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位于我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河西走廊西端，是沙漠中的绿洲、丝路上的补给站，自汉代起便被视为衔接中原地区与西域的重镇。敦煌佛教艺术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而持续发展了近千年，见证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

敦煌以石窟寺为主体，自公元4世纪起建，主要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东千佛洞和小千佛洞等。据研究人员统计，敦煌现存洞窟总数约577个，其中莫高窟492个（不包含北区残洞），榆林窟29个，是数量最多的两处石窟群。[1]

西汉时期敦煌郡地图

罗寄梅小照

罗寄梅夫妇与张大千，摄于美国加州

1932年，罗寄梅进入中央通讯社，被派赴汉口建立新闻摄影部。1938年后调至重庆任中央通讯社任摄影部主任，并在那里结识了时任通讯社助理摄影师的刘先（1920- ）。刘氏自幼在上海接受了开明的教育，其家族中多学者、官员，有“玉海堂”藏书刻书，颇有声望。

这一对伉俪，在新婚后不久便毅然决定暂放下通讯社的工作，奔赴敦煌独立开展一个庞大的摄影项目。在遥远荒凉的大漠驻扎拍摄想必极为艰苦，为此通讯社派另一位摄影记者顾廷鹏随行提供协助。

罗夫人刘先，1943年摄于敦煌

20世纪30至40年代正值国难危机之时，不少文人、学者、艺术家以民族救亡、国粹保护为己任，热切地投入到了对文物古迹的调研、记录与维护工作中。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官方的支持。

同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了对商代都城遗址殷墟的考古发掘，并在西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学考察调研。在这些工作中，摄影已成为重要的记录手段。

另外值得注意的有语言学家、摄影爱好者刘半农与考古学家石璋如1933年赴河南巩县寺石窟的考察与摄影，可谓我国学者石窟寺拍摄的早期个例。

1942年，石璋如先罗寄梅一步与历史学家劳干抵达敦煌调查、拍摄。他们是中国教育部组建的西北历史地理考察团中仅有的两位奔赴敦煌的学者。

伯希和在藏经洞里挑选经卷，Charles Nouette 拍摄，1908年

然而在此之前，敦煌已多次受到外国探险队的“光顾”。1900年敦煌藏经洞（现编莫高窟第17窟）被道士王圆箓意外发现，加上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在中亚地区勘查记录的发表，很快使得敦煌成为了世界各国考古学家、汉学家、佛学研究者等垂涎的目的地。

斯坦因（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分别在1907、1908年争先恐后前来为英法两国带走了上万件敦煌写经和文物。随后到达敦煌的有日本大谷探险队（1911-12），俄国学者奥登堡（Sergei Oldenburg）率领的探险队（1914-15），以及美国人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的团队(1924)。

俄国奥登堡探险队合照，Samuil Dudin拍摄，1914年

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在得知敦煌文书的流散后，我国学者罗振玉（1866-1940）和王国维（1877-1927）两位大家很快投入到对这些材料的保护、研究和著录当中。

至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其《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敦煌学”的概念，并写到“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寄梅在上世纪40年代初产生了去敦煌拍摄、记录的想法。据罗夫人回忆，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斯坦因探险队在敦煌考察时拍摄的照片。它们来自斯坦因1915年出版的彩色考察简报，也是他印制豪华的5卷装《塞林底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的详细报告》的宣传册。

此外，罗寄梅对罗振玉和王国维关于敦煌的著作也有所了解。他的友人张大千于1941年6月到敦煌临摹壁画，亦体现了敦煌对于当时艺术界人士的吸引力。于是，罗氏夫妇开始酝酿一场西行拍摄的计划。

张大千率弟子在敦煌临摹壁画，1941-43年

摄影器材的准备对于罗寄梅此次敦煌之行是首要的挑战。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战时中国，拍摄所需的设备、胶卷和化学试剂在西南地区几乎无处可寻。

罗氏获取胶卷的途径是请在海外的友人购买后通过印度边境带入。配备胶卷的数量也是一个难题。由于之前从未到过敦煌，对于洞窟里的拍摄状况和体量没有直观的认识，所以需要尽可能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