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考古学家C·J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和我国章鸿钊先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提出著名的“三器”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最伟大的创举是制造和使用石器、铜器和铁器，这三种材质的工具和技术的创造发明，随着生生不息的人类繁衍，不断地推动着人类向高级阶段发展。在这“三器”中，铜器作为石器与铁器间的过渡，它的制造和使用，将人类由蛮荒时代送入文明。

中国的青铜时代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经历了夏、商、周、春秋和汉十五个世纪。从文化的角度纵观青铜器的发展历程，可大体上将其分为三大阶段：形成期、鼎盛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鼎盛期，包括夏至战国早期，青铜器主要用于礼仪祭祀、战争等活动。转变期指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此时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从功能到造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灭掉齐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的局面，一统天下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徐州地区为秦泗水郡，彭城置县。两汉时期，彭城成为重要的地方封国楚王国和彭城王国的都城。一切文化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经历着挑战，有的文化在变革中消亡了，有的则变换表象在新的社会体制中继续存在，青铜文化亦是如此。

汉代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其间青铜容器完成了从礼器到日常用器、从周制转变为汉制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器类方面，传统礼器逐渐消亡，日常用器种类增多；纹饰内容方面，从以神仙世界的繁复纹饰为主逐渐过渡到朴素简单的图案为主；铭文的内涵也由祭祀、册命等转变为物勒工名。

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与鼎盛时期青铜器相比大为逊色，因为青铜器的精华大多集中在祭祀用器上，其实日用青铜器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它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状况。徐州作为两汉军事、文化重地，不仅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还赋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据《铜山县志》，“铜山产铜，清雍正中取此名，今不复出。”铜山县铜矿主要发现于利国和班井附近，利国铜矿伴生于铁矿石中，呈细脉或侵染状分布；班井铜矿形成于徐州腹背斜与班井断裂交汇处，矿体规模较小。北宋元丰六年至元丰八年，徐州曾设宝丰监专铸铜钱，而后又用以制镜，许多铜镜背面的铭文都铸有“铜出徐州”、“铜以徐州为好”的字样，这里的徐州应指州的全境，即今江苏省北部与山东省东南部，而非州的治所江苏省徐州市。

目前徐州地区共发现或发掘西汉王墓8处，彭城王墓1处，下邳王墓2处和其他各类汉墓数百座，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丰富，不乏精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汉代铜器以日常生活实用器居多，如灯、炉、熏、枕、盘、勺、杖首、带钩、印章、乐器构件等，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新兴铜器，如博山炉、案、熨斗、漏壶等，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将徐州博物馆收藏的部分青铜日用器介绍给大家，以展示徐州地区独具魅力的青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