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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墓葬出土镇墓兽看隋唐丧葬观念的变化
古代丧葬礼仪中，打鬼驱邪、镇守墓葬是重要内容之一，这种习俗在考古出土的镇墓兽中也有所体现。镇墓兽是随葬明器“镇墓俑”的典型类型之一，这种功能俑源自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古人认为墓室是死者在阴间的居宅，在墓室中放置各种俑在阴间各司其职，起到驱除邪祟、保护主人的作用。隋唐时期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一个典型时期，厚葬之风盛行，随葬俑的数量也极为丰富，尤其是唐代，随葬镇墓兽非常普遍，在俑群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较为独特。吉林省博物院收藏有唐代镇墓兽两件，一件通体施三彩（图一），高56.5厘米；另一件通体施黄釉（图二），高33.5厘米，1973年河南省博物馆赠与所得。本文从唐代随葬镇墓兽的发展和演变出发，浅析其所体现的隋唐丧葬观念。
图一 唐 三彩镇墓兽 高56.5厘米 吉林省博物院藏
一 镇墓兽的出现与源流
镇墓兽出现在墓葬中的历史悠久，在墓室中放置镇墓兽的习俗由来有多种说法，多数学者认同镇墓兽的出现可能与“方相驱邪”有极大的关系。方相氏为周代的驱鬼之官，是古人送葬时必不可少的，“入墟驱魍像，魍像好食死人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氏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像畏虎与柏”。方相氏驱邪时头戴面具，形状可怖，镇墓兽的形象最初极有可能依据方相氏的特征所制，之后在各个时期不断演变和发展。
镇墓兽在墓葬中的出现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这一时期的镇墓兽造型较为统一，头似兽，身似人，头部插两个鹿角，两眼睁圆，两耳后竖，嘴部宽大，舌低垂，身上漆彩绘鳞纹，大多爪持长蛇，作吞食状。西汉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镇墓兽较少，这一阶段起到压胜辟邪功能的物品可能主要是放置在墓室外的石辟邪。到了东汉时期，古人以方相氏、神荼、郁垒等形象为基础塑造出一些变体的镇墓形象。除此之外，在东汉中晚期个别墓葬的墓门处还发现有陶制独角兽形象的镇墓兽。魏晋时期镇墓兽较少见，但在中原地区和长江下游六朝墓中发现有牛形镇墓兽，陶制。有学者认为，牛形镇墓兽可能是由独角镇墓兽演变而来，体现了古代造型艺术从写意到写实的转变。南北朝时期镇墓兽的数量有一定增加，造型特征也出现很大变化，多见兽身人面或者人面兽身，头上有角，彩绘鳞片，并由直立状变为蹲卧状，形象表情明显更为狰狞可怕、威严庄重，仍然多为陶制，置于墓门旁，此时期镇墓兽开始成对出现，下有托板，形象基本定型。隋唐时期墓葬中大量出现镇墓兽，特别是中原地区，镇墓兽有了非常明显的发展演变，并形成了固定的组合模式。
图二 唐 黄釉镇墓兽 高33.5厘米 吉林省博物院藏
二 隋唐墓葬中的镇墓兽
隋唐时期镇墓兽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隋至唐太宗时期。镇墓兽多为陶制，成对出现，一般与武士俑、天王俑等伴出，放置的位置并不固定。这一阶段镇墓兽的形状和表情风格明显保留着南北朝时期的特点，但更加狰狞恐怖。人面、兽面区别明显。前期人面表情较温和，头上有角，兽面呈狮面，较威严。后期人面逐渐严肃，整体来说隋至初唐镇墓兽造型风格都较为简约。
第二阶段：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镇墓兽的造型特征发生了较大变化：人面者面目狰狞，已和兽面颇为接近。后肢弯曲蹲坐，肩部密布竖毛，竖毛增多，变长。背部装饰有的演化为羽翼。多为蹄足，爪足少见。耳部突出刻画，多呈斧形大耳。头顶长角复杂多变。足下多踏较厚、较高的底板，也有不踏底板者。
第三阶段：唐肃宗至唐哀帝时期。镇墓兽造型一般是脚踏怪兽，身躯大多由蹲坐改为直立，头生角、肩生翼，肌肉发达，面目狰狞可怕。有的手握蛇，脚踏束腰底座。总体风格简化，人面和兽面难以区别。这一阶段镇墓兽已出现衰落之势，制作开始显现出粗糙简单的特点，造型朴素不施彩，并且不再全部成对出现。
