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历史系学生更直接感知西北史地同时增进学生之间的交流，我们在历史系领导支持下，于7月25日至30日组织2019级拔尖班和2020级强基班共32位学生前往银川、西安开展社会调查。在银川，调查团受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教师的热情支持，参加了“丝绸之路与中古史”工作坊。我们还访问了西夏王陵博物馆、宁夏博物馆、承天寺、黄河外滩等地。学生们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誊抄碑刻、墓志等，感受石刻的创造及其使用方式乃至塑造集体记忆的过程。实地调查是一种无声的阅读——读人、读事、读物、读城。学生们带着行前的阅读和疑问，将此次调查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认真记录了下来。以下陆续刊出学生们的一些思学随记，将见证他们的历史训练，同时也在邀请我们了解自身世界之外的世界。

——随队教师

记忆是最不可靠的，我坐在书桌前回想一个月前的西北之行，有些记忆还很清晰，但大部分已经模糊不清了。我看着笔记本上的字迹，看着相册里一张张照片，看着备忘录里零散的文字，慢慢回想，慢慢拼凑，终于穿针引线缝补起了这段记忆。我很开心，因为事实上，我确实曾经在那个时间那个空间留下过一些痕迹。我化用埃德加·斯诺的题目《西行漫记》去记录下这些文字，让生命少一些空白，让自己在某年某月某时间，再次翻看这段美好记忆时，不会因为遗忘而进行记忆的错写与重构。

从东南鹭岛飞往西北黄土，我们终于来到了这片神往已久的土地。

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对话宁夏大学

七月二十六日，我们抵达宁夏大学，先是参观了西夏学文创展厅。西夏学研究院的师生将那些沉睡在古老壁画、文物上的纹样挪到了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接着，是“丝绸之路与中古史”工作坊交流会议，两校的老师就各自研究领域发表了相关专题报告。这里谈谈我听后自己的一点想法。

马旭俊老师作了题为《王韶边疆治理实践与北宋中后期西北拓边》的报告，兴也经济，衰也经济。唃厮啰的兴起与经济贸易发展息息相关；而随后的唃厮啰的衰落或许与王韶“制服河湟”有关。王韶开使得宋朝掌握了经济权，老师提出观点这或许就是唃厮啰解体的起点。但如果沿着这个思路下去，就会遇到王韶开边成功与同一时期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矛盾。

概念意义上失败与成功是相互对立的，但如果把过去发生的历史看作生活，一件事情失败并不等于组成这件事情的所有因素都是失败的。矛盾的存在即合理，事物自身所包含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王韶在向宋神宗所上“平戎策”中, 用实地调查材料, 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西北边疆、民族形势, 明确提出通过经营河、湟及近边散处部族, 达到挟制西夏目的的基本主张, 这得到宋神宗、王安石等人的赞同。于是西北边疆的经营被纳诸王安石变法的范围之内, 从熙宁到元丰, 从王韶熙河开边到李宪收复兰州, 从熙河路设立到扩展为熙河兰会路, 随着边区的不断拓展, 变法派如影随形将新法思想和措施播向新区。熙河地区的开发支持了王安石变法, 深刻影响到变法的进程。熙河开边的成功即大大减轻了新法推行过程中的阻力。但正如马老师指出的北宋拓边不是一个单线的过程，而是多重要素合力的结果，所以王韶拓边与王安石变法之间的矛盾也是可以解释的。

靳小龙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唐代两税法时期的“税外科配”与地方治理。他提到当时不乏法外之税，税外加税的现象，也就是百姓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让我想到了历史向行走在田野中的我们娓娓道来的“事实”。中央政府所颁行的措施与地方真正落实的政策之间的差距，不存在于故纸堆里，他们活灵活现地潜藏在契约里、蹦跳在口耳相传的乡音里。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提到一种“双轨政治理论”的治理模式：“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塑造出一个形象而又独特的描述传统中国政治运作逻辑的‘双轨政治’模型。”中国古代封建国家的政治权力仅达郡县，而不至乡村，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对于县以下基层的管理，是以国家掌握户籍、田亩、税收为前提，再结合地方上的乡绅、世族，对村民进行教化管理的治理模式。这种双轨政治治理模式呈现出乡村自治的特点，但国家权力不下县不代表乡村就不受到中央权力的制约，只是一种礼俗相交、依情况而变通的自我管理。

二、西夏王陵何处寻？贺兰山下柏森森

——考察西夏王陵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我们沿绕城高速向西驶行，直奔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

