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汉佉二体钱指在和田地区出土的一批古代钱币，因钱币面文有汉文和佉卢文两种题铭而得名。佉卢文曾一度被认为是大夏文，所以这些钱币亦被称为汉-夏二体钱币。若将佉卢文认作梵文，则亦可称之为汉-印二体钱。因为不少钱币上都有马的图案，所以中国学者多唤之为“和田马钱”。福塞斯（D.Forsyth）曾率使节团前往莎车，在克里雅附近的一个废弃遗址中发现了两 ...

一

汉佉二体钱指在和田地区出土的一批古代钱币，因钱币面文有汉文和佉卢文两种题铭而得名。佉卢文曾一度被认为是大夏文，所以这些钱币亦被称为汉-夏二体钱币。若将佉卢文认作梵文，则亦可称之为汉-印二体钱。因为不少钱币上都有马的图案，所以中国学者多唤之为“和田马钱”。[1]

福塞斯（D.Forsyth）曾率使节团前往莎车，在克里雅附近的一个废弃遗址中发现了两枚汉佉二体钱币，在大英博物院展览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1876年11月13日，福塞斯在皇家地理学会举办的研讨会上作了《关于埋葬在戈壁大沙漠流沙中的城市（On the Buried Cities in the Shifting Sands of the Great Desert of Gobi）》书面报告，[2] 提到了这些钱币的发现：

另一个受我委托前去考察和田的Ram Chund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古钱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源于公元前1世纪大夏（Bactria）希腊化王国末代君主斯赫尔摩耶（Hermaeus）时代的一枚铁币，以及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Ⅱ）、赫拉克留（Pogonatus）、查士丁尼（Justinus）、安提玛科斯（Antimachus）和提奥多西（Theodosius）时期的几枚金币。

这里所说的赫尔摩耶铁币即是一枚汉佉二体钱币，福塞斯认为这枚钱币“可能是最古老的钱币，但它还未被完全解读”。

这个铁钱实乃铜钱之误，大英博物院的皮尔斯·嘎德奈尔（Percy Gardner）在《喀什出土钱币（Coins from Kashgar）》（《钱币编年（Numismatic Chronicle）》新辑第19卷，1879年，第274～278页）和《大英博物院钱币目录·大夏和印度的希腊与塞王（Catalogue of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 , Greek and Scythic Kings of Bactria and India）》（伦敦，1886年，第172页，第4号）里称其为铁钱，并且在弄清它们有大小类别之分以后，仍坚持认为它们是斯赫尔摩耶时期铸造的。坎宁汉（A. Cunningham）亦同意这个观点，认为是斯赫尔摩耶时期的铸币。[3]

1889年9月，拉考皮尔（T. de Lacouperie）率先对法国考察队所获大夏—汉二体钱进行研究，特别提出了以下论点：

⑴ 大钱上的铭文应该是“钱重二两四铢”，小钱上的应读作“半金”，“半金”的“金”意为“斤”，是一个重量单位。

⑵ 大钱上的印度-大夏铭文应读作Mahārajasa rajadirajasa [mahata?] sa [Hara?] mayasa，据推测它们有可能是斯赫尔摩耶的名字。

⑶ 大钱是由贵霜（Kusāna）国王丘就却（Kujūla Kadphises）铸的，月氏（贵霜）受过汉文化的影响，而丘就却是铸有汉-夏钱币的大夏国王斯赫尔摩耶的同盟，因此，这种钱币肯定是在贵霜与大夏国中的希腊人之间的商业贸易中使用的，铸造年代应该是公元前40～公元前30年之间。

⑷ 无大夏铭文的小钱无疑是月氏钱，其铸造时间应该在月氏与大夏希腊人还无往来的时期。⑴中提到的“半金”可能是对铭文的误读，应该读作“六铢钱”。

⑸ 丘就却是贵霜王朝的建立者，其铸的钱币一面刻有斯赫尔摩耶的名字，另一面刻有丘就却的名字，可以推测，在建立贵霜帝国时，丘就却和斯赫尔摩耶已经有着密切的联系。

有趣的是，经过详细论证，拉考皮尔认定这些钱币是丘就却铸造的。他把大英博物院的汉文钱币进行了分类，在《大英博物院藏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621年中国钱币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Coins from the VIIth Century B. C., to A. D. 621，Including the Series in the British Museum）》一文中对这些钱币做了介绍，重复了上面提到的关于这些钱币流落月氏部分地区的猜想，纠正了大钱铭文的读法，认为应是：金（？）重一两四铢（？）。