以上三个阶段大致与隋至初唐、唐代中期、唐代晚期相对应，通过对隋唐出土镇墓兽的分析，可以看出隋唐镇墓兽的演变趋势和规律：从数量上看，明显呈现出“少—多—几乎消失”的变化趋势；从制作工艺上来看，是“简单—复杂—粗糙”的变化；从造型上看，人面与兽面则是“区别明显—差异缩小—难以区别”的演变；从器物组合上看，唐代前期镇墓兽固定与天王俑、武士俑伴生出土，后期镇墓俑成组出现的现象逐渐减少。纵观隋唐的墓葬形制和丧葬演化特点，可以看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镇墓兽的变化正是隋唐丧葬制度的一种实物体现。
三 镇墓兽的演变对丧葬观念变化的体现
在隋唐的墓葬演变中，很多学者把8世纪中叶作为一个分界线，对其前后的分期研究能明显看出墓葬的动态变化过程。《唐会要》这样记录丧葬明器的变化：“（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古之送终，所尚乎俭，其明器墓田等，令于旧数内递减。”有学者研究在此后期的节俭令，发现以前述规格为基础，后期先后发布了几次规定，数量都在不断增加，要求不断放宽。由此可以看出：通常被认为墓葬应当简陋的唐后期，厚葬现象其实更加严重。而考古出土的这些镇墓兽的数量，作为随葬明器的一个重要部分，也体现了这一矛盾。
文献记载，唐代后期对随葬俑的要求不断放宽，明器陶俑的生产和制造也一直是一种长期稳定的生产，将作监下有作坊专门制作丧葬俑。在这样的背景下，镇墓兽出现的数量却在不断减少，最终绝迹。对于这一现象，有以下说法：
1.唐中期以后政局动荡、经济衰落，导致墓葬简陋，随葬品减少，镇墓兽也随之减少；
2.唐后期墓葬开始出现“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的现象，铁猪、铁牛的出现代替了放置镇墓兽的习俗；
3.唐代后期瓷器的普及、丝织品的发展、木质品的流行，使镇墓俑也发生了风格、材质、类型的变化，并出现大量代用器。
对于第一种说法，已有学者进行过大量分析，这种看法套用了唐代前期墓葬考古的“规律”，泛化了墓葬形制、建筑规模、随葬品所反映社会问题的阶段性，过分强调唐王朝这一整体，这种说法与文献所记载的历史有明显的矛盾，没有足够的佐证；第二种说法认为铁牛、铁猪能代替镇墓兽的功能，但镇墓兽的显著特点就是形态凶猛森严，以其威猛可怖的姿态震慑邪祟、驱除鬼魅，与铁牛、铁猪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二者并不能相提并论；第三种说法是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但并非核心。
镇墓兽的变化趋势与墓葬形制、随葬品一样，其实是风俗信仰、丧葬观念的体现，丧葬观念的改变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风俗观念的渗透中，人们的丧葬活动由地下逐渐转移到地上，埋葬在地下的俑类减少，镇墓兽的主要功能就是镇守墓门，“葬”这一环节开始简化，作为地下“神物”的镇墓兽自然也随之减少。人们对亡灵、命运有了新的理解，将对死者的哀思更多地转化为祈求生者的安宁，为在世者消灾解难、期冀祥瑞，因此镇墓兽的功能被弱化，世俗化、生活化的随葬品如铁牛、铁猪受到更多关注，镇墓兽的狰狞形态不再是随葬品的主流趋势。与此同时，庄严刻板的镇墓俑、仪仗俑不再占据随葬俑的重要地位，而象征娱乐、向往美好生活的俑类开始更多地出现，并且伴随着木质材料、丝织品、纸制品的发展，身着丝织衣物的木质俑、纸明器更为人们所接受，镇墓兽的需求减少，制作也明显变得粗糙朴素。此外，随之而来的就是随葬品的组合不再有严格的规定或习惯，开始变得松散，成对出现的镇墓兽、与天王俑和武士俑、成组出现的镇墓兽都不再是“必需品”，自然会呈现出减少的趋势，并在后期逐渐消失于历史舞台。
镇墓兽作为传统的随葬俑的固定组合中的一个环节，其变化也反映了隋唐尤其是8世纪中期以后丧葬观念的明显转变。将镇墓兽与其他随葬品、墓葬形制一起进行综合分析，能更清晰地看到丧葬观念的变化对墓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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