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文明的起源，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总会想起2016年的夏天。　

那年6月，他突然接到老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的电话，要他带着材料来家里，起草一份信件。和他一起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还有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等人。　　

张忠培认为，我国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中，还没有一处遗址能够证明中华文明能早到五千年前。建议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将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树立一处标志”。　　

形成初稿那天，已重病在身的张忠培非常高兴，大家特意品尝了一顿北京烤鸭。　　

彼时，良渚还排在长长的申遗名单之后。虽然这处位于长江下游、距今约5300～4300年的都邑遗址，已不断刷新人们对于中国文明的认知：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发现了高等级墓地、祭坛、玉礼器系统、大型宫殿基址、总面积达近8平方公里的三重城址和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统。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已无太大质疑。　　

这份最终由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四位考古文博界元老联合署名的信件写道：“我们有把握地认为，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当之无愧的见证。”　　

这个见证，中国人已经寻问百年。　

起点，是1923年《努力周报》的一则通讯。在那里，一位青年学者于学理上论证了中国上古帝系应当归于传说，甚至夏代也不大靠得住。自《史记》以来构建的“三皇五帝夏商周”古史体系，以及基于此的“中华五千年”，一时风雨飘摇。　

不宁唯是，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现仰韶文化遗址，中国现代考古学肇始。但“打击”接踵而至，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与中亚地区具有相似之处，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持续一二百年之久的中华文明西来说沉滓泛起。　　

民族“所处地位之艰危”的关头，人们想知道，中华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中国由何处来、又向何处去？　　

中国考古学者的出场，让争论暂告一段落。1926年，山西省西阴村的考古发掘开始让“西来说”逐渐破产，对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则实证了晚商历史。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学界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只能从发现大量青铜器，并已被甲骨文所证明的商王朝后期算起。按此观点，中国的文明史为距今3300年。　　

对此，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评论道，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　　

问题是，那个年轻的“老子”在哪里？

“三好生”良渚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对遗址的历史地位作出重要论断。　　

2016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致信总书记，希望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总书记对此作出重要指示：“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良渚申遗进入快车道。　　

申报材料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阐述自身的“突出普遍价值”。专家组在六条既定标准中，选定了第三条“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或特殊的见证”，和第四条“在特定阶段或人类历史上，是某类建筑、建筑技术或景观的卓越典范”。　　

这份申请，要经过世界遗产委员会及其委托的专业评估机构组织专家反复考察、质询。每个缔约国每年只能申报一项，年年都有未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落选者”。相比之下，良渚的申遗表现就像一名“三好生”。　　

2018年9月是最重要的一次综合评估。作为良渚水利系统重要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陪同受委托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实地考察了水利系统。在现场考察之前，专家曾来信提出，想了解一下中国古代水利及良渚水利系统的详细情况，他和同事为此专门安排水利专家进行了“中国水利史”“良渚水利系统”两场汇报，“讲完以后那位专家立马说没问题了”。　　

那次评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也在场，她记得氛围“非常放松”。一天大雨，不能外出，日程被打乱了，即使如此那位专家“都很高兴”。她聊起自己干旱的家乡，说能欣赏到江南的雨，“很好”。　　

王宁远的印象中，最终需要补充的材料都是“操作层面的小问题”，“完全没有价值评估上面的质疑”。秦岭则记得，中期评审回来问的问题几乎全是关于保护管理措施的落实，“这说明我们所有提出来的学术价值他们都是认可的”。　　

2019年春天，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受教育部之邀，参与修订初中教材中的文明起源部分。他建议将良渚已进入早期文明添加进去。这个意见得到采纳，但专家组为谨慎起见，在前面加了一句话：“有学者认为”。　　

这句定语，最终在教材即将付印的几天前被拿掉——那年的7月6日，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最终“官宣”的遗产描述中，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写道：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遗址（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该遗址由4个部分组成：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区和城址区。通过大型土质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不同墓葬形式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些遗址成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秦岭认为，这是在严格的学术框架内反复推敲质询后的结果，是在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上明确了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由五千年之前开始的时间坐标。　　