另一方面，俄国也注意到了塔里木盆地是古代文物的大宝库，命令其驻地官员开始收集文物，受到同样利益驱使的英国亦开始了收集工作。赫恩雷（R. Hoernle）一直不懈地坚持这项工作，1893年以后，在库车和于阗发现了大量的钱币、古印章、书籍和古写本。所有这些都是从当地居民和商人那里购买的，有组织的发掘还未展开，其中就有据说是于阗附近发现的72枚汉佉二体钱币。赫恩雷在《中亚古物收集品（A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4] 和《中亚古物博物馆英国收集品中的印—汉二体钱（Indo-Chinese Coins i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Central Asia Antiquities）》[5] 二文中阐述了对这些钱币的研究结果：

⑴大钱上有佉卢文和汉文的铭文，分为三类；小钱有两类，马纹钱币（有佉卢文和汉字铭文）和驼纹钱币；马纹钱币又有三个不同的类型（I～III），驼纹钱币则有两个类型（IV～V）。

⑵佉卢文铭文有两种，a）20个字（大钱及部分有驼纹的小钱）；b）13个字（有马纹的小钱）。分别读作：

a）Maharajasa Rajatirajasa Mahatasa Gugramayasa（或Gugramadasa、Gugradamasa）

b）Maharajuthabi（或juthubi、yuthabi）raja Gugramadasa（或damasa、modasa、tidasa）

⑶ uthabiraja 和梵文prthviί-rāja、巴利文西北方言puthavί-rāja或puthuvί-rāja是一样的，意为“大地之王”。

⑷钱币所涉国王名称有五，即①Gugramada、②Gugradama、③Gugramaya、④Gugramoda和⑤Gugratida。但可能只有三位国王，因为①与④相当，②与③相当，他们所共有的姓Gugra（亦可能是Gurga）或许是该王族的姓氏。

⑸大钱上的汉字铭文应该读作“重两四铢铜钱”，小钱上的读作“六铢钱”。

⑹大钱的平均重量为227. 48谷（14. 54827克），小钱平均重48. 72谷（3. 11808克）。

⑺这些钱币是公元70～200年间东汉统治于阗时期铸造的，可以推测这些国王或许是史载的于阗五王如广德（公元7年）、放前（129～131年）、建、安国（159～?）、山习（220～226），[6] 但这些名字是中国历史上的汉名，而钱币上的有可能是突厥文。铭文中出现的Gurga可能是一个与Dharma相当的维吾尔语词汇。

⑻这些二体钱上的骆驼和马像（面右）表明了公元前50至公元80年间的毛乌斯（Maues）阿吉斯（Azes）及其后来属于旁遮普（Pañjāb）的斯基泰（Scythian）和于阗等国王之间的特殊关系。

除了赫恩雷收集品外，1901年又出现了另外的25枚钱币，因而现在一共有97枚，即大钱10枚，小钱87枚，小钱中22枚属于第I型，16枚属于第II型，4枚属于第III型，7枚属于第IV型，平均重量大钱达到211. 1谷（13. 510克），小钱达到46. 08谷（2.9591克）。赫恩雷在其报告的第二部分《〈英国中亚古物收集品中的印－汉二体钱〉考补（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etc.）》[7] 里对新增的钱币做了补充说明。

⑼ 小钱的第四类其重量从13到40谷不等，有可能是四铢钱。其中有7枚总重量189谷，平均重27谷，接近于重37. 48的四铢钱。

赫恩雷介绍了布歇（Stephen W. Bushell）对这些钱币的看法，并择其要点如下：

⑴大钱上的汉字铭文读作“重廿四铢铜钱”，意为铸的钱重24铢。

⑵ 24铢等于一两，4枚6铢钱（即4个小钱）等于一枚大钱。

⑶大钱中间的图案与“贝”字联系不起来，有可能是个王冠，吕推（Dutreuilde Rhins）发现的一枚钱币佉卢文铭文中间亦有这样的图案。

⑷ 小钱第三类汉字铭文中间发现有“工”字型符号，类似于坎宁汉所说的“嚈哒印记”。

⑸ 小钱上的“六”字有多种不同的书写体，其中有一枚是最古老的书写形式，但书写体古老并不意味着其钱币也是最古老的。

⑹ 毫无疑问，刻写这些铭文的是汉人。

⑺ 观其文字的书写形式，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古钱币可能属于西汉时期，不可能是东汉时期铸造的。众所周知，王莽以前的西汉政权一直统治着新疆地区，王莽之后有65年的时间新疆或独立或受匈奴支配，后来才被东汉征服。

