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后，新疆面对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集中体现在英、俄殖民主义在亚洲腹地的扩张和争夺。

英国殖民主义者自17世纪入侵印度，逐步将整个印度变成其东方最大的殖民地。19世纪初，英国开始向中亚渗透，主要方面是由印度向阿富汗、伊朗扩张，其战略是警惕、防范俄国假道中亚进攻印度。沙俄垂涎中亚已久，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有两支俄军分别由里海和西伯利亚远征中亚，但都失败。18世纪上半叶起，经过一个世纪的扩张，沙俄逐步控制了哈萨克草原的西部和中部。英、俄在中亚的扩张首先在1837-1838年的“赫拉特危机”中发生撞车。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历史上属于中亚帖木儿帝国南部重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恩格斯曾指出：“赫拉特在强国手里是可以用来控制伊朗和土尔克斯坦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3页。）当时英俄围绕着反对还是支持伊朗攻打赫拉特，揭开角逐中亚的序幕。为了与英国对抗，1839年俄军征伐希瓦，这支由奥伦堡武官省长彼洛夫斯基率领的远征军受到暴风雪的袭击而遭到失败，但沙俄用兵中亚的计划并未停止，它的战略目标由此向东转，转向乌兹别克浩罕汗国和中国的新疆地区。经过30多年的殖民战争，完成了对乌兹别克的布哈拉、浩罕、希瓦三汗国和土库曼的征服。与此同时，英国殖民势力也积极北上，征服克什米尔，建查谟一克什米尔邦，吞并旁遮普，把他们的统治推进到开伯尔山口。1891年俄军进入帕米尔，开始与英军直接对峙。新疆从此处于最富于侵略野心的英、俄两大殖民势力的夹击之下。

也就是沙俄大举征讨中亚之时，乌兹别克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建立起得到英国殖民主义支持的“哲德莎尔”政权。1871年沙俄趁乱攻入北疆霸占伊犁。新疆陷入被肢解、瓜分的严重危机之中。清朝政府在平息了陕甘一带的动乱后进军新疆，驱逐阿古柏（1876-1877），收复伊犁（1881），新疆完全回归。19世纪90年代，俄、英在阿姆河一帕米尔一线划定了各自领地和势力范围，各自都急需消化、稳定自己所攫取的新土地。英、俄殖民势力对新疆都有野心，在无力独吞的情况下都更不愿对方占上风。它们之间这种既争夺又相互牵制的结果是，新疆成为两大资本主义列强军事夹击下的缓冲地、经济争夺的前沿地。至此，新疆在经历了一场严重政治动荡和外敌人侵后终于平静下来，一方面清朝统治受到沉重打击；另一方面，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动乱，新疆未被瓜分出去。

19世纪80年代新疆的归复，无论如何也是件大事。事实上，在弃还是收新疆这样的大事上，清廷内有过激烈的争论。左宗棠（1812-1885）这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站在清帝国生死存亡的高度，力主收新疆：“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这既是对新疆战略地位的确认，也是对当时新疆地缘政治形势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冷静分析，在此后20年，德人拉采尔（F.Ratzel）方才构筑地缘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注：拉采尔1896年发表《国家空间的成长法则》，次年又发表《政治地理学》。虽然，“地缘政治”（Geopolitik）这一概念是瑞典人哲伦（R.Kjellen ）1901年提出来的，但一般以为创建地缘政治学的是拉采尔。）而左宗棠的这段地缘政治的精彩分析，时至今日仍令人叹为观止！

20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的争夺终于引发了人类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远离这场大战主战场的新疆及其周边地区，一时还感受不到战争的硝烟。