西夏系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由党项族首领元昊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招数民族政权，其疆域囊括了今甘肃全境、宁夏 全境、陕北东部和内蒙古西南部，都城兴庆府（大致现在的银川市）。但当我们翻开二十四史时就会发现没有一部《西夏史》。元朝统治者为宋、辽、金 均修纂了正史，却未为西夏修史，直至清朝末年，金石学家张澍在甘肃武威发现了用西夏文和汉文撰写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首次揭开了西夏文明的面纱。纪录片《神秘的西夏》以及书籍《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成吉思汗为报西夏一箭之仇而立下的征服西夏、屠杀兴庆府的遗嘱。不论历史的真相如何，八百多年前因贺兰山庇护而崛起的王国“西夏”，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连同它的辉煌与梦想都湮没在了历史的烟云中。

西夏王陵位于今银川市西部约三十公里的贺兰山东麓，由元昊的大臣贺承珍设计修建。王陵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地势高敞，背靠贺兰山又能免于风沙侵蚀。各陵皆坐北朝南，均由阙台、碑亭、月城、内城、角台、献殿、鱼脊状墓道及封 土、陵塔等组成。据目前考古调查，阙台以北东西分列碑亭，其上立有用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记述陵园墓主生平的石碑。石碑坐落在人像石座之上，石座人像造型粗犷有力，学者认为，可能是西夏奴隶力士之形象。我们后来在宁夏博物馆见到了刻有工匠姓名的镇馆之宝——石雕力士志文支座。碑亭以北为月城，即瓮城，月城与内城相连，呈“凸”字形状，月城内东西各分立数列石像生。进入内城后，即到达陵园最核心的部位。内城中央建有用于祭祀的献殿，献殿以北通过鱼脊状墓道到达陵园地宫。陵塔则位于地宫以北，但偏处于西北隅，未在中轴线上，且不在墓室地宫正上方，而位于其稍北处。有学者认为可能是西夏王有意与宋朝帝陵规制相区别，显示其等级低于宋朝帝陵；也有学者认为这与西夏人的佛教信仰有关，西夏人认为中心属神明之位。

西夏王陵

近年对西夏王陵的研究表明，王陵曾遭受有组织的大规模破坏，可能是蒙古大军灭西夏时所为，最为宏伟的三号陵地宫之上甚至有一直径十米的盗洞。西夏王陵何处寻？贺兰山下柏森森。当年蒙古的铁骑虽然将西夏灭国屠城毁陵，千载岁月却依旧让这些气势恢弘的“东方金字塔”屹立至今。

下午，我们驱车前往贺兰山景区并参观了岩画博物馆。贺兰口岩画均为岩刻画，以各式人头像为主，辅以鹿、羊等动物图案，还有手印图案和西夏文题刻，其中以太阳神岩画最具有代表性。贺兰山岩画数量众多，这里无法一一详述分析，只选取几幅印象深刻的岩画加以阐释。

贺兰山脉

在贺兰口北侧一处岩石上，有一具特别的人面像，人面像有说是为纪念部落争斗中牺牲的人，有说是巫师制作的神灵映像，也有说是部落首领的人面像。而这一幅不同于常见的圆圈人面像，它仅由一圆三点构成，造型简洁，活灵活现。沿着巍峨的山脉再往里走，能看到各种人面岩画造像和动物群像。在贺兰山岩画中，还有岩画与西夏文的组合。在沟口北部的一块高大完整的石壁上，密布着人面像岩刻画，人像微笑可亲，无发，两侧结有发辫，很像元昊“秃发令”中党项先祖的发型。

贺兰山人像岩画

位于距离沟底 20 米处的高处石壁之上，嵌入山体的是一幅炯炯有神的太眼神岩画，关于这幅太阳神岩画的文化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自然崇拜，是对太阳赋予万物生命的感恩并对其加以神化的反映; 也有人认为是一些部落将太阳视为保护神; 还有人认为，这幅太阳神实际是对生命的赞美，对生殖的渴求。我看到太阳神岩画的瞬间却好似看到了春晚吉祥物“康康”，也就是网友戏谑的“猴赛雷”。巧合的是，贺兰山下坐落着“猴赛雷”设计者韩美林先生的博物馆，据说，韩美林先生第一次踏足有“塞上江南”之称的银川时，就被古老神秘的贺兰山岩画深深打动，此后先后七次至此观摩。

贺兰山太阳神岩画

还有一幅岩画令我印象深刻，那是刻在山崖之上的大小两个手印，手形岩画有说象征占有和权力，有“我的”之意，也有说是一种领土交割仪式的记录，山崖上有两只左手印，左边手印下有一头前腿下跪的牛，右边手印下有一幅人面像。两手印上方，有一环眼大睁的桃形人面像。下边是一个双臂扬起的人。据 一些学者研究，认为这是一幅用岩画表示部落关 系的契约书。手印代表权力，左边部落已被右边部落征服，部落的人口和牲畜将归右边部落所 有。正如岩画博物馆高挂的序言所说：岩画是凝固在岩石上的一部巨大史诗。