以上诸观点中，第⑷点把因磨损或未完全刻上的“铢”字偏旁“金”解释为一个符号，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另一方面，吕推从1890～1895年在塔里木盆地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勘察，在和田收集到了一些胡维什卡（Huvishka）钱币，4枚汉佉二体钱（两大两小）。斯佩奇特（Ed. Specht）研究了这些钱币，将成果发表在了考察报告中，[8] 其要点如下：

⑴大钱上的佉卢文模糊，只能读出……sa Maharajas……，但一枚钱币上有比大英博物院藏钱币更完整的铭文，读作Hermayasa（佉卢文非常清楚）。这个名字只有大夏国的第二十位国王斯赫尔摩耶与之相适应，但由于斯赫尔摩耶不可能在于阗，因此钱币大概是于阗国王奉大夏王之命铸造的，或者它们是在印度－大夏都城使用的国际货币。

⑵小钱中有一枚刻有汉字铭文，根据德微利亚（M. G. Devéria）的释读，作“六铢钱”。按德微利亚的说法，这类钱币只能是在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年）铸造的，当时还未铸其它钱币。

⑶其它小钱磨损得很严重，但汉字和佉卢文字仍然依稀可辨；根据德鲁恩（E. Drouin）的释读，佉卢文只有前四个字清晰“Ra-ca-ha-thi”，而德微利亚认为读作“五朱”，自刘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始，以“朱”代“铢”。梁武帝时期（502～556年）仍之。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佉卢文会在如此晚的时期使用。

斯佩奇特怀疑与公元前1世纪斯赫尔摩耶有关的大钱和5或6世纪流传下来的小钱不可能属于同一时代，但他对这种论断未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德微利亚的观点很鲜明，值得思考，我们后文会讨论之。

法国和英国收集佉卢文钱币的时候，俄国也没有忽视这个领域。彼得洛夫斯基（ N. F. Petrovskij）从和田得到的钱币收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布兰克（E. Blanc）报告称：

总共21枚；17枚是铜钱，一面有马像，周围有“caractères aryens-palis”的铭文，另一面为汉字；一枚是银钱，马像周围有巴利文铭文，另一面是已磨损的汉字；另两枚是铜钱，一面是有两个驼峰的骆驼像，另一面有同样的铭文。[9]

根据这段叙述，最初的17枚是大钱，接下来的银钱是小钱的一种，并且一面有雅利安巴利文铭文，即佉卢文，另一面的汉字铭文肯定读作“六铢钱”，人们一定会认为这两个磨损的符号表示“六”。最后三枚也是小钱，缺佉卢文，但可以推测出汉字铭文意为“六铢钱”，“另一面有同样的铭文”这句话肯定指的是汉字铭文，这样说的原因，正如赫恩雷在其分类时指出的，有骆驼图象的钱币无佉卢文铭文。

汉佉二体钱

布兰克尽管不能完全解读，但他认为这些佉卢文与德微利亚释读的铭文为同一类型；嘎德奈尔已说过其中一些钱币是铁钱，且培措夫斯基的收集品中有一枚似乎是铁钱，因此布兰克断言它们当为铜币；但他和拉考皮尔都认为汉字铭文读作“半金”，并用班超的“金”来解释它，但据此推测这些钱币是在班超领导下铸造的似乎有点牵强。据我所知，没有其他的著作提及到培措夫斯基收集到的二体钱币，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其中竟然有一枚金币（大英博物院里亦有一枚，后文将论述到）。

二

20世纪有许多探险队到塔里木盆地进行遗迹调查，发掘的汉佉二体钱币的数量逐渐增多，其中最有组织收集到的是斯坦因发现的187枚钱币。在首次中亚探险时（1900～1901年），他在约特干、和田收集到了其中的88枚（19枚大钱、57枚小钱、12枚未定），其分类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集或出土地 大 钱 小 钱 未 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约特干（Yōtkan） ― 2 6