对当时新疆政局直接冲击的是第一次大战前后欧亚大陆上发生的两场伟大的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满清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在这场大战前后走到它的生命尽头，新疆的地缘政治环境由此也发生重大变化。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新疆各族人民举旗响应，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和全国形势一样，新疆的政权落入了旧官僚手中，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军阀统治。早在1907年第一次《日俄密约》签订后，“库仑、恰克图之间已入俄人势力范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沙俄侵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7页。）辛亥革命后，各省自立，全国陷于一片混乱之际。在沙俄唆使和武力支持下，库仑活佛哲布尊丹于1911年12月1日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帝国”。外蒙古之独立破坏了我国的领土完整并直接威肋到新疆的安全。1912年刚刚就任新疆督军的杨增新将军（1863-1928）在厂次演讲中说：“新疆孤悬塞外，从汉唐以来，时叛时附，多半因中原多事，兼顾不暇。……如今情势，却已大不相同，自清朝开辟西域，以迄改建行省，历次大军西征的军费和承平时期协饷之所耗，中原金钱花在新疆的，早已不可胜数。中原对新疆的负担如此其重，倘若一旦掌握不住，那么，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古的狼贪，只怕此一大好河山即将沦于异族之手。”（注：白振声等：《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杨增新此所谓的“孤悬塞外”，是辛亥革命后整个民国时期新疆地缘政治的基本形势概括。此时对新疆局势构成威胁的为左右两个方向。

右面是外蒙古“独立”。当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并举兵东犯科布多时，杨增新立即派出三个营精锐部队驰援，但援军未到，科布多已于1912年8月20日陷落。1913年6-7月，俄、蒙军进犯阿勒泰，挑起科阿之战，新疆省军迎头痛击，守住了这片疆土。阿勒泰旧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隶属镇守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将军。1905年，阿勒泰从科布多析出，设办事大臣，直隶中央政府。1919年应杨增新的要求，北京政府撤阿尔泰办事长官，置阿山道，并入新疆省。十月革命后，外蒙古地区成为俄国白匪军活动的天地，俄国白匪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积极推行“大蒙古计划”，企图建立日本卵翼下的傀儡国。1921年7月苏俄红军在未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下入蒙作战，击溃了白匪军，宣布成立蒙古人民政府。1924年5月，苏俄与中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但外蒙古事实上被分裂出去而成为当时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新疆三面受到苏联的包围。

左面是苏联的五个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相继建立。十月革命后，沙俄遗留下的民族殖民地是苏俄首先面临的问题。苏俄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承认“民族自决权”，具体说，就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民族识别”、组建独立的民族国家，然后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实现“重新联合”，建立苏维埃联邦。按斯大林的话来说：“如果这些国家后来愿意加入苏联而作为它的平等的一员，那么这只是说，布尔什维克找到东方人民群众深远意向的一把钥匙”。（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7-288页。）在平息白卫军和巴斯马奇叛乱后，苏俄在中亚“识别”出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五个民族，并组建了五个民族共和国。（注：有评论说：“郑重地承认’民族自决权‘不仅是博得非俄罗斯民族好感的最恰当的武器，而且是他们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对立的正确无误的手段”，“这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策略”。俄国没有被肢解，1922年成立的苏联，是一个个单一的民族共和国的联盟。

