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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春芳丨读《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
来自: 西北学 |
发布时间：2021-11-17 10: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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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者简介敏春芳，1969年生，甘肃临潭人，兰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萃英学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首席专家，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教授和“宝钢优秀教师”以及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文字训诂、汉语方言和敦煌文献语言研究，出版著作五部，发表学术 ...
敏春芳，1969年生，甘肃临潭人，兰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萃英学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首席专家，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教授和“宝钢优秀教师”以及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文字训诂、汉语方言和敦煌文献语言研究，出版著作五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已完成相关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
引 言
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简称《碑铭赞》），2019 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是1992年出版的《敦煌碑铭赞辑释》的增订本，辑录了目前所见到的敦煌文书中新的碑文、墓志铭和邈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210余篇，相比原版，篇目增加了近一倍，篇幅增加了三倍多，分上、中、下三大厚册，凡130万字。敦煌碑铭赞是敦煌修功德记、墓志铭、邈真赞等人物传记文献的简称，上起于唐初的《常何墓碑》写本，下迄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李存惠墓志铭并序》，前后约360年。除第一篇为唐初中原传抄本外，其余大部分集中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从圣历元年（698）《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P.2551）起，记载了敦煌地区约300年左右的历史，是研究敦煌及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1]按照敦煌当时风俗，每次画像，必请人题赞，备述主人翁的功德业绩；每建一窟都要竖碑记事，颂扬功德。敦煌碑文主要是功德记碑的抄本，有的原碑或拓片被保存了下来，如P.2551《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P.3608、S.6203、P.4640《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P.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等，但其中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虽然目前大部分原碑已看不到了，但从这些碑文的记载，可以推断敦煌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时代背景和塑画内容等。所以，这些碑文抄本就显得弥加珍贵。