和田（约特干?） 14 30 6

恰勒玛喀赞 4 3

（Chalma-Kazān）

杭古亚 1 20

（Hanguya Tāti）

阿克斯皮尔 ― 1

（Ak-sipilTāti）

麻札塔格 ― 1

（Mazār-Tag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 计 19 57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时斯坦因注意到了赫恩雷的研究观点，并且认同其结论，但是认为：

⑴ 除去未定的以外，就其收集和所能见到的钱币而言，汉佉二体钱币的发掘地仅限于约特干地区。由于局限在于阗的古都城（即约特干）地区，因此我们应该认为这些钱币的流通时间不是太长。

⑵ 赫恩雷已经指出这些钱币的时代不会超过公元2世纪，但在尼雅遗址中出土的于阗文书是与269年的汉文文书放在一起的，表明中国对于阗的影响在东汉（220年）时并未结束，因而有关这些钱币的年代还有待于考证。

⑶ 约特干地区发现的钱币中有一枚最古老的是丘就却和迦腻色迦（Kaniska）的钱币。赫恩雷在和田收集的钱币中就有许多是迦腻色迦钱币。

布歇和拉普逊（E. J. Rapson）研究了斯坦因收集的钱币。就和田发现的来说，他们将一枚大钱（Y. 001）其汉字铭文释读为“重廿四铢铝钱”，另一枚大钱（Y. 0025）的佉卢文铭文读作[…sa]ra[ja]tirajasa[/// /// ///]sa Gug’amo[ya]sa。[10]他们纠正了赫恩雷的“重两四铢铜钱”的读法，因为铜与铝相似，因而将其解释为“铝”（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赫恩雷关于“铜”的释读是正确的）。

在第二次探险中，斯坦因又在和田及其附近收集到了76枚汉佉二体钱。[11]第三次（1913～1916年）他收集到了另外的23枚。[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集或出土地 大钱 小钱 未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叶尔羌（Yarkand） — 1 —

和田（约特干） — — 8

和田（约特干?） — 17 20

和田（不同出处） — 8 2

玉龙喀什 9 — 4

（Yurung-Kash）

达磨沟 — — 7

（Domo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计 　 9 26 4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田

莫尔多瓦斯科赠 1 2 5

（Moldovack）

克孜尔雅发现 — — 1

（Kizil-yār）

巴德鲁丁汗收集 — — 3

（Bardruddīn Khān）

巴德鲁丁汗于达磨沟 — — 1

附近发现

库车 — — 7

裕勒都斯发现 — — 3

（Yulduz-bāg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计 1 2 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斯坦因第二、第三次探险中获得的钱币中，最有价值的是叶尔羌地区收集的、库车发现的7枚及在裕勒都斯地区发现并带到库车的最后三枚。毋庸置疑，这些钱币说明了汉佉二体钱在该地区流通的可能性。

赫恩雷为印度政府收集的和斯坦因得到的钱币当为大英博物院所藏。从1952年10月到1954年5月，我着手研究赫恩雷曾经释读的钱币。不包括斯坦因的收集品，共有86枚（9枚大钱、77枚小钱，小钱中有一枚银钱，其余是铜钱），这其中有54枚（6枚大钱）是赫恩雷研究过的；有注明印度大臣转交的印章，无印章的应该是赫恩雷藏品。公众仅能见到这些，那些二战期间被安全转移的钱币至今仍未整理。在我所看到的（相信赫恩雷还未曾见到）钱币中，有这样的两枚：

No. 2 . AR 小，1925年由莱度（R.A. Lydu）收集

正面为佉卢文…jagugrama…（字迹已模糊），背面为汉文“六铢钱”。

No. 61. Æ 小，65/S－2/－Bush

正面右边为站着的马像，佉卢文字迹已模糊，背面为汉文“六铢钱”。

1893年7月2日亦有赠给大英博物院的一枚钱币，从其日期上看应该引起赫恩雷的注意，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赫恩雷确实看到过它：