七月二十八日，我们上午去了宁夏博物馆，下午去了承天寺。宁夏博物馆共有三层，展品很丰富，分为“朔色长天”“大夏寻踪”“塞北江南”“石刻史书”等众多主题。我一路看，一路拍，生怕错过一件文物，我知道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或许是最后一次。有些物件匆匆一面便会刻进记忆里。

鎏金铜牛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展厅。“石刻史书”展馆里主要展出了岩画。“文明曙光”展示了宁夏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的各个文化形象。“农牧家园”主要表现宁夏地区自西周、春秋战国至秦汉的历史发展进程。“丝路重镇”讲述了宁夏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作用，宁夏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必经之路，贡史、商贾、僧侣大都经过此地进入中原王朝，因此留下了大量中西交流的遗迹遗物。“大夏寻踪”讲述了神秘西夏的故事。塞北江南讲述了元、明、清三代宁夏的历史风貌。馆内有许多藏品令我印象深刻，如鎏金铜牛、琉璃鸱吻、胡旋舞门、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参观过西夏王陵后再看这些玻璃柜中的文物，它们不再是单纯的器物，好像都被赋予了生命，活了过来。在静谧的灯光下，它们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而来，我们仿佛能看清它们透过百年岁月至今清晰的容颜。

琉璃鸱吻

三、百余碑石气势宏，厚重书文天下雄

——西安碑林

七月二十九日，我们回到了古都西安，来到了西安碑林博物馆。

五年前，我以一位书法爱好者的身份来过碑林。那时，我带着讲解器跟在导游身后，穿梭在碑林之间，被灌输了一堆不属于我记忆的导览词。当再去看原碑时，只余下穿凿附会，匆忙地寻找碑石与导语的重叠之处，走马观花，感触平平。除却偶尔遇见一些曾经临摹过的碑帖，会带来心情的触动与变化。但也只是隔着厚厚的玻璃柜匆匆一瞥，不见其全貌，亦然不见其磅礴。

五年后再游，我跟在队伍后面，碎碎地听着耳边那些尚能勾起记忆的导语故事，只是这一次没再被那些密密麻麻的碑石牵着走，而是听从老师的建议驻足于一方碑文前，静静地倾听它的故事。展厅天井两侧“一码一码排阵似的直接嵌在水泥墙里的”是于右任从洛阳收购的北朝墓志。由于建于两个展厅之间，当展厅挤得水泄不通之时，常有友人坐在两侧墙下歇息乘凉，不知他们是否留意过那些嵌在墙上的块块墓志铭。“古墓碑表折,荒垄松柏稀”这次来，不为曹全颜柳，只寻那一方墓志。我一眼就看到李挺墓志，旁边是他的妻子刘幼妃和续弦元季聪的墓志铭。

李挺墓志

之前随老师跑田野抄碑的时候曾问过为何不直接看网上已有的碑文抄录，当我们逐字逐句辨识完全碑后，问题也一并不在了，我们几个人一同辨识的内容确确实实与网上一人之言有所差异。这一次，我来到碑林，一眼选中这块带有楷隶两体的风格独特的墓志铭，坐在地上，逐字逐句辨认，再誊抄到本子上。

当我们把三块墓志铭放在一起时，一位北魏大将的一生浮现在我们眼前。李挺，字神俊，少以才学知名，为太常刘芳赏识，历任中书侍郎、太常少卿、荆州刺史，迁大司农、镇军将军、散骑常侍、中书监、吏部尚书等，封千乘县开国侯，食邑千户。后梁武帝派遣部将进犯李挺驻守的荆州城，并引水灌城。他安抚军民，固守城池。但他意尚风流，凭借感情引荐任务，不能清正方重。

通过释读李挺墓志和翻阅《魏书·李神俊传》，我看到的是一位宦游一生，熟谙官场明哲保身之道，他没有“僵卧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无私，而是洞悉情势上表请辞；他没有“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的豪情，而是滞留汲郡，静待朝廷将其追回；他没有“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清正，而是树结亲党，巩固自身政治地位。虽说“为官避事平生耻”，但在那个朝代短命、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在诡谲起伏、沉浮跌宕的官场却能够明哲保身，一生娶两妻，六十四逝世，死后又被追赠使持节、侍中、司徒公、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谥号文贞。虽非伟人圣人，却也不失为一种别样人生。

不论是王陵、文物，抑或是碑刻，它们背后都是一段鲜活的历史，本身都记录着历史长河中的某一瞬间，我们尽力去感受历史的脉搏，尽力去融入那股洪流，并化为一沙投入其中感受历史激荡。蜉蝣天地间，沧海一粟缈。微如浮尘的我们，在触碰这些文物的一刻，跨越时间与空间与几百年前的灵魂以另一种形式相遇，何其有幸！

文/图 | 于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