[2]郑炳林先生从1989年开始辑录碑文和抄本，历时三年撰成《敦煌碑铭赞辑释》，辑录的碑铭赞文书有47卷，135篇，其中碑文32 篇、墓志铭8篇、别传1篇、邈真赞94 篇，就当时所见到的敦煌文书中关于碑文、墓志铭、邈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都收录齐全，于1992 年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被认为是碑铭赞研究的扛鼎之作，饶宗颐先生认为可以与《元史本证》相伯仲。足征这本书在该领域的开山之作。但先生并未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在之前的基础上重新辑录校释，从2009年起，开启了敦煌碑铭赞的修订和研究工作，又历时十年，坚持不懈，厚积薄发，终成一剑。于2019年11月，130万字的《敦煌碑铭赞辑释》付梓出版，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碑铭赞》这部鸿篇巨著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对于这样一种扛鼎之作，实该研读并探讨其学术价值，只是学生才疏学浅，难以全面发覆先生之造诣，仅其荦荦大端，略述一二。《碑铭赞》篇幅宏富，内容比初版增加了八十多篇，且图文并茂，序赞兼具。其中有很多碑铭赞的学术价值很高。如上海博物馆藏第40《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李庭光莫高灵岩佛窟碑并序》残片、敦煌写本P.2765（P.t.1070）大蕃古敦煌郡布衣窦昊撰《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等，是研究敦煌石窟和敦煌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又如《曹延恭修功德记》，是考证敦煌莫高窟454窟的重要依据。[3]郑炳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他在敦煌历史地理、敦煌文献整理、佛教与佛教艺术等方面造诣很深，成果颇丰。先生的学术成就之所以不同凡响，关键在于“择一事，精一学，终一生”的坚守与拼搏；我国敦煌学之所以彪炳辉煌，远迈前古，其根源也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为推动敦煌学研究，他从1981年留校任教至今，四十年砥砺前行，不忘初心，彻底改变了“敦煌在甘肃，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并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发展成为国际敦煌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图书资料的中心。他在1989年辑碑文、铭文和邈真赞的时候，条件还十分所限，那时还没有清晰的图版资料，仅靠《敦煌宝藏》和微缩胶卷释录，图版不清晰，可参考的资料也不多……难度可想而知。随着《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英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大量敦煌文献先后公布，尤其是英、俄、法、中馆藏敦煌文献影印本的陆续出版，皆为敦煌碑铭赞辑释注入了了新鲜血液，增加了原先没有收录的碑文、墓志铭和邈真赞，使得此次增订的数量增多，由原来收录的135增加到211篇，“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辑佚书》中提到辑佚的资源主要有五种，其中一种是“以各史、传、注及各古选本、各金石刻本，为辑佚之资料”。[4]《碑铭赞》荟萃诸本，博引群书，考辨史事，辑录了目前所见到的敦煌文书中新的碑文、墓志铭和邈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200余篇，凡130万字，分上、中、下三大厚册。相比原版，篇目增加了近一倍，篇幅增加了三倍多，使之成为辑录敦煌碑文、墓志铭和邈真赞的集大成者，功在千秋，辑佚资料的价值不言而喻！《碑铭赞》一经推出，以内容完备、校释准确和资料丰富在学界引起震动，它不仅是研究敦煌碑文、墓志铭和邈真赞等人物传记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敦煌及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还是辑佚文书、校注典籍、考察敦煌文书的重要参考。 先生明确提出：“研究唐朝政府与归义军节度使关系，特别是研究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归义军史，必须加强对敦煌碑铭赞的深入研究。