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若要灭亡，必先疯狂 原创 我是艾公子 最爱历史大唐开元年间，宰相韩休是朝廷出了名的愤青，平时最爱“怼人”，尤其敢于犯颜直谏。有一次，万年县尉犯了法。万年县由京城直辖，地处天子脚下，唐玄宗下诏将其流放到岭南。韩休跳出来说，一个小小县尉，所犯也不是大罪，况且朝中还有大奸大恶之徒，之前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仗恩宠，多次贪赃枉法。臣请先处分 ...

若要灭亡，必先疯狂 原创 我是艾公子 最爱历史
大唐开元年间，宰相韩休是朝廷出了名的愤青，平时最爱“怼人”，尤其敢于犯颜直谏。
有一次，万年县尉犯了法。万年县由京城直辖，地处天子脚下，唐玄宗下诏将其流放到岭南。
韩休跳出来说，一个小小县尉，所犯也不是大罪，况且朝中还有大奸大恶之徒，之前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仗恩宠，多次贪赃枉法。臣请先处分将军，再处治县尉，老虎苍蝇一起打。陛下若不惩处程伯献，臣便不奉诏。
唐玄宗本来不乐意，见韩休坚定不移，只好同意。玄宗对这位谏臣一向敬重，每次稍有过失，就左顾右盼说：“韩休知否？”每次话音刚落，韩休的谏疏就送到眼前。
可能是韩休老是刺到他的痛处，皇帝日渐消瘦。左右侍从就问唐玄宗，自从韩休拜相，大家（唐代宫中近臣对皇帝称呼）时常闷闷不乐，为何不将他罢免呢？
唐玄宗却说：“吾虽瘠，天下肥矣。”朕瘦了，百姓就胖了。韩休虽然喜欢顶撞，但我听他谏言，反而睡得安稳。朕用韩休，是为江山社稷考虑。
当时谁又能想到，安史之乱，会将唐玄宗的人生割裂为两半。这位开创盛世、从谏如流的一代英主，后来成为诗人笔下“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昏君。
旧史多认为，安史之乱的祸端，在于唐玄宗晚年沉溺声色，倦怠国政，如《资治通鉴》言：
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安史之乱的锅总不能让李隆基一个人背。
开元盛世背后，危机的种子其实早已埋下。
1
开元
开元初年，姚崇、宋璟等名相辅佐唐玄宗，大力推行改革，盛世之景如日方升。史称：
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
“救时宰相”姚崇能谋善变，其继任者宋璟老成持重，二人性格迥异，却同心合力，为开元盛世铺平道路。然而，贤相主政的另一面，是接连不断的党争和日益集中的相权。
姚崇初秉大权，原本不敢擅自用事，每次有官员升迁之事，都要请示玄宗。一日，他一如往常，向唐玄宗汇报哪些员工要升职加薪，皇帝却置若罔闻，不发一语。
姚崇很慌，以为自己得罪了玄宗，满怀疑虑回到府中。
宦官高力士也不知玄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罢朝后问道：“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
玄宗淡定地说：“朕任姚崇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
高力士明白其中用意，到中书省宣旨时顺便告诉姚崇。姚崇听闻，恍然大悟，从此放心大胆施政，不再有所顾虑。
唐玄宗为姚崇和宋璟大开方便之门，实质上也是赋予宰相特权。
唐初，三省六部权力制衡，将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执行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而到唐玄宗时期，姚崇和宋璟先后上台，都是实质上的“首相”。
其中一个表现在于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姚崇任中书令时，门下省长官侍中空缺，宋璟为侍中时，玄宗特意不任命中书令。
用一些学者的说法，这是委员制变成领袖制。一方面，集权使三省行政更为高效，姚崇和宋璟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另一方面，集体负责制变成个人负责制，容易造成宰相独裁。
如此政府，君明臣贤，则开创盛世，反之，则危机重重。▲影视剧照。
开元十一年（723年），姚崇的政敌张说（yuè）返回朝中，重归相位，被任命为中书令。
