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百年来难得一见真容的唐代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曾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对于画中究竟哪位是虢国夫人依然有点云遮雾障。本人可以报告的是：十多年前，本人已找到了虢国夫人，事情还要从当年说起。（姜一鸣摹《虢国夫人游春图》及卢甫圣先生的题字）01 2005年，女儿要出嫁，可惜我当时在长春教书，一切繁杂事务全得由夫人打理,作为父亲 ...

数百年来难得一见真容的唐代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曾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对于画中究竟哪位是虢国夫人依然有点云遮雾障。本人可以报告的是：十多年前，本人已找到了虢国夫人，事情还要从当年说起。

（姜一鸣摹《虢国夫人游春图》及卢甫圣先生的题字）

01

2005年，女儿要出嫁，可惜我当时在长春教书，一切繁杂事务全得由夫人打理,作为父亲的我当然有点过意不去。女儿说爸爸还是有机会做点“贡献”的, 那就是可以画两幅画装点一下新房。

本人虽毕业于美术院校,但对自己的画作缺乏自信,要堂而皇之地让亲朋好友观赏自己的作品,觉得分量不够。于是就想临摹两幅中国古代的历史名画,以匹配女儿有点古典风格的新房。

虽然本人酷爱中国古典绘画，但同时认为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对色彩不够重视。经过挑选，我选中《簪花仕女图》右边的起首部分,又选中《虢国夫人游春图》的左半部分。

（《 簪花仕女图》之右首部分）

（《虢国夫人游春图》之左半部分）

从我接触《虢国夫人游春图》这幅画的时候起，就知道“前三骑”为“导骑”,后面的“红裙女”为虢国夫人。故略去了“导骑”而画了后面一组“主要人物”。这两幅画色彩艳丽，古色古香,倒也受到不少亲友的喜欢。后来,结束了长春、大连的教学，回到上海，我就想把《號国夫人游春图》完整地临摹下来。

随着临摹的深人，心中的疑问却越来越大,画中人的直觉在不断提醒我: 这“第一骑”绝非等闲之辈,更不可能是一个“中年从监”,倒很像是此画的“主要人物”。只是从“面相”看,像是女的; 从服装看,又明显是男的。

会不会是女人穿上了男人的服装呢? 想到这里,就有点激动,觉得自己对虢国夫人的了解太少了, 除了“虢国夫人乘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这首诗之外，其他一无所知。

我于是马上赶到图书馆，找来《旧唐书》《新唐书》研究起来。当看到虢国夫人的绰号叫“雄狐”时,我一下跳起来 ,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就是她”! 以致引来不解和厌恶的目光。我认为“雄狐”就是指男装的“狐狸精”。

（唐 · 男装仕女俑）

随着研究的深入 ,我对‘三花马”,对虢国夫人的个性等有了进一步了解，还知道她有“将军”的雅号，并曾以“贵公子”的面貌出现在其他名画中。为慎重起见，我还特地绕道沈阳，带了相机和放大镜, 希望能一睹《虢图》或“摹本 ”之真容。

因馆长出差，等了二天，后来虽见到了馆长马宝杰先生，可惜未能如愿，甚至连“摹本”也没见到，很是失望。回沪后写了一篇文章寄给《文物》杂志。不意竟收到《文物》杂志主任、国家文物局前局长张文彬先生的来信,认为我“对《虢国夫人游春图》的考证颇有见地”，这给予本人极大的鼓舞,虽几个月后还是被告知“不宜刊用”。

（张文彬先生的来信）

02

抱着一试的心态, 想让专家看一下, 于是就直接去上海书画出版社找卢甫圣先生。卢先生对中国古典绘画有非常深人的研究，再加上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国宝在线》系列古典绘画,那真是价格亲民,质量上乘,本人几乎收藏了全套,也想借此机会，当面感谢一下出版社领导。于是自报家门，说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请卢先生看看是否可用。卢先生看了我的文章后，当即就说: 可以用!

很快, 四零后老人的处女之作《到底谁是虢国夫人?》就发表在2009年第1期的上海《书与画》杂志上。杂志社还特意在我的文章前面加了《编者按》,说“本刊为此特辟了‘学术探究’的专栏，希望本栏能引起专家和读者的关切,更欢迎提供学术探讨和争鸣的文章”。说明杂志社很重视，感觉真有点飘飘然。

2011年8月4日,因卢甫圣先生的推荐, 让我去上海朵云轩朵云画廊讲《虢国夫人游春图》。讲课后有学员跟我说:有辽宁博物馆的专家说此图“既非虢国夫人，亦非游春”。这种“说法”让我大吃一惊! 我连忙问: 那么是什么呢? 学员说她也不清楚。

讲课结束后，我赶忙去找学员所说的这个东西。果然,在201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上有这篇东西，题目就叫《既非虢国夫人，亦非游春》。

看完文章后,觉得辽宁博物馆专家董宝厚先生的观点完全没有道理。我就写信给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索要董先生讲话的全文，给果也都没有下文。当时的感觉真有点中国文化遗产的“祖坟”被掘的感觉。

03

本人一方面动手写批驳文章,一方面也想引起有关专家的重视，就把董宝厚先生观点的“复印件”和我的考证文章交由在上海中国画院的校友梁宏道先生，希望他能转交陈佩秋先生，想听听有关专家的观点。

