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五代十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发现颇多，但与唐代同等级墓葬相比，这个时期的墓葬显得简陋得多。在过去的研究中，唐、五代的这种差异一般被认为是由于乱世经济衰退、礼崩乐坏所致。然而，由于丧葬观念和表现形式的变化，“唐代前、后期的墓葬形制乃至随葬品，在探讨等级制度等方面，无法用同一标准衡量，不再具有可比性”[1]。唐、五代之别亦是如此。因此，对五代时期的丧葬礼俗实有重新检讨之必要。

　　一　丧葬重点之转移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周太祖郭威病逝，死前谕世宗曰：“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枉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临入陵之时，召近税户三十家为陵户，下事前揭开瓦棺，遍视过陵内，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又言：“朕攻收河府时，见李家十八帝陵园，广费钱物人力，并遭开发。汝不闻汉文帝俭素，葬在霸陵原，至今见在。如每年寒食无事时，即仰量事差人洒扫，如无人去，只遥祭。兼仰于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剑甲，澶州葬通天冠、绛纱袍，东京葬一副平天冠、衮龙服。千万千万，莫忘朕言。”[2]

　　此段史料广为人知，通常被视为周太祖恶奢崇俭之例证。但这种解读实际上忽视了该文本自身的矛盾——营建陵墓的务求俭素与多地葬物的大费周章。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是宋人欧阳修，其称周太祖能以温韬盗掘唐陵之事为鉴，遗命俭葬，然“又使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