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创 我是艾公子 最爱历史因为吃饭问题，唐中宗李显发了很大脾气。大唐景龙三年（709年），由于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接连遭受水旱灾害、再次出现粮荒，于是，有大臣建议唐中宗效仿他的父亲唐高宗和母亲武则天，搬到洛阳“就食”，以方便接受江淮一带的粮食供应。没想到，唐中宗却发了好大脾气，他愤怒地说：“岂有逐粮天子耶？！”1说起来，“逐粮天子”还 ...

原创 我是艾公子 最爱历史
因为吃饭问题，唐中宗李显发了很大脾气。
大唐景龙三年（709年），由于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接连遭受水旱灾害、再次出现粮荒，于是，有大臣建议唐中宗效仿他的父亲唐高宗和母亲武则天，搬到洛阳“就食”，以方便接受江淮一带的粮食供应。
没想到，唐中宗却发了好大脾气，他愤怒地说：
“岂有逐粮天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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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逐粮天子”还真的有，而且为数不少。隋唐两代，隋文帝就是“逐粮天子”的首创者。
隋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地区发生严重旱灾，夏粮颗粒无收，为此，立都长安的隋文帝不得不带着一干王公大臣东移到洛阳就食，因为在当时，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地窄人稠，所产的粮食在平时就已经难以满足关中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一旦出现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关中地区更是经常发生饥荒和“人食人”。
鉴于关中地区出产日益不足的困窘，隋朝大业元年（605年），隋文帝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发动男女百余万开凿通济渠，从而掀开了隋唐大运河的浩瀚工程，以方便立都关中的帝国，方便接收来自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
由于开凿大运河功臣浩大，隋炀帝又急于求成使得民怨沸腾，因此唐朝人在论及隋朝灭亡原因时，普遍认为大运河工程，是促成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唐朝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二首》中写道：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在皮日休看来，大运河是惠及千古的交通工程，隋炀帝若不是急于求成滥用民力，其治水之功，甚至不亚于大禹，而大运河的核心功能，是由于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有逐渐向江淮地区转移的趋势，而定都关中地区的隋唐两代，正是通过大运河得以接收来自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确保帝国的运转。
而此中，粮食运输是核心中的核心，因为，缺粮，一直是困扰隋唐两代帝国的魔咒，隋炀帝为了到江淮流域“就食”，甚至最终被困死扬州。▲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是此后历代中华帝国的生命线。
中华帝国自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开始，此后两千多年间，帝国的首都一直在长安-洛阳一带来回摆动，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长安-洛阳一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已逐渐不堪重负。
以长安城为例，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时期，长安城在巅峰时期，人口高达百万之巨。
与人口日益膨胀相对，关中地区的可耕地却越来越少。
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盐碱化、肥力减退等原因，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从西汉时期的4.45万顷，锐减到了唐朝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的0.62万顷。
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民以食为天，没有地，没有粮，定都关中长安的隋唐帝国愈发困窘。
618年唐朝建立后，尽管帝国新生，但缺粮的魔咒仍然像隋朝一样，时时困扰着唐朝历代皇帝，随着唐朝逐渐进入盛世，关中地区人口不断膨胀，而粮食的缺口也愈加扶摇直上，唐朝初年，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约为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最高峰时期，缺口达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就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就食，以唐高宗为例，他在位共34年（649-683年），其中就有11年5个月是住在洛阳，其中史书有三次明确提到是因为长安缺粮迁到洛阳“就食”；而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后，随后掌权的武则天在683-705年间，22年间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其主要也是因为洛阳更加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没有漕运之苦。
到了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联合发动神龙政变，拥戴太子李显上位，武则天被迫退位，由于武周正式定都洛阳，为了恢复李唐，唐中宗李显于是在第二年（706年）便迫不及待地西迁回到长安。
但是回到长安的第四年（709年），关中地区就由于水旱灾害，再次发生饥荒，尽管唐廷紧急调运山东和江淮地区的谷米，但是由于路途遥远，“牛死十之八九”，而运入长安的粮食却仍然严重不足，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大臣们集体请求唐中宗效仿唐高宗和武则天前例，东迁“就食”洛阳，由此惹得唐中宗发了好大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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