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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求真|| 林向:考古不能不食人间烟火

摘要: 林向 | 四川大学考古系【导读】2021年9月15日,林向教授去世。林向,1932年9月生于上海。四川大学考古学教授。历任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教研室主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主编、《巴蜀文化通史》《巴蜀全书》评议员等职。曾应邀赴瑞士伯尔尼国立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等处讲学。教学与科研 ...


✪ 林向 | 四川大学考古系

【导读】2021年9月15日,林向教授去世。林向,1932年9月生于上海。四川大学考古学教授。历任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教研室主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主编、《巴蜀文化通史》《巴蜀全书》评议员等职。曾应邀赴瑞士伯尔尼国立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等处讲学。教学与科研方向为西南考古(着重巴蜀考古)与应用考古(地震考古与酒文化研究)。曾主持参加长江三峡、成都平原等地的田野考古。主要论著《四川名塔》《巴蜀文化新论》等;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等,参编《四川历史地震资料汇编》等。

林向教授生前认为,治学与人生一样,都应“童心求真”,少加框框,少背包袱,才能承前启后、广求其真。考古学既是科学更是公器,其应用须多学科合作,所以,林向的研究关注现实与民生——人类社会的环境、海岸线的变迁、城市与沙漠的变异……都可从考古得出答案。


本文原刊于《成都日报》,考古汇公众号曾转发,现再转载,以表达对林向教授的哀悼。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童心求真论巴蜀


沿巴蜀文化,由田野而笔耕 改变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

记者(以下简称记):六十余年的考古生涯,林老师对巴山蜀水充满深情。

林向(以下简称林):我跑遍了巴蜀的山川河谷,利用教学交流、考古的机会,走遍了全国所有省区的省会城市,但我更爱成都,是四川盆地的新移民。从部队到机关,从读书到教学,从重庆到成都,从田野考察到书斋研究,我深深爱着这片巴蜀大地和乡亲。

记:学术界公认你是第一位对“巴蜀文化”概念做出明确完善界定的考古学家,你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是提出了改变中华古代文明起源格局的新思路。从田野考古到笔耕,巴蜀文化是你研究的主轴。

林:准确地说,是我们这一辈学人的共同努力,改变了巴蜀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以往对中华古代文明起源,人们只认可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种考古发现,东北发现了红山文化,江南发现了良渚文化,证明这些地区可能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由于长江上游考古做得不多,没有学者认为长江上游流域同样对中华文明起源有重大作用。但伴随三星堆、金沙、宝墩等遗址陆续发掘,人们发现在长江上游,以成都为中心的地区,在古代西南也是一个文明的中心,中华古代文明格局由此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认为,研究中华古代文明起源,不光要讲到长江中下游和黄河流域,还要讲到长江上游西南地区。我在研究文章里提出了“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在成都平原”的命题,以这个主题铺陈考古材料,并把历史文献、民族材料结合起来。

巴蜀文化的“水库效应”

记:重庆直辖后,有些人对“巴蜀文化”的提法有不同看法……

林:多年前我写有《“巴蜀文化”辨证》一文,以数十年考古发现与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了“巴蜀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到目前的最新研究成果,逐一考辨了“蜀文化”“巴文化”“巴蜀文化”“广义巴蜀文化”等概念。

四川盆地系列重大考古可证明,巴蜀文化是以巴、蜀为主的族群先民留下的地域性文化。最早四川只有蜀文化,成都平原中部就是蜀国的中心,其核心区的文化即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文化辐射到四川盆地及邻近地区的蜀国境内诸多民族群中,构成了“蜀文化”,共同形成了“古蜀文化区”,构成了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古代文明中心。东周时期,在江汉平原的巴人向西进入四川盆地东部,与原是蜀国的一些土著民族结合而形成“巴文化”。这样,“巴文化”和“蜀文化”共同形成了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古代文明中心——巴蜀文化区。

秦汉以后,大量移民进入……但巴蜀文化在秦汉时有个交接的过程,因为巴人、蜀人没有可供识读的文字,历史是靠秦汉时中原来的移民记下来的。这其中有一校正过程。巴蜀历史里有些神话,有的学者认为神神怪怪。我们工作最难的就在此,要恢复巴蜀真正的历史,只能依靠考古。