想不到第二天的下午,即2011年9月26日下午,陈佩秋先生就给我打来电话, 说:“姜先生,你的观点是对的,讲得很清楚。因为你是搞电影的,对服装、道具等都研究得很仔细……而以前有些专家看画看得很粗,很马虎,根本没有仔细看。尤其是有些鉴定专家并不很懂得绘画,这是一大硬伤……”同时我与老师又讨论了董宝厚的论点。

（陈佩秋先生在本人摹本上的题签）

陈先生说这个上海的会议, 开始她也参加了，后来就没有参加。陈佩秋先生认为这幅画在历史上早有定论,历代的著录清楚,又有“明昌七玺”等佐证, 不可能就这样“一风吹”了。

（陈佩秋先生在画上的题词）

我说我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想请太老师看看, 指点指点。太老师欣然答应。2011年11月17日下午3点,我登门拜访了太老师,谈了将近两个多小时,他对我的文章提出了详细而具体的修改建议，并指出宋徽宗虽然皇帝当得不好，但艺术上的成就应予以充分的肯定。其间太老师又谈到正在搞一个“谢稚柳、陈佩秋艺术馆”,待落成后想请我讲一讲《虢国夫人游春图》。

对太老师的抬爱本人真有点受宠若惊! 感到这是太老师新布置的“学生作业”，一定要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后来批驳董宝厚先生的的文章发表在《书与画》2012年第10期。

04

我想，只要“方向”是正确的，就应该还能找到一些新的证据。于是一头扎进图书馆，通过六、七年的努力和“小心求证”,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不少收获。

原来 1954年7月杨仁恺先生发表了《‹虢国夫人游春图>的初步剖析》，首次指认“红裙女”为“虢国夫人”。后来这个“剖析”就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权威结论”。

60多年来,虽不断有质疑的声音,如有人从绘画“主体人物”的角度，有人从“女穿男装”的角度分析，推断“第一人”可能是虢国夫人。但可惜只是“推断”,没有过硬的证据, 特别是缺少“指向性”的证据。所以一直未能彻底纠正杨仁恺先生的错误指认。现在,不但有七八种的“指认版本”,更有其者,竟有人在上海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全盘否定”的结论！

（杨仁恺《中国书画研究》封面）

05

一幅历经千年,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珍贵历史名画不但没有被正确解读,还被曲解得面目全非,这是对珍贵民族文化遗产的作践和亵渎!

必须尽快结束这样的混乱局面。首先是把“人物”搞清楚。文物专家沈从文先生说的“各有所见,难得定论”,是因为原来争辨双方的“理由”都不够充分,“证据”都不足,所以“难得定论”。实际这一问题并不很难解,就像一个“迷宫”,“路线”走对了就不难,“路线”错了就是“死路一条”,永远无法走出“困局”。

由于张萱真实地记录了一段当时的生活场景,在看似风和日丽、雍容华贵的表象之下，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腐败乱象和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如将“红裙女”指为“虢国”,则《虢图》的精彩和伟大之处荡然无存! 千万不能小看这“指错”一人，绝不是“姐妹搞错”那么简单,其对《虢图》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刻政治意义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秦国夫人（红裙女）虽然比较低调,但也算是全图的“副主角”。把“副主角”当成“主角”,这就缺乏“整体观念”; 把某处的“出行模式”当作“公式”,是生搬硬套; 再加“尊卑等级”观念的缺失,是错误的思想根源。

而对虢国的情况了解不深,对“雄狐”“将军”“贵公子”之说也许不知,对“女穿男装”的风靡估计不足,对“三花马”的“来龙去脉”可能不明,对中国绘画语汇的领悟不透,以及人们在性别识别时的“思维定势”和潜意识中的“美女模式”，是造成“指秦为虢'的具体原因,也是多重错误叠加的结果。

（乾陵之石雕“三花马”及牵马胡人）

由于把“前三骑”定为“导骑”,一开始就把尊卑搞错了,(马胸前有红缨，马的“障泥”较长者为尊，首骑者为尊）“路线”错了，所以被“迷宫”困了六十多年,把真正的“主角”当成了“下人”,把“女皇”当成了“奴仆”。

更有甚者,有人在引用这幅经典的历史名画时,居然把“第一人”予以删除。最最重要的人物居然成了完全无关紧要的角色。因为把“主角”删了,“副主角”的地位“提升”了，这样似乎对“维持”错误指认有点“好处”,但对“国宝”来说,则无异于砍掉了它的脑袋!

由于指认错误，就把画面中的人物关系完全搞乱，这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服饰、民俗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等的分析和研究都无从谈起，甚至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由于指认和解读错误，这件国宝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研究价值都成了“瞎子摸象”。

希望通过这一过程的叙述,能对年轻人有一点小小的启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还《虢国夫人游春图》以本来的历史面貌。

作者简介：姜一鸣 1943年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美术设计师、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曾长期在上海大学、吉林艺术学院等任教。近著《虢国夫人游春图》考辩——兼谈“何家村藏宝” 一书，依据大量历史文献和细致的分析，论证《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穿男装官服的第一人为虢国夫人。同时认为“何家村窖藏”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之物以及故宫博物院藏的唐·佚名《游骑图》实为唐·韩干的《五王出游图》等等。该书的首创性论点全部发表在国家级期刊《中华文化画报》2018年3、4、5、6、9、12期中。受到该刊及国家文物局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