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与山的相遇1942年，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到华北一座古城边上。他面前是一座平凡之极的山。山既不高，山势也平，毫无险峻可言；既无古木，亦无飞瀑，就是华北最常见的那种石头山。它呈东西走向，绵延约一公里，南麓对着一条不大的河。年轻人却惊得呆住了。因为他看见了一尊佛像。图片｜云岗石窟佛像 · 图虫创意 ©佛像乃释迦牟尼坐像，高十余米， ...

人与山的相遇
1942年，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到华北一座古城边上。
他面前是一座平凡之极的山。山既不高，山势也平，毫无险峻可言；既无古木，亦无飞瀑，就是华北最常见的那种石头山。它呈东西走向，绵延约一公里，南麓对着一条不大的河。
年轻人却惊得呆住了。
因为他看见了一尊佛像。图片｜云岗石窟佛像 · 图虫创意 ©
佛像乃释迦牟尼坐像，高十余米，结跏趺坐，结禅定印，赤袒右肩，外披袈裟。头顶肉髻，肩宽面圆，鼻高唇薄，双眉细长，耳垂肥大，嘴角微翘，仿佛挂着一丝神秘的笑容，还蓄有两撇淡淡的八字须，神情庄重，又有几分可亲。佛像后有背光，上镌坐佛、菩萨、飞天、比丘、火焰等。
它原本端坐于石窟之中，不知何年何月，窟顶风化坍塌，佛像便整个显露出来，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下，于是愈加显出宏伟。莫说信众，就是不奉教的世俗中人，亲眼目睹它的庄严与神圣，也不由得心神震慑，举止收敛。
在它左右的直立石壁上，大大小小地开凿了数百个石窟、上千个佛龛，里面雕塑了成千上万个法相各异的佛像。站远去看，此处便是人间的佛国，西天的胜境。
年轻人问过往的乡人，方知山名武州，这里是山西大同以西十六公里。它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云冈。图片｜云岗石窟 · 图虫创意 ©
匆匆离去时，年轻人依然魂牵梦萦，恍然若失。只是他不知道，往后的一生，自己将与这个名为云冈的所在，生出剪不断割不尽的缘分。
他不知道，在他站立之处，曾有许多人来过。
他也不知道，近八十年后的2021年，又会有一群像他那样的年轻人，在一个特定的日子——“99公益日”里，用一种他想象不到的方式——游戏，从四面八方涌来，把他们的热情和爱，投入到云冈石窟的重生之中。
从彼时到今天，这是一个延续千年的故事。“极画像之奇观，尽人工之能事”
公元五世纪，中国北方的统治者是鲜卑人建立的王朝。他们为自己定下的国号是好几个王朝都用过的“魏”，为了避免混淆，史称北魏。
鲜卑人本是游牧民族，统一北方后，最初定都于平城——便是今日的大同。他们接纳了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大兴土木，修建佛寺，还把皇帝视为“当今如来”，对国人说，你们拜皇帝，就是礼佛。图片｜云冈石窟 · 图虫创意 ©
尽管其间也有过太武帝灭佛的波折，但短暂的磨难之后，佛教依然是北魏上自庙堂下至江湖人人崇尚的宗教。登峰造极之时，就是和平元年、即公元460年，任全国僧官之最高职沙门统、管理全国僧众的昙曜，领皇室之命，率万人之役，费五年之功，在武州山开山凿窟，按照自开国以降的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位北魏皇帝的相貌造像。
凭借此举，昙曜将自己的名字永久铭刻在中国艺术史的煌煌篇章之中，这五个洞窟，从此被命名为“昙曜五窟”。
这，也就是云冈石窟的肇始。图片｜云冈石窟20窟雪景 · 图虫创意 ©
今日想去瞻仰昙曜五窟的人，只要找到那标号为16、17、18、19、20的五个石窟，便是了。一千五百年后令那个年轻人魂飞魄荡的巨像，就是第20窟里最雄浑的一尊。
以昙曜五窟为开端，无数僧侣、工匠、信徒聚集在一起，用他们的虔诚、智慧和创造力，把一座平平无奇的石头山，一斧一凿地建成了中国艺术史上最炫目的一座宝库。
在他们双手之下，一幅辉煌的图景渐次展开。除去真容巨壮的主佛，各窟还有数不清的规模较小的种种造像。用史学家陈垣的话来形容，“至于裸体神女，振翮凌空，宝相庄严，拈花微笑，则极画像之奇观，尽人工之能事矣”。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站在云冈石窟前仰视佛像，依然会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所压迫。那么，中古时崇奉释教的民众蜂拥而至，拜伏于武州山前，他们那没有经历过科学洗礼的内心又将受到何种震撼，也就可想而知。
武州这座山，平城这座城，共同到达了最光辉的顶点。图片｜大同市，北魏中期都城 · 图虫创意 ©