巴蜀文化的龙头是古蜀文明,最后形成地域性文化。四川历史上有几次大移民,移民的秦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等与巴蜀地域文化融合。因此,四川盆地由于特殊的人文地理条件,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犹如一座水库,对中国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都起到了流动、贮存、调节、融合、扩散的作用,这就是巴蜀文化在中国文化里的一个“水库效应”。

锄头考古学与“墨渍战术”

记:你如何看待巴蜀文化研究的现状?有人认为巴蜀文化是封闭的。

林:相同地理环境的区域,容易产生相同的文化。一般而言,巴蜀文化处在西北文化与东南文化的交接点上。古蜀国当时与强大的秦国、楚国为邻,最后逐渐被秦楚文化涵化,本地的石犀、石牛等就是明证。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而言,我们的古人早就与西亚有文化交往了。古人远行的足迹往往超出我们想象。巴蜀文化是开放、包容的,出土文物充分反映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

地质学家证明,公元前1万年到3000年之间,岷江上游有至少5个地震堰塞湖,水路可通达青海。堰塞湖使岷江上游气候湿润、物产丰富。堰塞湖约四五千年坍塌一次,洪水冲向平原,三星堆古城遭受洪灾,就此才转移到金沙。岷江也因地震而发生改道,我们后来发现,宝墩文化遗址恰恰就位于洪流道当中……这说明要结合自然科学,才能获得更丰富准确的历史信息。

记:你重视在第一手材料基础之上力求创新,这是你治学的主体精神。

林:你看我桌子上的这个大禹塑像,手上拿着一个叉,说是取土的农具“耜”,其实持这个工具的应该是神农。治水与政权关系密切,大禹是治水的总设计师,他的职责不在于亲自挖土,应该是手举目测的“丫”形器,一个测量仪,用来测量日月星辰。三星堆的神树、大立人等器物也引起我的思考。古人要确定祭灵的时节,靠观测天象,这些可能都是测量天文的工具。就这样,在巴蜀地区我首次引进了天文考古学。

记:这涉及神树崇拜。

林:中国东方文化的神木扶桑,巴蜀文化的神木建木,都在证明自己才是天下的中心,古籍《淮南子》就说:建木在都广(指成都平原),日中无影,若木在建木西,上有十日。三星堆出土的铜树就可能是建木,它在古蜀人心中是“天下之中”的神树,沟通天地的天梯,但研究证明它也是观测日影、定节候的神具。田野考古又称锄头考古学,考古文物反馈的历史信息,既博大精深又零星残缺,我的对策是采用“墨渍战术”:抓住一个课题,把科研与工作、教学结合起来,一点一点去追索,由点到面地去铺展,运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法,由此及彼地去旁通博及。

记:在你的考古生涯里,什么事让你最难忘?

林:1958年,我还是川大考古系甲班班长,与同学来到偏远的巫溪县参加长江三峡库区考古调查,生活很苦,后来一点荤菜都没了。有一晚我们在山道上迷路了,一阵乱走,终于看见长江里的大轮船射出的光,借助这点光,才猛然发现我们就站在悬崖岸边!再往前一点就掉下去了……我在研究生毕业论文《巫山大溪遗址发掘报告》中,首次提出并论证了“大溪文化”的命名,获得学界认可。川大历史系资料室还保存着一份1962年的论文原稿。

考古不能不食人间烟火

记:你对四川的地震从考古学角度进行了多年研究,服务大众正是你学术的追求。

林:考古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从1970年代开始,我就对西昌1850年的地震进行了系统研究,前后去了十几次,收集了109通墓碑碑刻,分析碑文内容,再把所有墓碑分布范围逐一确定,找出地震烈度分布的地区。墓碑最多的地区就是地震最重的地区,外面少,再外面又少些,就把相同烈度的地震区域划出来了。震区是椭圆形的,中轴线就是断裂带。地震造成邛海仅有一部分塌陷,而非有些人说的那样水下有一座神秘古城。

