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面对着厚厚的一叠书稿，我才意识到，应该写一个后记，记录一下这本书以及我个人二十多年来学习、研究的心路历程。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东魏北齐石窟造像研究》（16BKG015）的结项成果，而这个项目的基础，则是我在北大求学期间的博士学位论文——《晋豫及其以东地区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以响堂山石窟为中心》。2004年，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即返回山东，因内外部环境制约，未能进入学术单位工作。论文的修改、个人的学术研究，只能暂时束之高阁。2011年年末，承蒙母校、母院不弃，我得以重新回到学术圈，在备课、上课之余，开始考虑继续自己的科研之路，现实的选择就是对博士论文的继续深化。回想起参加论文答辩、预答辩的各位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李裕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丁明夷研究员、罗炤研究员，国家博物馆孙国璋研究员，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对我论文的殷切期望与谆谆教诲，使我坚定了将博士论文扩充内容，深入研究的想法。在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的支持下，通过对原有资料的整理，对部分石窟造像的调查，我先后发表了多篇以响堂山石窟和东魏—北齐时期单体造像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这些文章构成了本书部分内容的基础。随后，我又申请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得以对这一课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马世长教授。遥想二十多年前，在春花灿烂的燕园，我初次见到一袭唐装的马老师。在他犀利的提问之下，我被问得满头是汗。面试结束之后，我沮丧地感觉“北大梦”破灭了。也许马老师考虑到我是个男生，虽然基础薄弱，还能承担点儿下田野的工作，我才得以幸运地腆列“马门”。入学之后，马老师先是命我去三峡工地，“回炉”田野基本功。然后他给了我参加教育部重大人文社科基地项目——《六世纪中原中心石窟群的调查与研究》的机会。在参加项目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参与了前期资料搜集、录入与整理，现场测绘，室内整理与报告初稿撰写的全过程。通过这段历练，使我基本上掌握了石窟寺田野调查的方法，明确了工作流程，收集了论文资料，一举数得，获益良多。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马老师因病住院和在家静养期间，他还时刻关心着我的论文，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转给我参考。毕业后，马老师一直记挂着我的工作问题，多次提供参加学术会议和学术考察的机会，让我不至于彻底“掉队”。感谢博士生指导小组的李崇峰教授。他开设了许多佛教考古的专题课，特别是关于印度与中亚佛教考古的两门课程为我打开了了解域外佛教考古的窗户，弥补了以前知识结构的缺憾。在田野调查工作中，李老师一直具体指导我们的工作，使我们得以迅速地进入状态，展开工作。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李老师也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有关印度中亚佛教遗迹的许多新材料及原始出处都得到了他的指点。特别是他带领我们在新疆克孜尔石窟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使我增加了对新疆石窟的认识。在北大学习期间，我还有幸聆听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泰斗——宿白先生的专题课，并得以利用各种机会与先生直接交流，这样珍贵的学习机会，使我受益匪浅。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刘凤君教授。刘老师不仅在美术考古学理论上造诣精深，同时对美术考古各分支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心得。我选择佛教石窟寺考古的研究方向，正是得益于他的教育和引导。在我硕士研究生的第一个暑假，他推荐我跟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李玉珉研究员，对山东地区的石窟造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这次考察，不仅使我打下了相关研究的基础，还培养了我对佛教石窟寺考古的研究兴趣。感谢李玉珉研究员。在考察过程中，李老师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各种初级问题。