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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谲瑰丽 纹饰繁复——浑源彝器鸟兽龙纹壶
浑源彝器亦称李峪青铜器，因1923年首次发现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而得名。这里是东周时期晋国（赵国）、燕国和北方草原民族交汇之地，晋文化、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汇聚于此，故浑源彝器群也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的风貌。其中最为著名者，为上海博物馆藏牺尊。关于牺尊，研究成果众多，鸟兽龙纹壶一对（图1、2）与此同出、共藏于上海博物馆，但关注者较少，其器型、纹饰等，也是浑源彝器文化因素杂糅的具体体现。
图1 鸟兽龙纹壶
图2 鸟兽龙纹壶
浑源彝器发现始末及史地沿革
1923年正月，李峪村村民高凤章在备耕时，于田间偶然发现几件青铜箭镞和金圈，是为李峪青铜器初次面世。几天后消息不胫而走，许多村民参与到挖宝之中，所发掘各类青铜器，或被私下出售，或作废铜贱卖换钱。浑源知事谢恩承闻讯后，即派人到李峪村进行清查收缴。法国古董商人王涅克（Leon Wanniek）也赶往李峪村，暗中收购村民私藏青铜器20多件，并将之带回法国。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一经展出，即引发巨大轰动。
与此同时，谢恩承以“得款以备教育、生产与振兴农村经济之用”之名，准备公开拍卖收缴来的青铜器。王涅克、德国商人和北京古董商祝续斋等先后竞价购买。直至1932年，一位名叫卢丰年的古董商以时银29万元的高价购去这批古物，结束了这场持续多年的夺宝大战。卢丰年所购得青铜器被运到北平，藏入大德通银号。1947年，这批器物重现于上海雪耕斋。次年7月26日，古董商张雪庚假借“仿古品”之名，准备将17箱精心伪装的文物经江海关搭游轮启运纽约。幸得上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及时阻拦，浑源彝器在内的大批古物得以留在祖国大地，新中国成立后即入藏上海博物馆。
浑源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的塞上黄土高原，是中国最古老的行政区划九州之一古冀州之地。春秋时期属代国，戎狄居住于此。公元前475年，赵襄子灭代，“襄王兼戎并代以攘诸胡”。三家分晋后，“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边界”。
浑源是晋国（赵国）、燕国和北方草原民族交汇之地，李峪青铜器群也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的风貌。从器物来看，以晋式青铜器风格为主，兼融燕式和北方青铜器风格，器型偏小巧精致，纹饰繁复精美，构思巧妙且富于创新，反映出其铸造的高超水平和审美。正如商承祚先生所言，“嗟乎！此皆宇宙间奇诡可喜仅存之物也。”
鸟兽龙纹壶形制及年代
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鸟兽龙纹壶，于1923年出土于浑源县李峪村，麻国华《浑源出土古物图说》、商承祚《浑源彝器图》中均有收录。一对2件，通高44.2厘米、口径16.5厘米。壶侈口，束颈，鼓腹，圈足。壶盖与双耳缺失，颈部两侧残存双耳铸接痕迹。梅原末治《战国式铜器研究》一书中，根据同出的残器盖及虎形装饰对鸟兽龙纹壶进行了复原（图3）。目前，其残损的盖及耳分散藏于法国巴黎和德国科隆。（李夏廷、李劭轩：《晋国青铜艺术图鉴》，文物出版社，2009年）
与此壶形制相似者，见于弗利尔美术馆藏鸟兽龙纹壶（传出土于浑源李峪）、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兽纹壶、大英博物馆藏赵孟庎壶（图4）（李夏廷、李劭轩编著《晋国青铜艺术图鉴》）及太原金胜村出土龙凤纹壶等。壶的形制及纹饰布局与李峪村出土鸟兽龙纹壶基本一致，最下层装饰的饕餮衔凤纹几乎完全一样，反映了其共通性。赵孟庎壶铭文记载了公元前482年晋、吴黄池之会的历史，鸟兽龙纹壶的时代也当与此相仿，在春秋晚期。
