了分门别类、而又面面俱到的总结。
关于夏鼐在这一段的学术上的创获，本文不拟赘述，只想就学术界不甚重视的夏鼐的学术研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略作梳理。当时对学术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因素，因而这里主要探讨学术与政治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夏鼐初到北京时，梁思永为打消其坚辞副所长的念头，曾表示：“所中一切事情都由我与郑先生管好了，我只希望你带一班小伙计们在外面多跑跑。”夏鼐一直不愿担任研究机构负责人的初衷是，他认为他在组织、管理方面不是长项，而且还要耗费大量的工作时间。但1941年后的彭山挖掘和甘肃的考古工作，以及后来的主持史语所所务，都已经证明外柔内刚、处事圆润的夏鼐在组织、管理方面并不逊色。由他担任国家考古机构的业务主持人，可谓得人。又得到梁思永如此承诺，夏鼐也就安之若素了。因此，到职后一周，他就率队到前往河南辉县进行考古所成立后的第一次发掘。通过这次发掘，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早于殷墟的商代遗迹，从地域上和年代上扩大对商文化的认识；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古代木车痕迹，在国际考古学界受到赞誉。次年春，又率队在河南中、西部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进一步指出渑池县仰韶村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遗存，而且有龙山文化遗存，并确认郑州二里岗是一处早于安阳殷墟的重要商代遗址。1951年10月8日，又出发到长沙近郊挖掘，为楚文化研究开辟了道路。
1952年1月上旬，正在长沙做田野工作的夏鼐，接连收到所中紧急催促北返的电报，要其回京参加三反运动。当时，三反正入高潮，整天开会。2月又转入思改学习，一直到9月4日始告完毕。其实，早在1951年夏鼐赴长沙从事田野考古之前，所里已经开展每日下午都要举行（自下午2时至6时半）的目的在交代个人问题的政治学习。对于这种严重干扰业务工作的“学习”，夏鼐在《日记》中虽然没有赤裸裸地表示不满，但他肯定有抵触情绪。如，同事邀其参加某座谈会时，他的态度是：“可去可不去的会决定不去。”在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又向郭沫若提出辞去副所长的职务。
据《日记》，可知1950年以后的历次运动，夏鼐和科学工作者们都必须放下业务，认真参与的。除前面提到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学习，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紧接着的批判胡适，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以及学习《毛选》等等。历数十几年来的运动史，都可在《夏鼐日记》中找到记载。运动时，一般要做检讨，写总结，提意见。有些运动则对知识分子造成很大感情伤害。1952年8月6日《日记》记郑振铎被伤害事：
上午所中开会，先对郑所长提意见，先由东区郭宝钧、苏秉琦二人，其次为西区尚爱松、曹联璞、徐旭老三人，西区意见颇尖锐，近代史所荣孟源提意见，语言所罗[常培]所长亦对郑攻击，接着吴晓铃提意见，并提及燕京大学于1934年冬驱逐郑先生事，此时郑感情冲动，近代史漆侠提意见，郑已停笔下泪，主席刘桂五即宣布休息，郑凄然离席返办公室。刘即赴近代史所，请范老来，休息半小时再开会，社会所严中平提意见后，范老即起而代郑所长解围，对上半时提意见者加以批判。郑所长致答辞，亦多申辩语及反击语，此时已11时半，郑以开会先离席。接着所外同志对我提意见，12时散会。下午所中同人续对我提意见，3时1刻完毕。散会后至梁先生处报告上午情况。至北大与裴文中、向觉明二君商谈考古训练班问题。晚间至王天木君处闲谈，知昨晚郑、向在天木处为文科研究所古物吵了一架。 |
类似的受伤，不知夏鼐是否遇到。在《夏鼐日记》中，几乎没有直接表述别人对他提意见而令他感到反感的记录。但他心中，必定是有苦痛的。在各次运动中，对夏鼐所提的意见也是五花八门，集中起来，主要是所谓“专与红”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业务与政治的关系问题。1952年8月2日记思想改造运动中同事所提意见：
下午修改自我检讨。西区送来意见：（1）政治思想不够明确，在本所内缺乏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也缺乏主人态度，工作被动，与世无争，只做事务性工作；（2）本所在午门展览，夏所长直接领导布置，费了几万斤小米，但为什么要展览，为谁展览，都不够明确，能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应该详细检讨，从这上面即可以看到政治水平及服务的方向；（3）技术观点很重，对考古学的人没有团结，对后进的人也不重视培植训练（最近的考古训练班，听说夏所长又要请假回家）；（4）做着所长，常觉得自己是研究员兼所长，无论在院领导的面前，郑、梁二所长的面前，以及群众面前，都是束手束脚，不知思想有什么顾虑，应该好好检讨。 |
又如，1959年3月7日在讨论夏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上，党务工作者们曾提出意见：
上午8时半开会，由[支部书记]靳尚谦同志主持，我作自我检查，对于政治立场及思想意识二方面各作检查，然后由到会同志提意见，先由尹达、靳尚谦二同志，分别以介绍人身份提意见。尹同志提出：（1）不要将“孤独”，“洁身自好”的脾气带入党中；（2）知识分子特别要注意纪律性及组织性。靳同志提出，要提高政治热情及政治积极性，要加强原则性及战斗性，学会走群众路线。由卢兆荫同志转述支委会的意见：（1）多关心政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以提高政治觉悟，培养工人阶级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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