这不免让人想起那份信件里的凿凿之言：“早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际，在中华大地上，国家形态已经出现。当时的国家（政权）的形态是神权与王权并重的神王之国，后来的演变，是王权日益高于神权，至夏商周时期，就形成了凌驾于神权之上的王朝王国政权形态；东周巨变，至秦发展为皇朝帝国，随之‘百代皆行秦政制’。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有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他们基本就是照着我们写的来的。”说起最终的评定，王宁远颇为自信。　　

在他看来，良渚申遗成功是水到渠成，“没有悬念”。投票那天，坐在阿塞拜疆会场的王宁远和同事，无暇感受现场的热闹，因为他们要帮准备第一时间刊发申遗成功的国内报纸校稿。

中国新石器时代远远被低估

认识良渚之后，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国际考古学泰斗科林·伦福儒面对媒体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新石器时代远远被低估了。　　

秦岭认为，低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文明起源发展模式跟西方不同，不符合文字、铜器、城市这样的西方标准。　　

与欧亚大陆其他早期文明不尽相同，良渚文明既没有青铜器，也没有公认的书写系统。　　

但这里出现的东西，让人印象深刻。气势恢宏的王城、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统、技艺高超的手工业、等级分化明显的墓葬……王宁远说，良渚古城城垣、外城及水坝坝体再加上莫角山高大堆筑台基的土方量，总计约1100万立方米。若以开采、运输和堆筑1立方米的土石各需1人/日计，每年出工30万人，整个工程要连续建造110年。背后是规划设计、分配调度、后勤保障和工程质量监控等一整套系统。　　

“良渚社会的阶级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最高统治者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主持祭祀、传达神的意志的权力，已具有非凡的动员和组织人力的权威和能力。如果不是进入了文明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王巍说。　　

他至今记得，1987年赴日留学时，发现日本的书都以中华文明从殷墟开始、“五千年根本没人提及”，留给自己的“震惊”。“他们就是强调文字、冶金术和城市这三条标准。”他开始有了研究文明史的想法。　　

26年后，首届世界考古论坛在上海举办，在已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的王巍的建议下，主题定为“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200多位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受邀参加，相当一部分人第一次参观乃至了解了良渚。　　

参观完全程，王巍问伦福儒，我们认为良渚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你怎么看？伦福儒回答：这不是文明，什么是文明？　　

“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来的‘三要素’，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王巍解释说，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无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并未使用文字，而这些都是世界公认的文明。　　

王宁远曾听伦福儒聊起文明标准，对方认为，那几个要素不一定要每个都符合，文明的评判标准因地而异。　　

“世界各地文明发生发展的区域和所占有的资源配置不一样，环境不一样，也会发展出不同的区域特色文明。”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说。　　

他以冶金举例，冶炼金属的本质是手工业，在中国的另一个表现是制玉。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就出土有玉环等距今9000年的玉质装饰品。“中国人一直把玉视为高雅、富贵、美丽、玄妙的物质，玉有五德，即仁、义、智、勇、絜（同洁）。玉也因此被赋予某种超物质的奇异神力，成为个人权力、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在这个背景下，红山和良渚文化都发展出了发达的玉文化和玉器制造业。”他说。　　

四五千年前的良渚工匠，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可以在一毫米的宽度内雕刻出五六条纹路，今日的琢玉大师也甘拜下风。　　

“玉器制造的背后是非常复杂的产业系统，某种程度上，玉的开采、制作难度并不亚于青铜。”李水城说，“东方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以玉为代表的文明要素。”　　

他认为，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单向指标作为划定复杂事件的统一标准。“中国的陶器在距今近两万年前已经出现，西方到距今一万年还没有出现陶器，如果以这个作为标准的话，难道是西方落后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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