有几个问题应该引起学界关注：一是修建石窟的功德记越来越少，而修建的石窟越来越多、功德记体例的演变问题；二是归义军与周边关系活动越来越紧密，归义军客司的设置问题；三是归义军时期敦地区粟特及其各个少数民族活动况，特别是铁勒部的活动情况，归义军与凉州、甘州、肃州、伊州、西州、于阗、南山关系的演变问题；四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社会生活状况、归义军佛教教团制度完善、出家僧尼的试经制度等问题。”[5]学术发展史要求守正创新。创新有二：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新观点和新方法的萌生。王国维先生曾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6]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也提出：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7]《碑铭赞》毋庸置疑为新时代学术之新材料。在原版《敦煌碑铭赞辑释》流传的二十多年里，有多名学者、博士生以《敦煌碑铭赞辑释》为研究对象，展开了敦煌学、历史文献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增订本《碑铭赞》发凡起例，自成体系，考订精审，有校有作，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是我们学习和了解先生学术成就和学术路径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文献载体。相信这部鸿篇巨帙，将通过新材料之发见推动新问题之研究！正如先生所言：“要让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际上掌握话语权、占领制高点，仍然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学者发扬莫高精神，深入挖掘敦煌文化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因子，不断拓展新的研究空间。”[8]如何将210余篇、凡130万字的碑文、墓志铭和邈真赞等不同性质的资料统摄在一起，并不是件轻松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费一番心思。如上所述，先生修订《碑铭赞》的原因，除了之前的收录不全外，有些辑录虽然尊重了文体体例，却打乱了敦煌文书的原编号顺序，没有关注到各卷碑铭赞文书的相互关系，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极其不便。先生博通经史，泛览百家，对敦煌学史了如指掌。他根据“碑铭赞”的特点，发凡起例，自成体系，以原编号为线索，将错综复杂的各类文书编排在一起，按原编号系联，以一持万，纲举目张。如P.4640卷号下有既有“碑”，如《阴处士碑》《陇西李家先代碑记》《翟家碑》《吴僧统碑》，也有“铭”，如《沙洲释门索法律窟铭》，还有“赞”，如《李僧录赞》等，共十一篇，先以P.4640编号统之，再依“碑”“铭”“赞”次第排列。又如编号P.4660，均为《邈真赞》或《邈真赞并序》共38篇，皆由编号而及，杂而不越。对于同编号之内的篇名，则按照时间的先后来编排。即以卷号排列，时间次之的编排次第。从中可以看出在卷号编排上的逻辑性，每卷自首至尾，次第井井。再如编号P.3720仅有《墓志铭并序》《仪赞》《功德碑》和《莫高窟记》四篇，内容不同，但编号相同，也一并排在一起。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足见编者在卷号编排中的良苦用心！既显示了《碑铭赞》编纂的统一性和科学性，又为《碑铭赞》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后学者有线索可寻可检。“若以此问学，方能得其门而入。”《碑铭赞》以编号系连，自成体系，将错综复杂的各类文书编排在一起，既有线索可寻可检，也便于系统地研究和整理。清代学者朱一新对编排体例的重要性也有概括。他指出“不通其书之体例，不能读其书，此其大义之所存，昔人所谓义例也。校勘字句，虽亦要事，尚在其后，此其大纲。校勘其细目，不通此则愈校愈误。”[9]可见古书之体例对研读古书、掌握校勘的重要意义。若果编者如果有一个详备的编排目录、研究者掌握其体例，那么从事校释、从事研究，则会提纲挈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碑铭赞》用功最勤、最精彩的是当属“校释”部分，几乎遍校全卷。且取材甚广，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有的校释惜墨如金，一字带过，有的校释多达几十页，文字有数千，甚至上万。以一两个人的精力成此巨著，实在是难能可贵。1.校释的内容，除是解释词句、补漏订讹而外，大部分是有关考证人物事迹的传记资料，以及对前人校注成果的补充和完善。