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发掘名称：闽宁村西夏墓地清理发掘　 发掘地点：宁夏永宁县西约25公里处贺兰山山前冲积扇　 发掘时间：2000年—2001年　 主持专家：孙昌盛　 发掘成果：发掘的8座西夏墓都是阶梯式墓道的单室土洞墓，一些特点与西夏陵区墓葬或唐代大型墓葬既有相似之处，也略有区别，在个别地方则更接近于唐墓。墓葬和碑亭中出土的遗物中有许多前所未见的西夏文物， ...

陶双耳罐

　　发掘名称：闽宁村西夏墓地清理发掘
　 发掘地点：宁夏永宁县西约25公里处贺兰山山前冲积扇
　 发掘时间：2000年—2001年
　 主持专家：孙昌盛
　 发掘成果：发掘的8座西夏墓都是阶梯式墓道的单室土洞墓，一些特点与西夏陵区墓葬或唐代大型墓葬既有相似之处，也略有区别，在个别地方则更接近于唐墓。墓葬和碑亭中出土的遗物中有许多前所未见的西夏文物，如在2号墓和8号墓出土的木俑。木俑高度一般在20厘米左右，用整块松木雕成，俑身有彩绘，人物的五官雕刻清晰，服装及配饰雕刻线条流畅，是不可多得的西夏人物造型艺术品。在4号墓中出土的鎏金银带饰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均为银质薄片，边缘斜刹，正面鎏金，背面露银，形制分为长方形和圭形薄片两种。墓葬中出土的其他器物对研究西夏时期的历史文化也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碑亭中出土的碑文残块虽然已面目全非，但还残留了许多文字，可以进行解读，为研究这一墓地、研究西夏的历史提供了不少信息。墓葬和碑亭出土的器物包括陶器、瓷器、铁器、铜器、金银器、木俑、建筑材料、石雕等。该墓地的发掘对全面了解西夏文化、西夏埋葬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历史依据，尤其对研究西夏一般贵族和平民墓葬而言更是弥足宝贵。]

　　这里，曾经是了无人迹的戈壁滩。靠西，是雄浑的贺兰山，山之东麓为西高东低的山前冲积扇。由于降水稀少且蒸发量大，冲积扇的土壤严重沙化，植被稀疏。然而在近千年前的西夏时期，这里可是狩猎、放牧的好场所，文献记载这一带“冬夏降雪，日照不化”。“有种种林丛，树、果、芜荑及药草。藏有虎、豹……“甚至”溪多泉流不竭。”
　 1997年7月15日，作为闽宁协作共建的移民新村，闽宁村正式开工建设，昔日荒凉的戈壁滩迎来了无限生机。

武士俑

　　神秘的墓葬群
　 有人就有希望，有人就有新的发现。闽宁村开工建设两年后，因为一处神秘墓地的发现，这个移民村落名声大振。
　 这座神秘的墓地位于闽宁村开发区木兰二组和三组以西至贺兰山东麓之间的冲积扇上。一条山洪冲沟蜿蜒穿过墓地的西侧和南侧。遇到下暴雨时，这个干沟才会有洪水泄流，古人所载的“泉流不竭”的景象如同梦境。站在这处冲击扇上，背后是贺兰山，面朝银川平原与黄河，地势高，视野甚为开阔。按照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这块地域应该属于上佳的墓葬位置。
　 1995年，银川市文物管理处对贺兰山东麓包括岩画在内的文物进行调查时，发现这里有处墓地，墓地的地面遗迹与西夏陵区的墓葬很相似，专家初步确定这是一处西夏墓地。4年里，这处墓地静静地守望着这里的变化，戈壁滩也因为移民村的建设热闹了起来。1999年，闽宁村在此修建引水渠，水渠恰好从墓地穿过，个别墓葬遭到破坏。这个情况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随后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墓地进行发掘。
　 此次发掘经历了两个阶段，时间跨度两年。2000年初，有不法分子盗墓被村民发现，村民随之将情况报告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当年7月，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对被盗墓（后来编号M8）及其附近的两座碑亭进行抢救性清理，这是第一阶段。大规模的发掘是第二阶段，即2001年8月至10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靠近水渠的7座墓葬和遭到严重盗掘的两座碑亭进行了清理发掘。主持此次发掘的孙昌盛先生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发掘笔记。
　 在相对平坦的冲击扇上，这片墓地的14座墓葬因为均有高低不等的封土，封土高的有三四米，因而格外显眼。墓葬的其中4座有墓园建筑，发现碑亭4座。考古专家注意到，墓葬不在墓园的正中，位于墓园的西北部。这种建筑和布局特点与西夏陵较为一致，在唐代和宋代的墓葬中则没有。专家推测，这种葬俗也许反映的是党项人的鬼神信仰。
　 既然地表特征如此明显，那这些墓葬会安然存在近千年吗？
　 答案是否定的，仅仅从地表来看，专家们就已能确定14座墓葬均已被盗掘过。墓葬的盗坑形制比较接近，范围都很大，都位于墓道的北端、墓门上方。令人气愤的是，有的墓葬被盗后，盗贼还放火烧掉墓室。现场的种种迹象与西夏陵区墓葬盗坑完全相同，似乎是同一伙盗墓贼所为。从盗坑的面积等种种因素来看，盗墓贼绝非个人，而是一个有组织的大规模团伙。