No.60. Æ，小，1893年7月2日扬哈斯班夫人（Younghusband）赠，由其兄肖从中亚购买之。

正面右边为站着的马像，佉卢文字迹已模糊，背面为汉文“六铢钱”。

扬哈斯班夫人是陆军少将扬哈斯班（J. W. Younghusband）的妻子，婚前名为克拉克·简·肖（Clara Jane Shaw），是中亚著名的探险家罗伯特·巴克利·肖（Robert Barkley Shaw，1839～1879年）的妹妹。[13] 她1856年成婚，其次子佛朗西斯·扬哈斯班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1863～1942年）也是一位中亚探险家。1868年12月肖来到叶尔羌，1869年1月到达疏勒，并在塔里木盆地一直待到5月，1870年与福塞斯一起返回叶尔羌，1875年又第三次来到叶尔羌，1879年6月15日在缅甸曼德勒（Mandalay）去世。[14] 该汉佉二体钱肯定是他在疏勒或叶尔羌时获得的。

大英博物院还有其他一些可能来自疏勒的钱币，[15] 但它们的类型和数量以及是否在疏勒被发掘，亦或由其他地方带到疏勒，都是未解之迷。l

在拉哈尔（Lahore）旁遮普博物馆亦有两枚汉佉二体钱，怀特海德（R. B. Whitehead）编纂的目录将它们归入了“印度-中国统治者”铸币中：

Æ重50 尺寸75

正面汉字为“六铢钱”，背面右边是马或野驴，佉卢文仅存：…tira…

G.B

G. B意为G. B. Bleasby的收藏品，它是旁遮普钱币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不清楚G. B. Bleasby是如何获得这些钱币的。怀特海德指出，实际上所谓的汉佉二体钱都出自和田地区，并且同意赫恩雷的观点，其流通时代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16]

在中国，从19世纪末开始汉佉二体钱就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曾见过这些钱币的王树枏写过一篇短文；[17] 1928～1929年探险时在和田北部的阿克斯比尔（Aq-Safіl或Aq-Sapіl）城堡遗址上黄文弼发现了一枚大钱（14.8克），[18] 当年赫恩雷就是在此发现了11枚钱币（1枚大钱10枚小钱）。[19]

三

与赫恩雷、布歇、斯坦因的研究观点相反，托马斯（F. W. Thomas）认为，所谓的汉佉二体钱不是于阗钱，而是莎车钱币。他在《汉佉二体钱》[20] 的论文中提出了以下观点：

⑴西汉末年，于阗只是一个小城，居民不超过19300人，比其东邻的扜弥国还小。公元50～60年处于莎车统治之下，61～62年其国力增强，摆脱莎车统治获得独立，不久被匈奴占领，73年独立后又被东汉吞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50年，当时其国力强盛且兼并了扜弥国。73年东汉驻兵于阗，这一时期最有可能发行汉佉二体钱。赫恩雷把它们的年代界定在100～200年间，但下限在200年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当时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力量还没有公元前1世纪强大。

⑵钱币上国王的名字是Guramada、Gugradama、Gugratida（d也有可能读作n）；中国史载的于阗国王名字有：①俞林（公元25～55年）；②戎王（50～51年）；③位侍（50～51年）；④都末（60年未称王）；⑤休莫霸（60年）；⑥广德（60～86年）；⑦放前（129～132年）；⑧建（151～152年）；⑨安国（152～175年）；⑩山习（220～226年）。除了⑥以外，其他都是原名的音译，但和汉佉二体钱上的并不一样。

⑶难以置信，像于阗这样的小国其钱币上会出现māhārāja（大王）、rajātirāja（王中之王）、mahārājuthabi（或juthubi，或juthabi）rāja（大地之王）之类的称号。

⑷大食（Wakhan）、大宛（Ferghana）、捐毒、休循、乌孙和匈奴与佉卢文没有关系，他们的文化发展水平不高，还没有能力铸造钱币，把他们看作是二体钱的铸造者是不合理的。疏勒原先是莎车统治的小国，后来在东汉的协助下打败了于阗王放前，170年势力强大，击退了东汉、库车、焉耆、和车师的联合进攻。随后衰退一段时间，但在公元3世纪再度复兴，把包括莎车、西夜、依耐和蒲犁在内的新疆西部十二个地区纳入其统治之中。但是汉佉二体钱的使用年代下限不可能是3世纪，除此以外，疏勒处于一个与帕米尔和希腊文字有联系的区域，而与佉卢文毫无关系。

