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传统木刻雕版印刷技术始于隋唐，兴于宋，历经元明清，迄今约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故宫博物院藏有二十四万多块清宫遗存之雕版，所含种类众多，有刻书版、佛经版、战图舆图铜版、石版等，大部分为清代内府武英殿所雕刻；且这些雕版所刷印的出版物，以及与刊刻活动相关的原始档案，均留存于世。放观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如此完整地保留人类印刷活动的 ...

中国传统木刻雕版印刷技术始于隋唐，兴于宋，历经元明清，迄今约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故宫博物院藏有二十四万多块清宫遗存之雕版，所含种类众多，有刻书版、佛经版、战图舆图铜版、石版等，大部分为清代内府武英殿所雕刻；且这些雕版所刷印的出版物，以及与刊刻活动相关的原始档案，均留存于世。放观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如此完整地保留人类印刷活动的痕迹，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历史见证。
历来论书，鲜及书版，本文着眼于清宫旧藏木刻版画雕版赏析，主要分佛经版和刻书版这两大类介绍，使读者管中窥豹，了解并欣赏古代木刻雕版艺术之魅力。 

明代成化六年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内府刻本

院藏雕版主要来源有四：1.清入关后接收的明代内府遗存书版，如《永乐北藏》《性理大全》《文献通考》，北监本《二十一史》、《十三经注疏》等一大批书版；2.清代内府武英殿及各部衙门刊刻的书版；3.清代地方政府及王公大臣进呈内府的书版，如《通志堂经解》《南巡盛典》；4.新中国成立后由上级拨交及民间捐赠的书版，如民国徐世昌所刻《晚晴簃诗汇》《退耕堂政书》等。清乾隆帝曾言“寿之梨枣”，是为祈求文化借书籍和雕版为载体，传之永寿。“梨枣”即指刻书所用的梨木和枣木。有清一朝对内府刻书所选择的书版材质要求非常严格，多为上等梨木、枣木，皆木质坚硬。为防止书版开裂，减小伸缩率，木板必须经过自然干燥、人工烘干等工艺处理后方可使用。在成书之后，对现有的雕版也会定期清点和维护，如《国子监志》记载：“本监版刻及武英殿寄监存贮版刻均立册详实数目，凡书籍刻版之册，皆钤以监印，新旧交代则详验而悉数之。”据翁连溪先生在《清代内府刻书研究》中分析，原清宫所刻雕版至少应在百万块以上。尽管对雕版保护有加，却不禁政治动荡、兵燹水火之厄，如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西华门内果房清字经馆大火、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武英殿修书处大火、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北京陷落、1923年建福宫大火等，对书版造成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至1924年溥仪出宫，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清宫书版得到妥善保管；时清内府寄存国子监处书版并国子监刊刻之书版搬至端门朝房等处，内府所藏雕版则存贮在午门东西朝房和太和门东库房内，后归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保管；1950年7月，为筹建中国通史陈列，经文化部文物局批准，书版回归故宫管理并搬入角楼、东华门等处储存。近年来我院对这些雕版进行了详细清点和更为深入的整理，并实行一系列除霉、防虫等保护措施；同时，还进行数字化影像采集、部分书版重新刷印、筹建展览等工作，将这一人类文化遗产展现给公众。一书付之梨枣，可化一为千百，或广为流传，或可寻一二残帙；而其书版却具有唯一性，一旦毁弃，踪迹全无，以致清代以前所刻书籍之雕版，留存至今者早已是凤毛麟角。 
一、佛经版 
今故宫所藏佛经雕版中，以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刻《佛说高王观世音经》《大乘诸品经咒》雕版为年代最早者。此二种佛经雕版为双面雕刻，各存一块，但均为卷末版，一面经文约25行，行14字或15字。施经发愿文牌记中刻有明确纪年款，末尾镌有一尊护法将军韦陀天神像；因图版线条细密，凹刻处普遍比文字部分浅约1毫米；版刻风格苍劲有力且不失细节，特别是《佛说高王观世音经》正反面空白处分别镌刻有两种小型法宝图案。这种样式曾在明代《永乐南藏》中普遍出现，而且在南宋《碛砂藏》、元代《普宁藏》、明代《洪武南藏》中也偶有发现，不仅使刷印的佛经美观精致，还可以在刷印过程中，防止因纸张印凹陷渗墨而造成的污损，起到“支钉”的作用。从发愿文内容和行字数目、无千字文号等信息来看，两种雕版属于民间单刻佛经。这种以经文、牌记、韦陀像为顺序的佛经排版形式，最早始于《永乐南藏》。今清代以前的木刻雕版已难寻踪迹，院藏的这两块雕版是目前存世极为罕见的、有明确纪年款的明代雕版实物，且均存有版画部分，更显珍贵。

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 佛说高王观世音经 刻版 纵20厘米 横40.7厘米 厚2.1厘米