台阶墓道

　　独特的墓葬形制
　 此处墓葬前后发掘的8座墓，均为阶梯式墓道的单室土洞墓，墓道方向朝南，有的略偏东。甬道全部偏离墓室中央，位于墓室东侧，有的则是墓室东壁与甬道东壁同在一条直线上，完全呈刀把形。在编号为M7的墓葬中，墓道上窄下宽，墓室东西两壁各有一壁龛，这些特点与西夏陵区墓葬和唐代大型墓葬都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区别，个别地方的特点更接近于唐墓。这些细节表明，党项人的墓葬形制既受到唐文化的影响，也保留着本民族的特点。
　 在考古现场的图片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整齐的墓道台阶。闽宁村西夏墓地的墓道都是阶梯式，这种阶梯式墓道与唐宋墓葬中常见的斜坡式墓道略有不同，与西夏王陵区的墓葬的墓道也不尽相同。墓地中，M7的墓道上窄下宽，其他7座墓的墓道上宽下窄或上下宽度不同，这种墓道在其他地方的西夏墓中没有发现过，甚至在同一时期的宋墓中也很少见。巧合的是，在我区固原市一带发掘的隋唐墓中，常见有这种上窄下宽的墓道。这或许是隋唐时代葬俗的深远影响所致。
　 除了墓道之外，这片墓葬群还有一个意外发现：8座墓葬中两座有天井。这种做法又与西夏陵区发掘墓葬风格迥然，但是如果回溯到隋唐时期，这种墓葬风格却是墓葬文化的主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井象征着多进厅，其数量的多寡往往与墓主人的地位高下有关。闽宁村的两座带天井的西夏墓的主人属于党项贵族，但是西夏陵区中帝陵及陪葬墓均未发现天井，这说明西夏墓中有无天井与墓主人的地位高下并无多大关系。从时间年代上来看，闽宁村西夏墓成墓时间早，个别墓葬的特点体现了唐代埋葬思想对西夏早期党项人的影响。
　 党项族自初唐内迁至庆州、陕北一带，与汉人、吐蕃等民族杂居，其生活习俗、丧葬习俗甚至语言都深受汉人影响。经过种种类比，专家认为闽宁村墓地似乎正处于唐墓与西夏陵区墓葬两种墓葬类型的过渡类型，并表明宁夏地区党项人的墓葬深受唐文化的影响。
　 随着发掘清理的深入进行，专家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迹象显示，这些墓葬不止一次被盗。有的墓葬在遭到大规模盗掘之后，盗坑未回填，墓室长久暴露在外，其中形成了风沙和雨水的淤积层。从淤积层被扰动的痕迹看，除了大规模的盗掘外，零打碎敲的小盗掘也屡屡发生。由于闽宁村西夏墓地距离西夏陵只有20公里，从盗坑的形制、位置和墓室遭纵火等情形来看，闽宁村墓群被盗的时间与西夏陵被盗时间应为同一时期，即蒙古灭西夏后不久。