1976年四川地震局搞成都地区地震烈度鉴定,我也从考古角度参加研究。他们给我看了一个唐山地震的影片,我发现地震发生后,所有烟囱倒的方向一致,都倒向震中。我想古代有塔,塔也是高层建筑,倒了肯定有方向。成都附近的塔很多,我调查塔破损的方向都是指向西北龙门山方向。我提出:成都地区无大地震,有破坏都是外来影响,龙门山和鲜水河是地震来源。另外,我认为成都地区历史上没有烈度在6度之上的地震,从建筑而言,抗震烈度差1度的造价就相差15%。这个报告获得了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

记:你非常重视考古学史研究,回忆录、口述史与年谱、目录、论文集、著作集等整理,成为研究的学术依据。

林:在鲜水河调查地震期间,我找到了一个老县长的地震笔记,这是涉及一次地震的唯一文字记录。另外,田野考察常有超出预期的收获,1977年—1983年我在西昌收集地震文物,偶然在会理县搜到的家谱里发现了太平军的珍贵史料,后写成《太平军在凉山彝族地区迹辑考》。实事求是,必有收获。我的《自勉诗》很简单:“清白做人正气扬,江流至柔自刚强。深言无忌童心出,居易求真胜华堂。”

几年前笔者买到林向教授的专著《巴蜀考古论集》与《清江深居集》,他将古代史、人类学、考古学与地方志融为一体的治学法,不但体现了四川大学史学学派的重要特点,更昭示了他独到的精神追求。在《清江深居集》的《后记》里,林教授写有《自题书名述怀》诗,书法家何应辉为此挥毫:“年将八十犹童心,上天入地为求真。清江车水深居绕,收拾敝帚岂自珍。”

林向教授还写了一段文字来自明情怀:“光阴如箭,人生几何,无非一箭之地。回首来路,由‘投笔从戎’到‘投戎从笔’,由沪而渝而蓉,由读书而教书,直到离而不休;从田野到室内,‘上穷碧落下黄泉’,笔耕何曾休。虽无厚积,但求薄发,汇集成册,敝帚岂敢自珍,以文会友切磋而已……”林向认为李卓吾《童心说》以“童心者,真心也”,其“童心”庶几与宋代陆游诗说的“老翁七十犹童心”“虽惭童心在,终胜尘事缚”的语境相类似。在他看来,“童心”不但是他治学之根,更是做人之本,反对假人、假言、假事、假文,率真处世,方可探寻事物的真元;“求真”乃是他对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治学精神的科学性实践。

中秋之前,我赶到清江花园拜访了林向教授。林老师精神矍铄,快人快语:“你带采访提纲没有?”我告诉他我设想的几个方面,他放低声音说:“此地距离杜甫草堂不远,杜甫住在草堂期间写了很多诗,多次提到‘清江’,老杜说的‘清江’到底是‘清水河’还是‘浣花溪’,或是泛称呢?我想今日清江路的名字应该是借用了老杜的诗意,我刻有一方闲章就叫‘杜邻九爷’,也是我的网名。”接着话锋一转:“我已八十有二,不想再炒冷饭了。今年刚做了一次大手术,我在相继推出了两本主要著作后,意识到学术薪传非常紧迫,所以乐于向公众讲些自己不成熟的体念!考古不是‘挖古董的’,更不能无中生有,只能脚踏实地。”

他拿出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编辑的《大众考古》最新一期杂志,我看到了他在今年6月份亲笔题写的一段刊物寄语:“考古学有自己的堂奥,但绝不是象牙之塔。考古学是社会的公器,为公众服务,有公众的参与,但绝不是媚俗的奢侈品。考古学是一门人文科学。”

林老师把自己的人生旅程分为五大部分,其中23岁考入四川大学的求学阶段是他十分看重的,恩师冯汉骥外,还有徐中舒、蒙文通、缪钺、任乃强等,皆镇守一方的学界俊彦,先生们研究的思路宽泛而严谨,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启发:“比如冯汉骥是美国的双博士,他的特点是把中国古书文献与民族学、人类学材料等结合起来研究。大溪遗址发掘后,大家在人民公园整理墓葬出土人头骨,冯先生进行体质人类学测量,判断头骨的性别、年龄,他说,对骨头的认识,搞考古的甚至要超过搞医学的。徐先生研究甲骨文、金文,不光从文字本身进行研究,还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神话来研究……从多维角度研究历史,将多种学科与考古相结合,我就是走的这条路……”
信息来源:成都日报、亚洲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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