⑸东汉时处于匈奴统治之下的龟兹有居民81317人，46年再次被莎车征服，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库车不久以后曾独立过。从语言学角度看，在吐火罗语中没有的g、d、b声，却在龟兹地区使用着。

⑹结论：只能是在莎车地区存在有汉佉二体钱。

然后托马斯论述了他认为莎车（叶尔羌）即作为汉佉二体钱发行流通之地的理由：

⑴西汉时期，莎车的人口和于阗、疏勒相当，但是在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其势力开始强于其他政权，并且亲汉远匈奴。莎车王延（前32～前13年）死后被汉谥为忠武王；其子康（前18～公元32年）在建武五年（公元28年）被授予西域大都尉的封号，史载“五十五国皆属焉”。其子贤（实际上是他的弟弟）在公元1世纪中期统治着西域，至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葱岭以东诸国皆属贤。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赐贤西域都护印绶，但不久收回更赐汉大将军印绶，但贤一如继往称其为西域都护，公元23～73年间与汉相安无争，自诩为单于。于阗（公元50年）、库车（公元46年）、楼兰、鄯善（公元46年）、扜弥、西夜（两者都在公元38年）（实际上是在公元33年，建武九年）以及其他西域诸国都受到贤的侵扰，为其支配。贤征伐远至大宛和帕米尔（公元33年），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将大宛王取代了西夜国王。贤死于永平四～五年（公元61～62年）战争后，其子不居徵在匈奴的帮助下继承王位，公元86年（元和三年）遭于阗王广德征伐，战败而死，认为不居徵统治至公元86年其子（实际上为其弟齐黎）继任王位的说法是错误的。

⑵从年代学观点以及莎车与中原的友好关系及后者授予莎车王的称号等因素来看，推断莎车可能铸造发行这些钱币的观点似乎是可行的。如果大家认同这种看法，那么佉卢文和印度俗语的使用就可以容易地解释为是莎车吞并于阗及其邻国扜弥的结果。应该注意到，出土汉佉二体钱的地区即疏勒、莎车和库车当时都是处于莎车的统治之下的。甚至突然停铸这些钱币的情况亦可能是基于以下事实：在公元86年（实际上是62年不久），莎车被于阗占领，116年又被疏勒侵占。

⑶莎车似乎与塞种存在有某种联系，这将有助于分析莎车和汉佉二体钱之间存在联系的可能性。与塞种的联系可由莎车和乌孙间的友好关系来推断，公元前73～公元前48年，乌孙王子万年（其母为汉人）即有莎车王的称号。实际上，在公元前166～公元前160年间，就有被月氏驱赶的塞种人被迫来到乌孙国，捐毒、休循及帕米尔地区的其他塞种人着乌孙服饰，融入了乌孙国民之中。人们可能会认为莎车是由塞种的流民组建的王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莎车、阿富汗和印度之间就不可能通过帕米尔而应该通过色勒库尔发生联系。甚至斯坦因也声称：唐代界于色勒库尔和疏勒之间的乌鎩也包括古代的莎车。如果莎车与塞种在某些方面存在联系的话，这将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何二体钱上会有“塞种、前贵霜文字”。在钱币的背面有向右的马像，佉卢文铭文中有印度俗语词汇“maharaja rajatiraja”，这说明与当时属于塞种的阿吉斯、阿吉利西斯钱币有关系。