然而，70年后，苏联正是沿着当年组建的民族共和国一分十五的，这是当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料不及的，无论如何，这是在从没有民族国家的地区人工组建民族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参见潘志平等：《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20年，吉尔吉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布宣言：“我们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民居住在东方，与东方民族有密切接触，我们要做俄罗斯革命影响的传导者。我们认为，革命的东方，从零散的行动正转向同全世界强盗进行积极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共产主义思想透入东方各国，并号召东方各国人民争取自己的解放……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加入俄罗斯联邦行列，希望成为一座东方革命学校。当此伟大时代，我们声明，我们将用一切办法把共产主义革命思想扩大到东方。”（注：中央民委参事室译：《苏联民族政策文件汇编》，1954年内部印刷。）。这是一份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向东方“输出革命”的宣言，杨增新对此立即有所反应，他在一份《陈说对待俄事意见》电文中报告：“现俄人许俄属缠（按指乌兹别克）、布（按指吉尔吉斯）各族以回教独立特权……该党所倡之回教独立问题，不分国界，实大有影响于新疆。留疆回教各种族，占人口十之，且与俄边境种族姻娅往来，关系密切，将来俄属回族独立，既成潮所激，殊觉危险。盖俄人之能否图我，当在印度事定以后，而目前最当严防者，惟此回教独立问题。”（注：《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民国九年），第81页。）看来，这位新疆督军早在1920年就已深切地感受到来自中亚的“民族自决”思潮的冲击。如果说，“民族自决”在新疆还是个比较抽象的说法，那么，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分裂新疆过程中却有着具体的鼓动内容。这两个主义分别发端于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和阿富汗。泛伊斯兰主义鼓吹的是以伊斯兰统一全世界，把世界置于一个伊斯兰宗教领袖哈里发的统治之下，其基本原则是宗教的；泛突厥主义则蓄意在当今世界虚构一个“大突厥民族”，并以此建立一个“大突厥国”，其基本原则是民族或种族的。

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亚人民中广泛传播，且中亚的当地主要民族除塔吉克外都是操突厥语的民族，因此，这两个主义（以下简称“双泛”）很快在中亚得到发展，并紧密交织在一起，有时还是互为表里的。新疆和中亚在历史文化上最重要的联系在于——按学术语言说——都大体上经历过“伊斯兰化”和“突厥化”的过程，因此，“双泛”很方便地由中亚传入新疆。1933年和1944年的11月12日，在南疆喀什和北疆的伊犁先后建立了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就是“双泛”孕育出的怪胎。前者是英帝国主义一手策动的，后者则是当年苏联出自利己的沙文主义动机插手“三区革命”的具体表现。苏联曾深受“双泛”之苦，十月革命时期，英国、土耳其势力所支持的反苏维埃的巴斯马奇匪徒，打出的旗帜就是“双泛”，但是这并不妨碍苏联政府利用“双泛”向新疆渗透。

从1911年至1949年的民国时期，“孤悬塞外”的新疆的地缘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其间还有中亚难民流入（1912年、1916年、1929年）、白俄败兵窜入（1920年）、苏联红军入新（1921年、1933年、1937年）、中蒙北塔山事件（1947年）。按一般逻辑，新疆不仅孤悬塞外，而且民族宗教情势极为复杂、处境最危急，在“三北”（东北、外蒙古和西北）

中最有可能被分裂出去，但并未像外蒙古那样分裂出去，分析起来至少有两点：一是新疆首先建省，然后有东三省，而外蒙古始终未建行省，没有经历过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二是清代新疆进行移民实边、社会经济整合；东北开放柳条边后东北边地得到充实；惟有外蒙古始终未允许人口和社会经济的整合，结果外有强邻蛊惑，内有王公易帜，最终分裂出去。（注：参见王栓乾主编：《走向21世纪的新疆》，政治卷·上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次大战后，美、苏由联盟走向对抗，世界格局出现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

1949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新疆和平解放，标志着新疆各族人民翻身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革命的胜利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开始了中、苏两国最友好的时期，新疆和中亚作为两个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后院，也进入最友好的时期。这一时期，新疆和中亚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其间经济关系发展、人员友好往来，增进了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印度也在二次大战后获得独立，成为中、苏的友好邻邦。整个20世纪50年代，新疆的地缘政治关系十分和谐，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20世纪50年代末，中共和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意见分歧。起初，这种分歧还在两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展开争论，后来由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发展，中、苏两党的分歧影响到两国的国家关系。1962年春，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引诱、煽动，、胁迫中国公民逃苏，制造了“5·29伊塔事件”。其后又不断挑起边境事件，在新疆塔城巴尔鲁克山地区制造军事冲突。与此同时，苏联大量增兵中苏、中蒙边境，至1975年，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军达45个师近百万人。（注：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309页。）在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之时，中美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紧张，时值国内又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台湾的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又趁机挑起中印边界战争，西战场就在新疆西南缘的阿克赛钦地区。1969年，苏联已完成从东欧向中亚调动战略轰炸机的部署，还将大量核弹头瞄准了中国，实施核讹诈和武力威胁。1979年，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对新疆已形成三面包抄之势，“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这一判断表明中国不得不认真地看待新疆所面临的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缓和。