图3 鸟兽龙纹壶复原示意图
图4 赵孟庎壶
鸟兽龙纹壶纹饰及文化因素
鸟兽龙纹壶周身满布花纹（图5），从上至下依次为饕餮衔凤纹、龙纹和人面鸟纹、兽面纹，纹饰间隔处装饰野兽相噬、雁纹及绹索纹、贝纹。纵观鸟兽龙纹壶器身纹饰，既有充满想象力的人首怪兽、饕餮衔凤等抽象纹饰，也有源于生活、形象生动的写实动物，构思巧妙，细致入微，反映出当时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水平和审美。
图5 鸟兽龙纹壶壶身拓片
壶口沿至底部装饰的四道宽带状纹饰中，前三道均为蟠龙和人首、兽体、鸟尾的怪兽相互缠绕的形象（图6）。人面鸟嘴的造型，在辉县琉璃阁墓地出土器物上多次出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龟鱼纹方盘上装饰的人首鸟身图案也与此相似。这种题材最早见于公元前8至公元前6世纪叙利亚亚述帝国王宫浮雕和斯基泰文化遗物中，或许与西亚、中亚地区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有关。而在中国，这种人面鸟喙的形象也有记载。《山海经·海外南经》提道：“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山海经·南次二经》：“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鸟，其名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山海经》成书于商周至春秋时期，制作于相近时期的青铜器上出现类似的纹饰，既是古人吸收外来文化并转化利用的成果，也是当时信仰和精神世界的反映。
图6 鸟兽龙纹壶蟠龙和怪兽交缠纹饰
除了三道蟠龙和人首、兽体、鸟尾怪兽相互缠绕的纹饰，壶上还装饰一道饕餮衔凤纹（图7）。饕餮双目圆睁，两只凤鸟从饕餮头上伸出，背对而立。凤鸟身体自兽面双角处盘旋而出，尾部卷曲。这种纹饰也见于牺尊，牺尊额、腹部装饰的大量饕餮衔凤纹，根据位置不同，采取倒置、局部模印的手法，形成复杂多变的效果。侯马铸铜遗址出土了与此类似的饕餮衔凤纹陶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上）》，文物出版社，1993年），推测该器物是在山西侯马铸造完成的。
壶体纹饰带的间隔处，装饰三周立体的牛、虎等写实动物共计38个。动物作踞伏状，题材有虎豹噬人、牛（野猪）践踏蛇、犀牛食兽等（马承源：《鸟兽龙纹壶（上海博物馆藏）》，《文物》1960年第04期），形象生动，刻画入微。以动物为器物的装饰题材，是亚欧草原诸民族盛行的一种风格，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而类似形制的陶范在侯马铸铜遗址也有出土，这也是对器物产地的又一例证。
壶的腹下装饰一周昂首曲颈的大雁，栩栩如生（李夏廷：《晋国青铜艺术图鉴》，文物出版社，2009年）。类似者见于侯马出土雁形陶范和潞城县潞河战国墓出土动物纹圆壶壶盖纹饰，是晋国青铜器上较为独特的装饰图案。壶的圈足装饰贝纹和绹纹，也是具有晋国地域色彩的几何纹样。
装饰在鸟兽龙纹壶上的纹饰呈条带状的分布，这是晋国模印法的烙印。模印法的做法是用一块印花模子，刻出基本花纹，趁陶模胎尚未全干时，用印模在上面印出一个个花纹。从侯马发现的陶范花纹来看，同一部位、同样花纹的印模都只有一块，因而往往出现同组花纹反复的现象。这是当时最先进的青铜纹饰制作工艺，李峪青铜器群中的很多器物的纹饰都有所重合，反映了模印法的影响。
李峪青铜器是春秋晚期晋国青铜制造工艺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风貌。李峪村出土的两件鸟兽龙纹壶，是春秋晚期晋国青铜壶中的精品，其形制和主体纹饰，具有鲜明的晋式青铜器风格，但其细节处也体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北方青铜文化的风格，在器物上多次体现。其中，占据主体的饕餮衔凤纹，在侯马有相似的饕餮纹和雁纹陶范出土，表明这批器物极可能是在山西侯马铸造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