先生一直居于敦煌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也充满了对学术真相的执着探索。近年来，带领敦煌学研究所进行了大量调研。《碑铭赞》订增补过程中，亲自前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地实地调查，抄录敦煌文献。“对五万个卷号进行数字化采集。还将对全国其他省区市以及海外学术期刊进行数字化采集，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10]2.校释的原则，“用传世典籍和敦煌文书互相印证”。先生在自序里提到：“我们利用敦煌文书校释碑铭赞，目的就是让学术界对敦煌文书特别是与敦煌史地有关的文献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少量使用了传世典籍，使学术界对相应事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11]先生以深厚的敦煌学功力从事敦《碑铭赞》的校释工作。熟练引用文献学、考据学、敦煌学以及古代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对诸书之中所存在的文字伪谬、句读错乱、人物地名等问题，博引群书，多方印证，找出问题所在，且不囿他说，推究致误原因，作出明确论断。如第79页到80页的《吐蕃监军论董勃藏重修伽蓝功德记》正文只有正反两页，约800字。“校释”从81页到98页，共17页，一气浑成，洋洋洒洒近一万五千字，有校有作，纵横捭阖。这绝非一般的校释，而是一篇功力深厚的考据性文章。用功之勤贯穿全文。如575页“释门都法律杜和尚写真赞”，正文仅有200字左右，校释从576页到589页，共13页，也不吝一万之字，深情贯注，有校有作。又如第228页P.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原文从228页到230页，仅3页。校释从233到256页，凡23页、68则校释；第621页P.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共64则校释；第701页S.5630《张淮深造窟功德碑》原文残缺不全，图文并茂，共57则校释……细读《碑铭赞》全书，就会发现这类情况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考据之功，可见一斑。具体校释中，先儒旧说，多方考证。如第1158页校释[12]“头慕忠贞”：头，陈祚龙、荣新江校作“倾”，当是。贞，荣新江、陈祚龙录作“良”，误。 一则校释，既肯定他说，又否定了他说。如第934页的校释[10]和[11]。
校释[10]幽途：唐耕耦等释作“函途”，误。
校释[11]月，唐耕耦等以为衍字，当是。
又第46页两则校释：
校释[10]义，陈祚龙释作“彝族”。
校释[11]泣断，陈祚龙释作“泣叫”，误。
同一页前后相连的两个校释，考订及其精审，一是肯定他说之是，一是指出他说之非，既大胆订正前人之失，也多次肯定前人之功。广采众长，他说异说，莫不毕载。有时前说未尽，则后说补之，前说有误，则后说校正之。如第20页编号P.2551V，是《沙洲效谷府校尉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的并序，后在第32页S.1523+上海市博物馆藏第40号《沙洲刺史兼豆卢军使李庭光莫高灵岩佛窟碑并序》的校释[7]中，对其内容加以补充说明，校订甚精，援引甚确，断制甚明。再如第205页校释[19]，指出P.2913V号《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墓志铭并序》的碑文对张淮深的记载多有附会，仅揭示了碑文撰成时期张淮深在沙州自称官衔的情况。作者参考P.2913号《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墓志铭并序》（正面）、P.2005V号《敕河西节度使文》、BD11287号《敦煌归义军张淮深上唐王朝表》、P.2222号《咸通六年（865）正月沙州敦煌郡百姓张祇三等状》、P.3720《悟真文集》以及P.3451号《张淮深变文》和P.3720《张淮深造窟功德碑》等表、状、变文以及碑文多种文书、进行校勘，补充修正了P.2913V号《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墓志铭并序》的讹误，使读者看到文献的真实面貌，真正理解原作的旨意。读来精彩纷呈，欲罢不能。又如162页校释[1]：《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是由编号S.3329、S.6973、S.6161、S.11564、P.2762等五件文书拼接而成。这是一件价值很高的文书，也是学术界利用率最高的文书。