⑷统治于阗地区的莎车王贤可能就采用了于阗的佉卢文和印度俗语，正如我们前边所述，发现汉佉二体钱的地区当时正是莎车王贤管辖之地。

⑸莎车国王延、康、贤、不居徵、齐黎等名字与钱币上的王名并不一致，这正如于阗王的姓名一样令人费解，因而我们有必要了解下赫恩雷对这些名字的释读法。矩伽（Gurga-）和于阗的尉迟（Vijaya-）一样是印欧语中姓氏的组成部分，可以推测它们是用来指家族或王朝姓氏的，如与Gurga-相关的国王我们可以称之为矩伽王朝。众所周知，Gurga是中世纪的一个伊朗词汇，意为狼，与阿维斯陀语（Avestan旧伊朗语）的vehrka、伊朗语的gurg相对应。将Gurga解释为狼似乎有点牵强，因为于阗语中意为狼的词birgg‹bergga‹bargga‹*varga，吸收了伊朗词汇的帕米尔语里表示狼的词。伊迪迦语（Yidghah）作vurj、施格南语（Shignan）作vūrj、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作u.rk，都是以v、u起首的。贵霜王朝以前的帕米尔－乌浒河（Pamir-Oxus）地区有个国王胡尔科德斯（Hyrkodes意为“狼心”），其名字不是以“g”开头的；但如果想到塞种国王冈多法拉斯（Gondophares）的例子（其名在钱币上用希腊文拼作ΥΝΔΟΦΕΡΡΟΥ，佉卢文拼作Guduphara），我们就可以猜测gurg或许在帕米尔的南部地区使用，而那里依然专门运用着佉卢文Hurk/Wurk。甚至gurg-的名字亦可以用伊朗语来释读，但这样的话赫恩雷的释读法就不可靠了，还要有待于新的研究。

⑹赫恩雷将铭文Maharajuthabi（或juthubi、yuthabi）释读为“国王、大地之王”是值得怀疑的，赫恩雷把uthabi等同于pudhvi（来自于prthivi的俗语，大地之意），因为在有关thu字的例子中，[21] tha被释读为sa，bi读为ti或ri。这是否暗指某个地名或某个汉文称号呢？

托马斯最后这样归结论点：

⑴由于胡尔科德斯（狼心）钱币上只有希腊和阿拉米文（Aramaic），所以这个王国可能位于帕米尔北部，而且不能排除它和矩伽王朝有联系的可能性。

⑵在由拉普逊发现的一枚Athama国王的钱币上，有希腊语铭文和佉卢文字书写的印度俗语铭文，亦有一个面向右的马像。因而这枚钱币被认为与阿吉斯、阿吉利西斯钱币有关系。于阗古城中最古老的寺院A-dha-ma（窣堵波），可能即为Athama的墓冢。

⑶从大部分汉佉二体钱出土于于阗且最初的居民移民于印度，由此可推测出矩伽王朝曾统治过于阗。这无疑说明了于阗曾一度处于兴都库什山南簏的塞种统治之下，佉卢文中称这一时期为“mahārāja rājātirāja”。这些钱币的年代应该与俞林（公元25～55年）前的矩伽王朝有关，可能亦表明了塞种的统治是随着他们对贵霜的臣服而结束的。铸造二体钱的意识取自于塞种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些钱币在中国统治的地方停止流通，可能是由于中国在新疆势力的衰弱以及公元16年以后匈奴力量强大重占了西域地区。目前还没有文物或史载文献方面的证据能够说明于阗地区曾存在过像矩伽这样的印度王朝。汉文史料中无这方面的资料，可能与该地区近五十年都处于匈奴和莎车统治的混乱状态有关，但最有可能的是中原王朝对这些边疆政权的内政毫无兴趣，因为这些王国对其外交政策影响不大。

由于日本对托马斯的研究了解不多，所以我们做了详细介绍。托马斯一方面认为汉佉二体钱币是在于阗铸造发行的有些不妥，但另一方面又承认这些钱币不可能在于阗以外的地方流通；关于其年代问题，托马斯先是认为它们属于新疆西部莎车王贤霸权时期的（公元1世纪中期），后又断言它们必早于于阗王俞林（公元25～55年），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托马斯对其观点亦无绝对的把握。

四

以上我们阐述了已发表的有关汉佉二体钱的重要资料，现在我们将介绍这些钱币的基本特征，分为五部分加以论述：

⑴ 出土地：如前两章所述，目前发现的三百多枚汉佉二体钱出土地限于和田、莎车、疏勒、库车和裕勒都斯等地区，但其中大部分出自或被认为是出自和田地区的古代遗址。

这些古代遗迹是在和田附近的约特干、恰勒玛喀赞、杭古亚、阿克斯皮尔、克孜尔雅和麻札塔格等地发现的。其他地区收集到的钱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和田出土后被带到那里，另一类是当地出土的，但现在很难区别这两种情况。据说出土于裕勒都斯地区的三枚钱币可能属于某个时期的，后与库车的七枚二体钱在斯坦因调查期间（1913～1916年）被发现。