　　遗留下来的宝物
　 多次遭遇盗掘的严酷景象并未令发掘人员气馁，经过认真细致的清理，一批珍贵文物再现于世间，其中还有一些过去从未发现过的珍品。
　 本次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陶器、瓷器、铁器、铜器、金银器、木俑、石雕等。由于碑亭早期被人为破坏，所留文物很少，出土的遗物主要是建筑材料和残碑碎块。真正的惊喜在后头，2号墓和8号墓出土的木俑令大家开了眼界，这是此前从未发现过的珍贵文物。2号墓出土的是木俑的残件，包括手臂、身躯，8号墓则出土了7件完整的武士俑、文官俑头，动物形俑及残块等。以一尊较为完整的武士俑作为参照可以得知，这些俑的高度一般在20厘米左右，多用整块松木雕成。俑身有彩绘，人物的五官雕刻清晰，服装及配饰雕刻线条流畅，是不可多得的西夏人物造型艺术品。木俑中多数为武士俑，武士俑均头戴盔，腰束带，裆部呈八字形，双腿前弯，作骑者状。专家推测，这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西夏“铁骑”或者“铁鹞子”。“铁鹞子”是西夏的重甲骑兵，作战勇猛，迅如雷电。
　 在4号墓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12件别具特色的鎏金银带饰。这种鎏金银带饰共出土12件，均为银质薄片，边缘斜刹，正面鎏金，背面露银。形制分为长方形和圭形薄片两种，从带饰所粘着的皮革和焊接的铜扣来看，应该是当时的实用器物。
　 墓葬中出土的其他器物对研究西夏时期的历史文化也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碑亭中出土的碑文残块虽然已被损坏得面目全非，残块已很碎小，但还是残留了许多文字，并且可以进行解读，为研究这一墓地、研究西夏的历史提供了不少信息。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专家一次又一次感叹着古人的智慧。千万不要小看这块貌似普通的墓地，其选址和对土质等细节的考虑、利用非常科学。每一座墓葬的茔域特点几乎相近，即位于东、北、西三面环绕低矮沙梁，南面开阔，形如簸箕的山坳之中。墓地西北的贺兰山削弱了从西部吹来的强大寒流，南面开阔能接受更多阳光。这些墓葬三面环绕沙梁，就是山洪暴发，也不会被冲毁。14座墓葬和墓道多数构筑在红土中，这种土质坚硬，时至今日，如果不是被盗墓者破坏，应该都是保存完好的。

　　
　 野利家族的墓葬
　 这样的墓葬，其主人究竟是谁？这是考古队最为关注的问题。然而，在墓葬中未能发现可以直接证明各墓主人身份的文物，唯一的依据就是碑亭中出土的残碑了。
　 M1号墓西侧编号B3、B4的碑亭出土残碑块上有“……野利公讳……”的字样，这是一条珍贵的线索。野利氏是党项八部之一，是党项大族。宋李元昊之妃宪成皇后、其祖母顺成懿孝皇后均为野利氏。西夏初期的名臣中许多是野利氏家族成员，如野利仁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等，特别是野利仁荣还是西夏文字的主要创造者之一。在宋代，稍有地位的人死后，家人总要请人写神道碑、墓志铭之类，西夏文化有很大一部分吸收了唐宋文化。西夏人死后撰写墓志铭的做法与唐宋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另一个碑块上，人们发现了“……郎张陟撰”字样，可以确定此碑文由张陟撰写。张陟是西夏建国前后一位重要人物，官至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其生活时代应为李元昊与谅祚时期。明代《嘉靖宁夏新志》中保存的《大夏国葬舍利碣铭》（撰于1038年）就为其所撰。此碑文既然是张陟撰写，那么墓主人的生活年代应比张陟早，或者是同时代的人物。碑亭中还有一块残碑上有“武皇”二字，李元昊死后，“谥曰武烈皇帝，庙号景宗，墓号太陵”，这里的“武皇”应是武烈皇帝的略称，说明撰文时李元昊已死。由此可见，撰文时间应在李谅祚在位期间（公元1049—公元1068）。撰写墓志铭的张陟并非一般人物，能请到本国的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来撰写，死者的地位也非同寻常。专家们由此推断，1号墓的墓主人是一位姓野利且在李元昊至李谅祚时期有一定官职地位的人物。此外，从2号碑亭出土的残碑中亦可获悉该墓地可能是野利氏家族墓地。
　 结合碑文分析，闽宁村西夏墓地的年代大概从北宋真宗时代，即李德明时代到李谅祚时期，因此，该墓地的时代似应在西夏建国前后，属于西夏早期的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