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对各卷定名不一，有《张氏修功德记》《张议潮勋德记》《张淮深修功德记》及《残表状》两片等多种称法。S.3329号第一行残缺保留半个字，约为“誓不离材产自定桑”，图版参《英藏敦煌文献》第5卷第44页，唯图版说明称“张淮深修功德记（参S.6161、S.6973、P.2762）”。背面为“诗九首《贺大夫十五郎加官》等（参S.6161V号）”。S.11564号存一残片，上有“勇猛将……引阵……虚……之六”，可与S.3329残缺部分拼合；图版参《英藏敦煌文献》第14册第33页。S.6161号为两个断片，S.6161A号残片起自“□衅河洛沸腾十”，至于“申屈无路其”，记载的是张议潮父亲张谦逸的生平事迹，可与S.3329号前部缀合，内容叙述张议潮祖父在吐蕃统治时期的状况。S.6161B号残片起自“川量掠其”，至于“列金吾位兼神武，司徒自到京师”，记载张议潮事迹，背面皆为“诗九首《贺大夫十五郎加官》等”，图版参《英藏敦煌文献》第10卷第111页。需要指出的是《英藏敦煌文献》编辑中将图版正背面搞反了，因此图版说明文字与图版内容不相符合，可与S.3329后半部分缀合，其中部分字如冤、腰、列等只有缀合之后才能释读出来。碑文的拼接顺序是S.6161（1）+S.3329（中补S.11564）+S.6161（2）+S.6973+P.2762，经过拼接之后虽然前后仍然残缺，但是内容基本完整。这段校释，先说明《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是由编号S.3329、S.6973、S.6161、S.11564、P.2762等五件文书拼接而成，五件文书虽然出自不同卷号，内容不尽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卷之间毫无相同之处，拼接顺序应该是S.6161（1）+S.3329（中补S.11564）+S.6161（2）+S.6973+P.2762，经过拼接之后前后仍然残缺，但内容基本完整。然后指出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对各卷的定名不一：有《张氏修功德记》《张议潮勋德记》《张淮深修功德记》及《残表状》两片等多种称法，进而依《英藏敦煌文献》相应的卷、册，一一指出各卷的残缺、残片、断片等，又指出了《英藏敦煌文献》图版正、背面排反的错误，导致图版文字与图版内容正反矛盾，互相抵牾的情况，只有颠倒正面和背面的顺序才与S.3329号后半部分相缀合，如此冤、腰、列等字随之浮出水面，文通理顺，文脉贯通。最后特意强调了文书缀合的几点意义：解决了长期以来定名错误或者不一致的问题；明确了张议潮家族在吐蕃时期的政治地位和作用；订正了历史记载的错误，特别是张议潮收复敦煌的时间问题……[12]言之凿凿，持之有故。校释内容丰富，触类旁通，可视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成功范例。《碑铭赞》善于利用各种写本、刻本和文书进行校正。例如第1230-1231页的校释[2]：P.3396号记载有第一渠、小第一渠、大第一渠。P.3560《敦煌水渠》记载有小第一渠。P.3877曰：“城东二十里第一渠”。编号P.4245、P.3384、P.3706、P.3935、S.4491等号皆有记载。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二）》（《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认为属东河水系，自城东七里千渠口分水，东北流，至城北二十里处，长约十五里。在千渠西侧，与千渠平行，灌溉慈惠乡境。庄当因渠得名。
这则校释首先征引了对“第一渠”和“第一渠庄”在编号P.3396和P.3560《敦煌水渠》中的详细记载，然后又列举P.4245、P.3384、P.3706、P.3935、S.4491等编号中的“第一渠”为其佐证，进而征引李正宇先生《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二）》的记载，证明“第一渠”的地理位置、长度单位、水利灌溉和得名由来。《碑铭赞》有释有作，纵横开合。我们从先生的校释中，能深刻感知其对敦煌学的热爱和对学术研究的精益求精。“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上文说到《碑铭赞》校释的原则是“利用敦煌文书补充敦煌碑铭赞内容”。利用其他文献进行校勘，属于他校的范围。陈垣先生指出，“他校者，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有为后人所引者，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皆可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13]他校法范围广，只要是与本书记载的内容有关，就属他书之范围，就要求校勘者博览文书、学贯古今，用力勤奋。