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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与智慧——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金铜造像
单尊造像中,常见有佛、弟子、菩萨、护法神等。佛是信仰的中心,代表觉悟者。弟子随侍佛侧,以僧侣为造型,亲炙教诲,佛灭度后,传递佛法。菩萨则以太子形象为造型,虽具佛智,但为济度众生故,不忍入涅槃成佛。而护法神以忿怒相、镇慑内外魔,以上诸像与代表涅槃的塔,共同建构出佛教信仰的基本样貌。
佛教造像除传达宗教信仰外,文物本身同时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北魏的朴实稚拙,唐代的饱满生动和宋代以后的亲切平易,一方面展现不同时代的工艺水准,一方面说明造像主导者的美感诉求。因此,欣赏佛教造像,不仅能体验其宗教的善,同时更能透过雕塑艺术,感受其普世之美。
北朝佛教以法华经、维摩诘经和涅槃经为主,造像多为释迦、弥勒及观音,造像风格从北魏早期的雄壮,中期渐趋清秀,晚期的繁复,到东魏北齐的沈静,不仅反映当时的工艺水平,同时传达了当时的宗教气氛。
北魏 太和元年铭 青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高40.3公分

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双层台座之上,右手作无畏印,左手握衣角,身着袒右肩式僧祇支,外披大衣,双肩衣纹如火焰般外扬,面部神情庄严,气势雄伟。背光内圈的四佛和头光中的三佛共同形成七佛,背光外圈U形火焰纹熊熊围绕,和主尊气势相映,益增雄浑气势,体积虽小,和北魏帝室(460年左右)营造的云罔第二十窟主尊风格相近,是北魏太和时期金铜造像的新样式。尊像和台座合铸而成,背光另铸。青铜胎质致密,镀金厚且与胎连接紧密,金色黄带赤,作工精良。双层台座,上层为须弥座,仰覆莲瓣,台侧饰以唐草文,座前两立雕狮子,回首转身,姿态威武。下层方形座,开波浪状门,两侧均雕供养人,上排唐草文连环成排,台座雕刻精致。背光后面布局错落有序,雕刻精巧,共分三层。上层中央一塔,释迦和多宝佛并坐其间,塔外左右两侧文殊持如意与手握麈尾的维摩相对而谈,表现《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的场面。中层中央为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两侧各两比丘跪坐、菩萨胁侍。下层中央诞生佛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左侧摩耶夫人攀树而立,太子自右胁诞生,右侧龙王浴佛,帝释天和梵天跪坐两旁。下层最外侧两长方形榜题,现字迹已不清。背光不仅内容丰富,且构图安排秩序井然,场景紧凑,无疑是五世纪的精品。台座背面铭文︰太和元年九月十日安╱熹县堤阳□□╱愿己身为□□╱母造释加╱闻佛,又╱为居家眷属╱大小现世安隐,亡者生天╱宣语诸佛,所愿如╱是,故记之耳。(按:安熹县在今河北省定县附近)本尊造像保存完整,台座背光均存,雕刻精湛,纪年清晰,内容深刻,兼具艺术性、历史性与宗教性,是世界上现存重要的金铜佛教造像。

盛唐 青銅鎏金佛坐像


五代以来士大夫阶级兴起,取代贵族成为推动宗教与文化的主力,佛经故事成为民间说唱的话本,寺院俗讲的内容加入历史故事,佛教完全融入庶民的生活之中,佛教中国化更为彻底。因此宋代造像风格趋于平易近人,也由于绘画成为艺术主流,雕刻中常被寓以绘画的意趣。


大理國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明清两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佛教的传布己无需仰赖皇家贵族的扶植,佛教教徒致力于经典的校刻和流通,使佛教思想的流布益广,虽然明清时期在佛教教义和理论上没有太大的创新与突破,但是佛教基本教义早已透过法会等活动,深植民心,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明 崇禎四年銘 青銅鎏金佛塔
明清造像多为了延命、祈子、招财、进宝现实的利益,因此多崇拜世俗色彩浓厚的各种观音、地藏和大肚弥勒等。造像风格趋于规律化,姿态僵硬,着重外在的装饰,造形和神态与世俗人无异,缺少宗教作品神圣的特性。明清宫廷并有藏式佛像的制造,虽然遵循西藏造像的仪轨和量度,不过精雕细琢,装饰繁琐,往往忽视了作品内在的张力,追求外在的装饰,庶民色彩十分浓厚。

西藏 十五至十六世紀 青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
七世纪西藏开始接触佛教,八世纪印度的金刚乘取得优势后,西藏各派皆先显后密,以密部为最高最后的阶段,晚期又由于无上瑜伽坦特罗部经典大量翻译,使西藏建立了最完整最忠于梵文原典的金刚乘体系。
藏传佛教在宗教修行上特别重视怛特罗密法,在造像题材上双身像和忿怒像是其所特有,造像风格上受到喀什米尔风格(十四世纪以前)、八至十二世纪中的东印度帕拉风格、尼泊尔艺术、于阗、敦煌等地的影响,十五世纪以后新添了中国风格。整体而言,十四至十八世纪因工匠的独当一面以及译经完整,教理昌明,仪轨完备,是西藏本土特色最鲜明的时期。
图文来源:台北故宫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