疏勒地区发现的钱币，现在还不能确定属于哪一种情况，斯坦因的收集品中亦无法确认哪些是属于疏勒的。和田西北部的莎车是和疏勒联系最近的，但在那里只发现了一枚钱币。此外，和田东部与疏勒亦有密切联系的尼雅遗址以及尼雅东部的鄯善古国都没有发现二体钱币。这种情况，像大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令我们想到这些颇受争议的钱币应该与和田地区有着最深的联系，可能它们就是在那里铸造且使用的。

⑵ 佉卢文铭文：汉佉二体钱上的铭文如前所述分为两种，A）佉卢文和印度俗语铭文；B）汉字及汉语铭文。

佉卢文和印度俗语铭文分为两组，一组有20个字母（大钱和部分小钱）；一组有13个字母（大部分小钱）。

第一组铭文读作：

（a）Maharajasa rajadirajasa [Mahata?]sa [Hara?] Mayasa[Hara?]

（b）Maharajasa Rajatirajasa Mahatasa Gugramayasa（或Gugramadasa、Gugradamasa）

赞成第一种释读法的有福塞斯、坎宁汉、拉考皮尔等，而塔恩（W. W. Tarn）和理查德·费赖伊（RichardN. Frye）等学者则支持赫尔摩耶说。但是，诚如怀特海德所论证的那样，[22] “赫尔摩耶”的释读是错误的，而赫恩雷的读法（b）是正确的。当然，如同托马斯所强调的那样，无人敢断言赫恩雷的观点就是定论。随着二体钱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释读法也有可能会发生改变。

赫恩雷将小钱上的铭文解释为“Maharajuthabi（或juthubi、yuthabi）rajaGugramadasa（或damasa、modasa、tidasa）”，但托马斯已注意到thu、tha肯定读作sa，且有些钱币铭文中bi读作ti或ri。赫恩雷把uthabi解释为大地，托马斯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地名或中国封号，《汉书·西域传》里汉朝政府授予塔里木盆地诸国的封号有“国王、副王、辅国侯、左右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等，《后汉书·西域传》里莎车王的建功怀德王、贤西域都护、汉大将军等的封号，但未见与uthabi相对应者。既然其最初是一个国王的称号，那么按照中国的习惯可以猜想它应该是某国之王，因而最合理的解释是把它当作一个地名。塔里木盆地中与之最接近的地名应该是《汉书·西域传》中的乌秅国及《大唐西域记》卷12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的乌鎩国。乌秅位于兴都库什山以东、皮山西南1300里处，西与难兜相接，王治乌秅城，仅有居民2733人，胜兵740人。其国文化水平比较低，史载“山居，田石间。有白草。累石为室。民接手饮”。[23] 由于位于塔里木盆地通向犍陀罗的交通要道上，所以史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山村记载了。其疆域不大，不可能是铸造钱币的地方。关于乌鎩国，《大唐西域记》中有记载：

朅盘陀…出葱岭至乌铩国。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南临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穑殷盛，林树郁茂，花果具繁。多出杂玉，则有白玉、黳玉、青玉。气序和，风雨顺。俗寡礼义，人性刚犷，多诡诈，少廉耻。文字、语言，少同佉沙国。容貌丑弊、衣服皮褐。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减千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自数百年，王族绝嗣，无别君长，役属朅盘陀国。城西二百余里，至大山，山气巃嵷，触石兴云，崖隒峥嵘，将崩未坠。其巅窣堵波，郁然奇制也……从此北行山碛旷野五百余里至佉沙国（旧谓疏勒者乃称其城号也。正音宜云室利讫栗多底。疏勒之言犹为讹也）。

由于在唐代时期这个地区位于朅盘陀和佉沙国（疏勒）之间，帕米尔以东，俊岭横亘其西，北五百余里至佉沙国（疏勒），所以该地区无疑就是莎车。乌鎩国第一次出现在玄奘的记述中，但《魏书》载“渠莎国，居故莎车城，在子合（悉居半）西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八十里”。[24] 渠莎，可能与乌鎩是同一名字；原名肯定是*Gusa（或*Kusa），乌鎩（*uo-sat）一定是缺少了首字母g-（或k-）。据《魏略》记载，桢众、莎车、渠沙、竭石和西夜都位于新疆中部地区，莎车和渠沙是两个不同的地区。把同一地区译为两个名字并没有错，因为在三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