《碑铭赞》征引用了众多版本，可参考的有陈祚龙《敦煌铭赞小集》《敦煌真赞研究》《敦煌古钞碑铭五种》中的辑录，有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有关“墓碑、邈真赞、别传、功德记的辑录，还有英藏、法藏等所引的墓碑、邈真赞、别传和功德记等众多文献进行校正。例如： 第31页P.2551V号《沙州效谷府校尉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校释[9]至[13]：校释[10]材称刈楚，器是拔茅:陈祚龙据残卷录作“材称列髦，器是秋蒿”第72页P.3677号《沙州报恩寺刘金霞和尚迁神志铭并序》校释[4]齿：，曾良、蔡俊认为是“龆”之形讹，《韩诗外传》卷一：“男八月生齿，八岁而龆齿，十六而精化小通。”第478页P.4460号《沙州释门索法律智岳邈真赞》校释[10]贸：张志勇《敦煌邈真赞释译》释作：“留，《敦煌碑铭赞辑释》和《敦煌邈真赞校录》均为‘贸’。”第682页P.3720号《河西都僧统阴海晏墓志铭并序》校释[12]至[16]：校释[14]利诫：陈祚龙校作“列识”，唐耕耦等释作“刊诫”。校释[16]广塔：陈祚龙释作“庙塔”。第552页P.4660号《李教授和尚赞》“诗：夙植怀真智，髫年厌世华。不求朱紫贵，高谢帝王家。削发清尘境，披缁蹑海涯。苍生已度尽，寂嘿入莲花”第554页校释[4]：此首诗分别附于P.3726智照撰《释门都法律京兆杜和尚写真赞》、P.3720号惠菀撰《敦煌都毗尼藏主阴律伯真仪赞》之后,P.3720号与本篇完全相同；P.3726号将“华”“家”“涯”“花”四字改作“荣”“庭”“精”“城”。实不当改，其实误也。例多不再一一赘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敦煌学家，他饱读史书，对各例历史文献了如指掌，说起敦煌文书更是如数家珍，这为先生熟练运用他校法提供了主观条件。此外敦煌墓碑、邈真赞、别传和功德记等人物传记资料，是研究敦煌及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地区历史的重要文献，被其他书籍广征博引，也为他校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条件。书中他校与理校结合的地方也是屡见不鲜。例如：第12页P.2640号《唐左武卫大将军常何墓碑》校释[4]：窦德总漳滏之师：滏，郑必俊、唐耕耦等释作“淦”，误。《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磁州滏阳县：“本汉武安县之地，魏黄初三年分武安立临水县，属广平郡，以城临滏水，故曰临水；以城在滏水之阳，亦曰滏阳。”“鼓山，一名滏山，在县西北四十五里，滏水出焉。泉源奋涌，若滏水之汤，故以滏口名之。八陉第四曰滏口陉，山岭高深，实为险阨。”卷一六怀州河内县曰：“第四滏口陉，对邺西。”《旧唐书·地理志二》洺州“滏阳，汉武安县地。隋置滏阳县，州所治。”这则校勘指出郑必俊、唐耕耦等因形近而误，将“滏”释作“淦”，并据历史文献《元和郡县图志》和《旧唐书》，说明“滏阳”地名的来龙去脉。对于同一地名，用各种史料相互比较，探幽入微,最终确认符合史实的说法，令人信服。又如第31页P.2551V号《沙州校效谷校尉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校释[7]到[14]：校释[7]渥洼骥子，丹穴凤雏:原碑此句缺。陈祚龙据残卷录作“渥洼囗子，丹穴囗囗”。宿白录作“渥洼骥子，丹穴凤羯”，误。P. 3770《张族庆寺文》记载:“渥洼龙种，丹穴凤雏。”校释[8]豹:宿白录作“纫”，误。陈祚龙录作“豹”,当是。校释[12]横街，原醉缺。宿自据残卷录作“横海”。陈柞龙录作“播海”误。五则校释分别指出了编号P.2551V《沙州校效谷校尉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的夺文、讹文、异文现象，并订讹正误，匡谬正俗。《碑铭赞》除了他校以外，本校、对校和理校，四种校勘方法均可寻得踪影，且熟练驾驭，灵活使用。对校法是一种最简便、最稳当的方法。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写道：“即以一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14]进行对校，首先要广收版本，并选择其中之善本作为底本，再核之以其他版本。校者罗列各本异同，编为校记；读者手此一遍，便可知各本之本来面目。例如第706页的几则校释：校释[3]P.3720作“五稔三迁，增封万户。宠遇祖先之上，威加大漠之中。”校释[4]P.3720作“亚夫未比于当年， 忠勇有同于纪信。六州万里。”校释[5]P.3720作“悬鱼兼去兽之歌，合蒲致见珠之咏。”校释[7]所残文P.3720作“时属有故，华土不宁，公乃以河西襟带。”