犁是什么时候用于农业生产的，犁耕农业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浙江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实物资料。该遗址的70号灰坑是一个不起眼的不规则形灰坑，坑长3.7、宽2.55米，填青褐色斑土。坑内发现的1件带木质犁底的组合式分体石犁却弥足珍贵，据报告介绍：犁通长106厘米，石犁头由尖端和两翼三部分组成，通长51、通宽44厘米。尖端部分呈等腰三角形，有三个穿孔，宽24厘米。两翼长29厘米，一翼前端宽8.5、后端宽16.5厘米，另一翼前端宽12、后端宽19厘米，两翼各有两个穿孔。犁尖和两翼上的穿孔是用于与木犁底相固定的。木犁底部分长84厘米，其中镶于犁头部分长29厘米，犁头后部残存55厘米，最宽处21厘米，在尾端有装置犁辕的榫口，残长15.6、宽8、深0.8厘米。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带木质犁底的石犁。经观察，石犁头部分有使用的痕迹。（参见图一）

分体组合式石犁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石质生产工具，其前身是单体式石犁，在良渚文化中有着较多的发现，单体式石犁，如浙江桐乡新地里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M109:21。体形硕大，头部尖锐，两刃间夹角呈60°，尾端平直，尾端中央有一长2.5，宽1.9厘米的长方形凹缺，其前方有水平穿孔一对，近头部有竖向穿孔两个，该石犁通长53.5、尾宽37.6厘米。（参见图二）

图一、庄桥坟分体石犁

图二、新地里单体石犁

在早于良渚文化的崧泽文化阶段，石犁就已经出现了，都是单体石犁。如在吴兴邱城，上海汤庙村、广富林等遗址等中，可见体形较小、中心穿孔的三角形单体石犁。湖州毘山崧泽文化墓地的部分墓葬中，还有石犁随葬的现象，该墓地大约相当于崧泽文化的最晚阶段，石犁有单孔和三孔的区别，这时石犁的体积已有所增大。（参见图三）

图三、毘山崧泽文化石犁

与石犁应用于稻作农业生产相应，史前长江下游的稻作农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湖南澧县城头山、浙江余姚田螺山、余杭茅山、江苏吴县草鞋山等距今6000—5000年前古稻田遗址的确认，证实了史前稻作已具有相当的规模；6500多年前原始栽培稻发展至良渚文化的距今5000年前后，已有成熟的粳、籼稻栽培。这些都说明，当历史发展至良渚文化时期，石制犁铧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史前农业已进入犁耕农业阶段。

在长江下游地区，早于石犁的翻土工具是骨制和木制的耒耜。主要发现于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为距今7000年左右的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遗存。在河姆渡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骨耜，制作骨耜的原料，为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在制成的骨耜保留了肩胛骨的自然形态。其肩臼部修整成半月形，有的在侧面穿一銎孔，以便于捆绑木柄。刃部以上还有一对近椭圆形的穿孔，亦为固定木柄之用。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木柄与骨耜的捆绑使正面中部形成了一道纵向的浅凹槽。（参见图四）单从形态来看，骨耜与石犁尚有较大的差距，装柄原理及使用方法也不相同，但从功能上看，作为开垦翻地工具，是一脉相承的。

图四、河姆渡骨耒耜

庄桥坟分体石犁标志着距今5000年良渚文化稻作农业的水平的迅速提升，耕地面积的扩大，稻谷的增产，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供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不但可以供养大量的神职人员、军职人员，社会的管理层还可以组织大量的人员去从事飞农业生产，堆筑祭坛，修建城池，乃至兴修水利设施。

鉴于庄桥坟分体石犁强大的劳作能力，报告推测，像这样1米多长的大石犁，只有用牛等大型的牲畜才能牵引，后面应有掌辕的人。牛在中国是什么时候驯化的，良渚文化是否驯化了牛，这在学术界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关于牛何时用于耕地，学界也没有公认的观点。汉字的“犁”，从利，从牛，郭沫若在其名著《奴隶制时代》一书中认为，“殷人已经发明了牛耕，卜辞中有很多犁字，作或。”也有学者举例《周礼·牛人》的记载：周代牛按用途分类有“享牛”、“求牛”、“积膳之牛”、“膳羞之牛”、“犒牛”、“奠牛”以及“兵车之牛”，唯独没有谈到耕地之牛，因此怀疑当时有“牛耕”。从考古发现上看，牛耕在东汉以后普及是可以肯定的。（参见图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