可惜，这样的鼎盛景象只持续了六十年。
太和十八年，即公元494年，北魏雄主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南迁至洛阳。为了汉化，他连姓氏都从拓跋改成元，国都迁到更靠近中原的地方去，又有什么不可以？于是，降格为北都的平城落寞了，从平城去云冈石窟的那条大道冷清了，武州山前的人影寥落了。
这之后的三十年，仍有人兢兢业业地在云冈石窟开凿洞穴、雕刻佛像。但这只是一个渐渐弱去的尾声了。这些行为不再由皇家所主导，而是大多出于民间之手，体量自然不可能再像昙曜五窟那样雄伟，质量也不逮远甚，唯有靠数量取胜，造出了密密麻麻的小窟龛。
平城，也就是日后的大同，再也无法重现往日的辉煌。云冈石窟也随之遭遇漠然乃至遗忘，逐渐被掩埋在逝去的时光里了。云冈学在日本？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真正遗留下来的，只有沉默的岩石。知晓天地间还有个云冈石窟的人，越来越少。
1902年的酷夏，一个叫伊东忠太的日本人从北京骑马到了山西。他一生来中国考察不下十次，这是第二次。6月18日，他在46度的高温天气里意外地“发现”了云冈石窟。图片｜伊东忠太
说“发现”自然不准确，包括《魏书》、《北史》在内的正史里，多有关于此地有“石窟寺”的记载。但云冈石窟的名字从近几百年来的学术界消失，也是实情。
在杂乱无章的农家屋舍背后，伊东忠太第一次见到了千年后依然微笑的佛像。他的反应是——“一见之际，舌挢不下”。图片｜云冈石窟中的建筑 · 图虫创意 ©
让伊东忠太神魂失措的，除了艺术的美，另有原由。
伊东忠太是近代日本建筑学科的创始者。他读博士研究的题目是日本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奈良法隆寺，他曾以为法隆寺的源头是古希腊。
谁知道在云冈石窟，他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研究多年的建筑样式。从那一刻起，伊东忠太便知道，他苦苦追寻的日本古代建筑源头不在爱琴海畔，而在一衣带水的中国。
伊东忠太回到日本，把他的结论以及与云冈石窟的不期而遇写进书里。就是他的书，让云冈石窟重返世人视野之中。一批批的日本学者如获至宝，赶到华北腹地，直奔云冈石窟而来。
1915年，大村西崖的《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出版；
1919年，松本文三郎的《支那佛教遗物》出版；
1921年，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的《大同石佛寺》出版；
1921年，摄影师山本明的《云冈石窟》出版，1924年，《震旦旧迹图汇·第一编·云冈石窟》出版；
1925年，中井宗太郎解说、外村氏摄影的《大同石佛大观》出版；
1926年，常盘大定、关野贞的《支那文化史迹》出版；
1938年到1944年，由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率领的京都大学调查队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七次调查，还在第8窟至第13窟、第14窟至第20窟的窟前地面与山顶佛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图片｜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 · 图虫创意 ©
这是迄今为止对云冈石窟最详细的调查，这项工作的成果，便是1951年到1956年陆续出版的集大成之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洋洋大观，一共有十六卷、三十二本之巨。这套书获得了天皇奖。
你看，都是日本人做的工作。
至此，日本学术界对云冈石窟的考察与研究达到了巅峰水平，以至于就像在敦煌身上发生过的那样，“云冈在中国、云冈学在日本”这种套语又出现了。
中国的学人在哪里呢？
重新“发现”云冈石窟，正值清末，接着是乱哄哄的民国，再然后是同仇敌忾的抗日战争。二十世纪的前半部分，中国人太难、太苦，还顾得什么石窟呢？图片｜云冈石窟与游客 · 图虫创意 ©
唯一能抬出来的，只有1918年曾经到此一游的史学大家陈垣了。可陈垣来去匆匆，只算是走马观花的游客式浏览，并非详考覃思的学术性考察，拿出手的也只有一篇分量不重的短文《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这如何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