校释[8]残缺文P.3720作“以为军势。若乃隍中辑晏。”校释[9]残文P.3720作“庶无登楼之患。军食丰泰。”这六则校释是根据编号P.3720，对S.5630号《张淮深造窟功德碑》进行的对校。《碑铭赞》引用诸写本作为对校的基础材料，将收集到的不同版本逐一对校，每字核其异同，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常录之。对校、他校时常相结合。如第592页校释[2]至[7]：校释[2]者席若风追：P.4660作“避席者风追”。校释[3]关，P.4660作“开”。校释[4]渥泽， P.4660作“雨露”。校释[5]壁之抚绥，P.4660作“譬之保绥”。校释[6]付，P.4660作“符”。校释[7]利，P.4660作“哉”。这六则校释是通过编号P.4660对BD06437V号《河西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进行的对校，不拘泥各种版本、编号，用同一部书的不同编号进行对校。其作用主要是通过比勘不同刻本、校本发现问题，改正错误。使得发现改正的错误都有版本上的依据，从而避免了主观臆断上的错误。但是解决问题还要依靠其他校勘方法。例如以下诸例：第424页P.4660号《沙州都押衙张兴信邈真赞》校释[3]：墨池：陈祚龙录作“墨沈”，误。墨池张氏，即张芝后裔。P.3718《宣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行敦煌县令张清通写真赞并序》曰:“裔派临池，敦煌人也。” P.4660《张僧政邈真赞》记载:“敦煌甲族，墨池张氏。”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张芝墨池，在县东北一里，效谷府东南五十步。右后汉献帝时，前件人于此池学书，其池尽墨，书绝[于]世,天下传名……”P.3721《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记载：“……”S.2691《沙州城土境》记载：“……”P.3644《俗名要务林》记载：“……”S.3287、S.214V《书论》、S.2027《佚类林》工书条皆有记载……通过编号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著名汉代书法家张芝均有关“墨池”传说的记载，以及其他编号中“墨池”的记载，纠正了陈祚龙将“墨池”录作“墨沈”的错误。引据详瞻，博约简取。墨池，最初指洗笔砚的池子。如唐·裴说《怀素台歌》：“永州东郭有奇怪，笔家墨池遗迹在。”后世指代砚。如宋·范正敏 《遯斋闲览·墨地皮棚》：“王僧彦父名师古，常自呼砚爲墨池。”也指习书写字处。如唐·元稹 《酬乐天早春闲游西湖》诗：“墨池怜嗜学，丹青羡登真。”“墨池”又称“笔柱”“承墨”，用以吸墨。如北魏·贾思勰 《齐民要术·笔墨》：“以所整羊毛中截，用衣中心，名曰‘笔柱’，或曰‘墨池’‘承墨’。复用毫青衣羊青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齐，亦使平均。”据此，当以“墨池”者为是。陈祚龙录作“墨沈”，是因“沈”和“池”形近而误。《碑铭赞》对校和理校相结合的地方为数众多，满目皆是。试看下面的例子：第535页P.4660号《吴和尚赞》校释[5]：桥船：张志勇《敦煌邈真赞释译》录作“福船”。并认为：“福船，当与‘法船’含义相近。法船，比喻佛法。……而福船，则应同样比喻佛法。是指佛法犹如可以拯救沉迷于无明之中众生的航船，修习佛法可以为众生积累广大福报。‘福船’在《敦煌碑铭赞辑释》和《敦煌邈真赞校录》中均为‘桥船’。”原卷亦作“桥船”，张志勇释读错误。又如第1103页P.2970号《节度使内亲从都头守常乐县令阴善雄邈真赞并序》校释[11]行五裤以恤黎民: P.2524《类书语对》刺史篇:“五裤:廉叔度来为蜀郡太守,歌[曰]:‘廉叔[度],来何暮,昔无一襦今五裤。”P.2537《略出籝金》刺史篇:“来暮:后汉廉范,字叔度，为蜀郡太守，西川频遭荒歉，百姓贫弊，衣不盖形，食不充口，自廉公主任，去不速之务，谨守法纲，期年,民遂苏息，百姓歌日:‘廉叔度,来何暮,昔日无襦今五裤。’言其衣食重暖也。”《汉书·廉叔度传》《蒙求》廉范五裤条皆有记载。五囗，当作“五裤”。陈祚龙释作“五养”，误。用不同编号、史书进行对勘，不囿成说，当改则改。“五裤”后以作为称颂地方官吏施行善政之词。如唐·储光羲《晚次东亭献郑州宋使君文》诗：“籍籍歌五袴，祁祁颂千箱。”宋·辛弃疾《水调歌头·送郑厚卿赵衡州》词：“莫信君门万里，但使民歌五袴，归诏凤凰啣。”可为校“五裤”之证明。辨证谬误,以祛之惑。由此可见，“五养”文义难通，实不可从，当以“五裤”者为是。又如第299页P.4640号《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的几则校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