中苏对抗时期，中亚的阿拉木图和塔什干电台每天以四至六小时交替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对新疆展开反华宣传，广播各类文章2万余篇、3000万字之多，主要是鼓吹“维吾尔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煽动给维吾尔族“民族自决”，像苏联那样建立民族共和国。（注：参见蒲开夫：《60-80年代苏联对我区的分裂主义宣传》，新疆社会科学院《内部参考资料》，第13期。）这些反华宣传和分裂破坏活动给新疆稳定带来严重影响，突出表现在1969年破获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暴乱事件。该党的章程称：“要依靠苏联武装夺取政权”，并先后12次派人到苏联、蒙古乞求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苏联间谍机关曾多次派遣特务携武器、发报机和活动经费潜入新疆与“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联络。美国学者指出：“很明显，苏联还抱有将新疆变成蒙古这样的缓冲国的企图。不断有关于拼凑‘自由突厥斯坦运动’组织的权威人士的报导。这个组织有自己的武装，由1962年伊犁骚乱中逃离新疆的人士组成，其基地在阿拉木图，以一位前新疆维吾尔族领袖泰波夫（音译）将军为首，它在七十年代初期达到了高潮。”（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290页。）20世纪8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开始活跃，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可以肯定的是，它与苏联在20世纪60-80年代以民族为题的反华煽动是脱不开干系的。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进程，多少牵制了苏联对中国“北方威胁”的压力，也多少缓解了新疆地缘政治的恶劣环境。

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格局，也结束了一个时代——冷战时代，但世界仍不太平。在后冷战时期，原有的世界力量对比出现明显的失衡，原先被掩盖的民族、宗教矛盾凸现、失控，国际关系格局并未定型。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主题更为鲜明，许多积极的因素孕育、发展，并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比如，始于1996年的中、俄、哈、吉、塔首脑每年定期会晤的“上海五国”机制已形成，2001年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它对于维护中亚、亚洲乃至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然而，恶化国际大环境的消极因素依然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滋长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明显的基本动向：其一，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寻找新的“敌人”。苏联解体在西方是一片欢腾，然而新问题是，原来的老敌人不复存在，那么“新敌人”在哪里呢？哈佛大学的亨廷顿（S.P.Huntington ）教授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引起巨大反响。如果他当时还闪烁其辞地指责与伊斯兰教文明“勾结”的儒教文明，那么到1997年则明确地说：“中国将成为美国的一个新敌人”。他提醒美国公众，正是因为没有明确这一点，“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忽视”，“今日美国日益混乱主要在于失去敌人，没有敌人即无法塑造国家的认同”。（注：［美］《外交》杂志1997年10月号。）这无非是：一是美国必须要有敌人，否则国将不国；二是认识不到中国将是美国的新敌人，美国也国将不国。在这种冷战思维的指导下：“中国威胁论”、“即将来到的美中冲突论”等不胫而走，如西方的一篇评论所说：“把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如火如荼”。（注：［美］《华尔街日报》1999年5月26日。）2001年，布什总统一上台就确定：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对手，这就给美中关系定下与克林顿政府不同的强硬基调。2001年3月，美国国防部报告“要求把中国视为头号敌人”。人们愈来愈相信：“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物色一个能够替代苏联的敌人，美国的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注：［美］《华尔街日报》1999年5月26日。）