清代诸帝对佛教尤为尊崇，其中既有个人宗教信仰的倾向性，也有实际的政治需要；有清一朝藏、蒙、汉、满四个文种的大藏经皆有刊刻，对强化少数民族交流、融合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今院藏蒙文《甘珠尔》经雕版19000余块，为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由内府刊刻的清代第二部大藏经。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乾清门侍卫拉锡为奉旨刊刻蒙文《甘珠尔》经事的奏折中，记载了刊刻、办理是经的工料来源、经费支出、主持人、底本来源、校刊经过、誊写及镌刻人员等信息；特别是对雕造经版有着详实的记录。首先是所需雕版总数、每版尺寸并所需经费：“其镌刻所用长二尺、宽七寸、厚一寸五分之版，共四万五千块，每块版以二钱计，需价银九千两。每块版两面刻字，以三钱五分计，镌刻四万四千七百八十块，需用手工银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三两。”其次，为防止雕版受潮、开裂，采取将雕版四周出脊处裹布综漆的工艺，也称披麻挂灰：“木版两面抛光，四面出脊；每版以三分计，制版四万五千块，需手工银一千三百五两；漆版四周，两边裹布二层，漆三次，每版以一钱三分五计，漆版四万五千块，需用手工银六千七十五两。”最后，全经共计108函(夹)，每函(夹)首、尾均有版画：“一百八函，每函首之经版，绘雕其两边之二佛像、中间之南无字、四周之番草花草，一块版以二两计，绘雕一百八块版，需手工银二百六十两；再同页内四周绘画番草花及刻字，雕刻一块版，以一两二钱计，一百八块版，需用手工银一百二十九两六钱。一部《甘珠尔》末尾之四块版，每版绘雕四尊金刚佛，四周绘雕番草花，每块版以五两四钱计，四块版需用手工银二十一两六钱。”由此可知，雕造有版画图案的经版不同于刻字版，所用工费更加高昂。更重要的是，以往对存世几部蒙文《甘珠尔》经的调查中，学者均认为每函上下内护经版中的图像为彩绘；而通过研究上述档案并院藏几块雕版实物对比印刷成品观察，这些图像应是先由木版刷印后再进行填彩上色工作，这种方法也常用于唐卡等佛像绘画，使每制作一部经无须再重新起稿描绘图案，更加省时省力。今可考第一部蒙文大藏经为元代大德年间(公元1297—1307年)在西藏刻版刷印，惜已不存；因此，清康熙年间刊刻的这部蒙文大藏经在蒙古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加强民族间交流与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文翻译全藏经》又名《满文大藏经》，是经以汉文大藏经为主，兼以蒙文、藏文、梵文大藏经为底本翻译而成，全经计108函(夹)目录1函(夹)，于清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九年(公元1772—1794年)在内府清字经馆内翻译并雕造完成，至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以前，陆续刷印装潢十二部，为清代所刊刻的第四部大藏经，也是最后一部。今院藏《满文大藏经》经版约42000余块，数量应为原先的一半以上；其中佛像版画雕版存180余块，镌刻佛图众多且姿态万千，每幅版面四周均有连续不断的祥云纹图案，雕镂精整剔透，极为精湛，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即便不作雕版之用，其本身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据清嘉庆时礼亲王昭《啸亭杂录续录》卷一“清字经馆”条中记有此经的雕版信息：“初储经板于馆中，后改为实录馆，乃移其板于五凤楼中存储焉。”此处五凤楼应指今故宫午门上门楼处。清字经馆(前身为译经处)位于紫禁城中西华门内，是为专修《满文大藏经》而建，开馆时间约为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辖属内务府。根据档案记载，乾隆帝选派通晓翻译的皇子、大臣共计约九十六人，由章嘉国师校审，逐卷进呈御览。至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翻译工作告竣，同年二月乾隆帝亲撰《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一文。可惜据同年十二月《乾隆朝上谕档》记载，清字经馆遭遇大火，损失惨重：“西华门内之清茶房外果房失火......至此项经卷虽未全行焚毁，但一经搬损，必致残缺失次；其版片俱系梨木，不但已经刊刻者徒费工料，即奉经刻字者亦觉可惜，所有被烧刻字版是否存有刷印底稿？若竟连底稿被毁不全，岂不更为费事......不可不详细检查，将所存版片、卷页逐一核对，以便互相补辑，俾臻完善。”可知当时部分经卷已经刷印成帙，但并未全部付梓刊刻；其底稿、雕版、刷印成品均有不同程度的损毁缺失；在现存的《满文大藏经》中，就夹有此次大火之后重新雕印的部分经叶；且现存雕版中也有雕完后未经上墨刷印的经版，这一部分的校对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制作工艺上，雕版使用梨木，同上述蒙文《甘珠尔》经版一样，将雕版四周出脊处裹麻综漆，进行封边处理，防止潮湿、开裂、变形；据笔者观察，每块经版四周均裹有两层麻布。因此，此套经版历经二百余年，基本没有整版断裂的情况。 

清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 圣祖御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内府刻版 纵29厘米 横70厘米 厚3厘米

清内府除雕造了四部《大藏经》外，也刊行了大量的单刻佛教经典。清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刊《圣祖御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前有说法图扉画，中间经文，末署“康熙六十年岁次辛丑四月初八日临赵孟钍椤保?砟┯形ね韵瘢辉翰赜惺蔷?橐呈湾饶材崴捣ㄍ嫉癜嬉豢椋?耧尉?畋ヂ??ㄏ嘧?厣?稀Ｓ赫?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