张说是先天政变的功臣，也是姚崇的死对头。他虽然是开元年间名臣，但另一身份是执掌文坛三十年的“当朝师表，一代文宗”，显然不同于姚崇、宋璟等实干派。
唐玄宗再次重用文坛领袖张说，有逐渐好大喜功，招揽文人粉饰太平的嫌疑，被一些人认为是其执政理念的转变。
张说上台后不久，朝廷设立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请来徐坚、贺知章等文人雅士著书立说，歌颂君王，称赞盛世。随后又由张说主持，在百官、贵戚及外邦使者的见证下，举行了封禅泰山仪式，以颂扬玄宗的功绩。
张说主政的另一个大胆举措，是在玄宗的同意下，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是三省长官会谈协商的办公地点，改为中书门下后，变成了正式的官署，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宰相集权由惯例成为制度。
开元年间宰相集权化的最终产物，是日后把持相位十几年，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接替张九龄为中书令的李林甫，以及在杨贵妃得宠后跻身朝堂，身兼四十余职的杨国忠。
2
奸相
李林甫作为酿成安史之乱的关键人物，在史书中难免被妖魔化。其实他并非庸碌之辈，之所以能够上位，恰恰是由于玄宗知人善任。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评价，李林甫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
李林甫曾奉命修订整理法典，《开元新格》与《唐六典》都是在他主持下完成。其中，《唐六典》是唐朝最权威的行政法典之一，深刻影响后世法度。
李林甫依法治国卓有成效，在他上台一年后，刑部根据其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58人。一时，各地囚犯锐减，百姓安居乐业，乌鸦在监狱的梁上筑起了巢，朝廷党争渐息，国库日渐充盈，儒家的仁政经由这位“奸相”付诸于现实。
安禄山未起事时，对朝中大臣颇为轻视，唯独忌惮李林甫。
每次部下从长安回来，安禄山就问：“十郎（李林甫）说了些什么？”如果听到好话，就喜不自禁。若是李林甫说了叫安禄山好好检讨自己之类的话，安禄山就会拍着床榻，说：“哎，我死定了！”
李林甫主政使帝国继续安定繁荣，但他独揽大权时排斥异己，阻塞言路，一直为人诟病。
史载，李林甫任相时，新官上任三把火，召集谏官训话：“现在明君在上，群臣顺应君主才是正道，用不着多说话。诸位看到宫廷仪仗队中的立仗马吗？平时可是三品待遇，只要乱叫一声，就一无所有了。”
所谓立仗马，是宫中作仪仗的马队，在皇帝上朝时站立在宫门外，不能嘶叫，否则就会被淘汰。李林甫以立仗马来吓唬谏官，命他们不准讲真话。
一个叫杜琏的谏官不相信警告，照样上书言事，第二天就被贬到下邳当县令。朝堂之上再无反对的声音，众臣大多害怕李林甫，或投靠其门下，或默不作声，不敢轻易得罪他。李林甫不仅控制中央官僚集团，还打压功名日显的地方官员，其中就包括威震边疆的名将王忠嗣。
王忠嗣年幼时父亲战死，被收养在宫中，深得玄宗喜爱，与后来的太子李亨交往甚密，成年后被派往北部边疆，屡次击败契丹和奚族，从而崭露头角。
唐玄宗心怀“吞四夷之志”，在开元、天宝年间频繁进行边境战争。仅据《资治通鉴》统计，从开元元年（713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就发生了94次大小战争，王忠嗣正是在唐王朝的“开边”政策下得以建功立业。
天宝五载（746年），年仅40岁的王忠嗣身兼河西及陇右节度使，“配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是唐朝开国以来掌握兵权最大的将领。按惯例，建立功勋的武将往往会入朝为相，这将直接威胁到李林甫的权位。
为了对付王忠嗣，李林甫冥思苦想。
当时，唐军正与吐蕃争夺青海地区的石堡城。
唐玄宗曾询问王忠嗣攻占石堡城的策略，为人稳重的王忠嗣却上书说：“石堡城地势险固，吐蕃人必倾尽全力守御。现在攻打必定伤亡惨重，不如厉兵秣马，等待良机，再一鼓作气攻占此城。”
唐玄宗一听，嘿，小王你咋这么怂。正好另一个将领急欲立功，就主动请缨攻打石堡城，玄宗改派他为主将，命王忠嗣派兵支援。结果，唐军果然无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