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渔阳墓平面图

图源《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

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就可以举办下葬仪式了。

陈器、入柩、吊丧、拜谒。此时，这场盛大的仪式与生者的关系或许不比与逝者小。王的权力与财富需要通过仪式来宣扬和确认，王后的葬礼则可以很好地承担起这一功能。而这座墓，就属于西汉早期某代吴氏长沙国王后“渔阳”。

仪式之后，才能封闭棺室、椁门和封堵柏木墙上预留的通道，并在隔栏内侧和墓道内填塞封土。墓道内，填土达到一定高度时，再放置一对鹿角偶人。他们平伸双手，像镇守在墓前的忠诚武士，为墓主阻拦一切惊扰与邪祟。在填土工作全部结束之后，坟丘夯筑而起，渔阳的下葬至此完成。

图二 鹿角偶人

来自《湖南长沙望城西坡渔阳墓发掘报告》

然而，即便有偶人守护，渔阳墓仍然没能免除于盗墓者们的探访。毕竟，宵小往往不走大门，而是喜欢“另辟蹊径”。

起初是汉人，他们或从南侧面挪开外围的题凑，或凿开外椁顶部的盖板。然后是唐人，从偏北的顶部直接将洞打到椁顶，再在顶板上凿出方洞。他们来时凿盖砍门，走时也并不清理痕迹。盗洞里有唐人遗弃的青瓷罐、青瓷碗等物件，也有汉人留下的砍凿遗物碎木片、犯罪证据草席残片等。

两千多年后，“王后”成为了久远的历史，这片土地也变成了校舍。1993年，为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者对这座墓进行了抢救性挖掘。西汉初年的渔阳墓，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

在渔阳墓清除泥土时，考古工作者面前逐渐展现出一副完整的“题凑”，这让考古人员也不禁眼前一亮。这不是长沙地区唯一出土的题凑葬制，但是是唯一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这座墓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葬制保存最为完整的西汉诸侯王墓葬之一。

黄肠题凑，也就是外椁之外的四面柏木墙。柏木去皮，呈现黄心，称“黄肠”。枋木端头向内，与同侧壁板呈垂直的方向而层层平铺，称“题凑”。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与梓宫、便房、外藏椁等同属于“天子之制”，经天子特许，诸侯王和重臣死后也可享用这种葬制。

除了题凑外，渔阳墓出土的两件木楬也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其中一份写着“陛下所以赠物：青璧三、绀缯十一匹、薰缯九匹。”来自“陛下”的赗赠体现出墓主与西汉皇室的关系。另一份写着“青绪禅衣□□、□衣、绢绪禅衣三、□禅衣一、白绪禅衣六、□禅衣一、相绪禅衣四□。凡廿六衣。王裞。” “裞”指生者向死者赠送衣被，这里的王应该指长沙王。可见，墓主与西汉皇帝与长沙王都有着密切关系。

图三 “陛下所以赠物”木楬

摄于长沙博物馆

图四 “王裞”木楬

摄于长沙博物馆

墓主的身份完全明确下来，是根据出土的封泥“长沙后府”及漆器和题凑上刻写的“渔阳”。“后”在西汉，是皇帝、诸侯王的正嫡夫人的专称，而“渔阳”被认为是墓主的自称。至此，基本可以确定渔阳的身份是长沙王后。

同时，许多学者根据葬制和陛下赠物等推断，渔阳是汉室公主的可能性极大。“渔阳”地望，战国时属于燕地，秦朝设置渔阳郡，这应该是她婚前曾经封邑的地名。

长沙国“势疏而最忠”。当时南越不受汉朝控制，常常在边境挑起争端，而长沙国是朝廷防止南越侵犯的重要防线。渔阳嫁给长沙王，极有可能就是为了“笼‍络长沙，遏制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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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社会身份可以有很多层次，比如政治地位、亲属关系、性别权利；比如生活方式，像品味、服饰和语言；比如经济阶层。墓葬和社会身份可以互相作用，身份决定了墓葬的规模、等级、内容，墓葬也可以反过来建立和巩固身份关系。

　　当然，“逝者不能自己埋葬自己”。因此，我们从渔阳墓中所能读到的，或许更多是为她举办葬礼的人。我们能看见长沙国王室地下寝宫和藏品的富贵，能看见随葬礼器、动物模型体现出的时代葬俗，能了解葬具名实，但想要了解渔阳自己的想法，仍然很有难度。

　　渔阳墓出土有金器、玉石器、漆木器、骨角器等两千余件，种类丰富，数量繁多。当人们试图从这样多的物件里构建出墓主的身份时，得到的结论本来不应该只有“汉皇室公主”与“长沙国王后”。这两个身份，一个依托于汉朝皇帝，一个依托于长沙国王，都与渔阳的男性亲属息息相关。“渔阳”本人，应该是一个更为丰富的形象。

图五 渔阳墓墓室随葬器物（第二层）分布图

图源《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

　　‍‍‍‍‍‍‍相较西汉时期其他诸侯王墓葬，渔阳墓陪葬乐器中明显缺失青铜礼乐器，比如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出土的成套编钟与编磬；也没有兵马俑、兵器等陪葬物，比如山东章丘济南王墓地的兵马俑陪葬坑、江苏盱眙江都王墓地K7 坑内的兵器。不过，渔阳墓曾经经历过盗墓，不能排除此类陪葬物被盗的可能。

　　同时，渔阳墓出土文物中也有着这些诸侯王墓中未发现的器物。比如一件双层六子漆奁和一件双层七子漆奁，它们是专门用来盛放梳妆用品的器具，或许渔阳生前曾经使用过。这两件器物均采用彩绘和锥画技法，装饰以凤鸟纹、云气纹、几何纹等，繁复华丽。‍‍‍‍‍‍‍

图六 双层六子漆奁及内装小盒

图源《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

　　‍人们不免推断，这些随葬品的性别差异和当时的性别分工息息相关。

　　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女性墓葬呈现出的是她们男性亲属的财富和地位。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在考古材料中找到关于女性自身价值、贡献和地位的线索。比如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或许是妇好参与军事行动的痕迹，在东汉画像砖石也不难发现女性在纺织业的广泛参与。

　　今天我们明白，性别关系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它是被不断构造的。社会心理、环境背景的转变，也会对性别关系造成转变。考古学与物质文化息息相关，而与性别相关的物品背后，都暗含一种交流与谈判，这些交流与谈判不断塑造和巩固着人们对“性别”的认识。考古学的独特任务之一，就是探讨这些物品与性别的关联性。物质可以被看做一种话语表达，而考古学家的任务则是“翻译”，从物质中了解社会文化的构建过程。

　　性别角色、性别符号和性别认同的历史对于理解任何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都至关重要。在一个不同学科都开始越来越关注“她们”的时代，考古学也不例外。我们看向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考古学关注共性，也关注个体，每一位“她们”都有社会文化建构的痕迹，也都应该是独特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