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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文化出土玉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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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文化是以重庆巫山大溪遗址命名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其年代在距今6300年—5300年间，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及三峡地区（西起渝东南、东到鄂中南、南达洞庭湖北岸、北抵荆山和大洪山南麓），是以红陶为主并含彩陶、多种形式的屈肢葬为特色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自20世纪50年代末大溪遗址正式发掘以来，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已经成为长江中上游地区史前文化的重要代表。
大溪文化玉器是这一地区史前时期时代最早的玉器，数量较多，分布地域较广，在长江干流及汉水、沅水、资水等16个遗址中均有发现，玉器种类较为丰富，有璜、玦、镯、环、坠、管、簪、刀、钺等，其中以璜、玦为主，镯、环次之，其余类型仅有零星发现。玉器作为大溪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其工艺水平、文化互动与交流、原始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图一 大溪文化主要遗址及出土玉器遗址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玉器为经正式考古发掘或试掘出土的大溪文化玉器，采集或是传世玉器不在此列；本文所指的玉器为狭义的玉器，广义玉器中的绿松石、黑色玄武岩或是黑色板岩类器物不属于本文的探讨对象。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些年考古发现的新成果，对大溪文化出土玉器做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大溪文化玉器产地
大溪文化出土的玉器是自有的生产体系生产的，还是依靠文化交流或是商品交换从其他考古学文化而来的舶来品？若是自有生产体系生产是有单独的生产中心，还是每个区域中心有集中的生产性遗址，抑或是出土玉器的遗址都是自身生产的？关于前一个问题，学界比较统一的观点是受到了长江下游地区的重要影响，然而是本地在长江下游影响下自主制作还是长江下游直接输入还存在着分歧。杨建芳先生曾指出：“将大溪文化玉器与长江下游出土的史前玉器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在种类、形制和用途三方面，大溪文化玉器与崧泽、薛家岗、良渚等文化的玉器，或者相同，或者极为相似”。同文还指出：“大溪文化玉器（如玦、璜等）虽然渊源于长江下游，但并非全然依样图葫芦地仿制，其中有些体现出大溪文化居民的创造性加工，从而具有与长江下游史前玉器不同的特点”[1]。张弛先生曾指出：“在大溪文化中晚期和崧泽文化时期形成了一个沿长江的贸易圈。这个贸易圈的交易方式虽然以互惠交易方式为主，甚至可能会有市场交换，如大溪墓地位于大溪文化最西端，但所出的玉器确很多即是一个可能的例子。”;“一些大溪系统不出产的品种如玉器等也交易到长江中游地区。”[2] 笔者理解张弛先生可能倾向于大溪文化的玉器应是从长江下游地区直接输入的。何介钧先生在论及湖南出土大溪文化玉器时指出：“大溪文化早期玉器所见璜、玦两种，也多见于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大溪文化早期所出玦，下沿宽余上沿，在马家浜、河姆渡、北阴阳营文化中不乏同样的形式。大溪文化早期所出的三种型式的玉璜，在北阴阳营均可见到。而且两地取材均为质地较硬的玉髓，颜色乳白、黄或中含丝状红色。由于长江中游地区玉资源缺乏，且所使用的玉料和以后各阶段截然不同，因此，我怀疑这里所出的璜、玦极可能来自长江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