其二，世界性的民族分立主义泛滥。随着苏联解体，出现了世界性的当代民族分立主义（Ethnic Separatism ）高潮。它是在殖民体系完全瓦解、彻底崩溃的背景下，以民族自决为口号在多民族主权国家里，搞民族分离、分裂、独立的极端民族主义。可以说，除拉美外世界各地都有民族分立主义。苏联一分为十五和前南斯拉夫一分为五之后，车臣和科索沃继续在闹分立，当代民族分立主义泛滥之势仍在继续。

其三，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泛滥。确切地说，20世纪70年代末中东地区兴起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并很快地蔓延至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广阔地带。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伊斯兰复兴，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还不是直接问题，但它往往营建一个极浓厚的宗教狂热氛围，而在这种氛围下，它极易政治化、组织化甚至恐怖主义化。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运动是政治化，组织化和恐怖主义化的伊斯兰运动，其本质是极端政治运动，而不是宗教运动。其基本特征是：通过鼓吹“圣战”思想实施恐怖主义，以达到建立由宗教精神领袖统治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权的政治目标。其典型口号是“既不要东方（共产主义），也不要西方（资本主义）”。它在“圣战”的狂热鼓动下大搞血腥的恐怖活动，对有关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甚至包括许多伊斯兰国家（在极端势力看来，不是宗教精神领袖统治的政权仍是“非法”的）的生存、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它是对政治与宗教分离、世俗化进程的反动，因而也是当代国际政治最严重的问题。

在上述大背景下，新疆地缘政治的新问题是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这三个“主义”，或曰“三股势力”。

民族分裂主义。苏联解体在中亚最直观的变化是政治地图的变化，在新疆西部出现五个不大的新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苏联的解体，意味新疆曾面临的“北方威胁”已不复存在，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或许不是坏事，但这只是其一；另一方面看——如前所述——美国愈来愈看中中国，让中国充当第一假想敌国，这并不是件好事；再者，中亚新独立的国家直观上看是民族共和国，车臣、科索沃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民族分立主义在后冷战时期崛起，这在客观上对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有鼓舞作用。

宗教极端主义。中亚诸共和国很快出现了伊斯兰复兴趋向，它明显地表现出两股潮流：一是由政府引导的以民族复兴为内涵的宗教文化的认同，一是与反政府势力相勾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崛起。在1995年以前，前者为主流，随着民族国家建设步入轨道，这种内涵为民族主义的伊斯兰复兴趋于平稳；在1995年以后，后者为主流，特别是在中亚的一些地方，如费尔干纳，营造了十分浓厚的宗教氛围，至1999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Movemet of Uzbekistan）”和“伊扎布特（Hizbut Tahrih ）”等极端组织的活跃，中亚的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严重问题。

国际恐怖主义。冷战结束前后便在西亚地区兴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并与本·拉登摘在一起，阿富汗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基地之一。笔者认为，恐怖主义都是具有鲜明的政治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不加选择地采用爆炸、绑架、劫机、投毒、暗杀等残暴手段袭击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在内的平民和政府行政、执法机关，企图制造大规模的恐怖气氛，从而将其政治信息传递给更广泛的群众，以实现其罪恶的政治目标。有无政治目标是界定恐怖主义的重要标尺。中、南亚一带恐怖主义的政治目标不是民族分裂，就是宗教极端；有的既搞民族分裂，又搞宗教极端，因此中、南亚的这“三股势力”总是错综复杂地缠在一起。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塔利班，与车臣、克什米尔民族分立主义、中亚的宗教极端组织和新疆民族分裂组织相勾结，推波助澜，造就了危害地区稳定的一座座火药桶，其中阿富汗、克什米尔、费尔干纳三座火药桶就在与新疆毗邻地区，它们与中亚西北缘的车臣恐怖分子遥相呼应，新疆已处于国际反恐怖主义的第一线。这是千年之际新疆地缘政治的突出特点。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