她还身体力行，向我展现了一位优秀的学者如何进行摩崖造像的田野调查，如何拍照，如何记录。在她的带领下，我从一个对佛教石窟寺考古一无所知的新人，慢慢摸到了一点研究的门径。感谢与我共同在响堂山石窟进行调查工作的河南博物院王景荃老师，篠原典生、达微佳同学。白天，我们一起在洞窟中测绘，晚上又在灯下清绘、描图。当时，我们围绕着响堂石窟诸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对本书许多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启发。在工作与生活中，王老师时时处处为我们着想，急难险重的任务都是他先上。那种团结友爱、不分彼此的真挚感情，是我生命中永远难忘的。毕业后，王老师邀请我参加《河南佛教造像调查项目》，达微佳同学邀请我参与《故宫藏曲阳造像三维数字化项目》，为我搜集研究材料，扩展研究内容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感谢北京大学郑岩教授。我与郑老师相识二十多年，记忆中我们每次见面，话题永远都是学术。这种一心向学的精神，值得我永远学习。在他的大力推荐下，我有幸参加了哈佛大学汪悦进教授举办的“中国早期艺术与科技虚拟研讨会”，并结识了汪教授。感谢汪悦进教授及师母陆洁女士。汪教授热情地邀请我去哈佛访问一年，使我有机会了解国外艺术史研究的最新动态，感受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本书中许多重要的资料，比如中巴公路岩画的原始报告，就是我从哈佛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获的。在美期间，汪教授及师母对我及家人周到、细致地关怀，尤其令人感动。在波士顿的一年，是我们全家永远的、美好的回忆。感谢山东大学软件学院潘荣江教授。潘老师是计算机图形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与考古系渊源颇深，很早就开始探索计算机在文物考古领域的运用。在潘老师的帮助下，我学习使用相关软硬件，对三维数据采集、处理以及计算机绘图有了一定的了解。本书中的大量线图，特别是故宫藏曲阳造像的线图，就是我与潘老师合作的成果。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超研究员、何利群副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研究员；故宫博物院胡国强研究员、冯贺军研究员、赵芸格研究馆员；郑州大学考古系温玉成教授；兰州大学杜斗城教授、魏文斌教授；敦煌研究院张元林研究员；云冈石窟刘建军研究员；龙门石窟杨超杰研究员；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赖非研究员、杨爱国研究员；河北博物院刘建华研究员；河南博物院张文军院长，河南省文物局田凯局长；中央民族大学刘莲香教授；山西博物院石金鸣院长，山西省艺术博物馆张建华馆长，太原市考古研究所渠传福研究员；中山大学姚崇新教授；西南民族大学雷玉华教授；河北邯郸峰峰矿区文管所张林堂所长、许培兰老师；麦积山石窟研究所屈涛先生；青州博物馆王瑞霞馆长；博兴县博物馆张淑敏馆长；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鲁大东、尤丽莎夫妇。他们或者对我的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或者在我调查过程中提供了热情的帮助。感谢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蒋人和博士；罗特格斯大学的何恩之教授；夏威夷大学龙梅若教授；澳门大学朱天舒教授为我从海外搜集、寄赠有关响堂山及北朝晚期佛像艺术的研究文章，使我得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开展研究。感谢2000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班的同学们。无论是求学期间还是毕业以后，彼此之间长期、不断的交流，使我开阔了学术视野，加深了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田野考古、数字考古的理解。感谢山东大学考古系王亚楠、邹文杰、王佩、丁雪、申亚凡、孙慧琴、申慢慢、蒋成成、李晓彤、崔晓茜、吴倩、宋艺莹、张强等同学和2019级部分本科生同学，本书中所有自行绘制和重新加工的线图和地图，均由他们完成。感谢我的家人长期以来的支持与陪伴，考古专业注定要有相对长期的田野工作，家人的鼓励与支持是我持续前进的动力。感谢科学出版社考古分社孙莉社长、董苗编辑。尤其是董苗编辑认真、细致的编校工作，让我这个曾经从事过多年图书编辑工作的人为之汗颜。交稿前以为问题不多，结果清样上密密麻麻的各类编辑符号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大意与粗心。她们的细致工作，保证本书能够高质量地出版。本书是对我过去二十多年从事佛教石窟寺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在佛教石窟寺考古的道路上继续下去，不负诸多师长、学友多年来的关怀、支持。2021年初夏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