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战略格局的演进

——关于中国上古历史嬗递的一种蠡测

摘 要：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认识的基础上，似可认为东西两大区域之间的对峙冲突与文明融合主导了中国上古史的进程：西部的黄帝部落击败东夷蚩尤集团而成为公认的华夏祖先；此后西部领袖尧、禹与东部的舜之间逐渐形成以联盟为主，斗争为辅的政治关系；而夏启即位与太康失国、少康中兴等事件反映了东西集团对政治主导权的争夺；商、周迭兴则亦表明东西部族对天下的轮流控制；春秋以来，崛起于西部的秦国与东方六国抗衡，以及秦末以楚国旧势力为主力的反秦战争，均可被视作东西对抗的延续。汉晋以降，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其与华夏农耕民族的矛盾冲突，使得上古以来的东西较量逐渐转变为南北冲突，从而改变了中国政治与军事的战略格局。

牧野之战

一、“夷夏东西说”的命题及其实质

自上世纪20年代安特生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以来，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始终是中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相关的观点，主要有安特生等人的“西来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蒙文通的上古文化三分说（河洛、海岱、江汉）；徐旭生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分说；苏秉琦的六大区系说；张光直的五大互动圈说以及李学勤、费孝通等人的多元一体说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诸多说法中，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1]，无疑是值得继续关注的，它从东西部族互动中考察中华文明的起源（包括政治格局的变化、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文化价值观念的交合与互补等），似乎应该成为人们认识与解答古代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之一。尽管学术界对傅先生的基本论点在结论可靠与否上仍有分歧，但“夷夏东西说”作为一种考察古史的基本方法则是为学界所普遍承认的。近年庄春波先生撰有《华夏东西说》一文[2]，更是通过对华与夏起源于不同地区及两者文化形态差异等问题的探讨，进一步申论了傅斯年先生的观点。[3]而易华先生撰《夷夏先后说》认为：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夷为东亚土著，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人西来，传播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汉族的历史是夷夏结合的历史，汉人、汉语、汉文化均是夷夏混合的结果，韩、日、匈奴或蒙古亦然。夷夏转换是东亚上古史上的关键[4]。这里，易华将夷夏这个本来的空间性命题转化为了时间性命题，尽管属于另辟蹊径，别开生面，但归根结底，仍然是傅斯年先生观点的引申与变迁。显而易见，“夷夏东西说”问题，是治中国古史者所无法绕开的一个症结。

我们揣度，一部中国上古史，其实便是东西两大区域长期对峙冲突并不断同化融合的文明进程史。早在黄帝时代，“以姬水成”，发祥于今陕西黄土高原的黄帝族，联合“以姜水成”的炎帝族，与以今黄河下流、山东大地为基地的东夷集团蚩尤族，便为争夺中原核心地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所谓“涿鹿之战”就是这场生死斗争的具体写照。黄帝族一举战胜对手，擒杀蚩尤于冀州之野（今河北一带），“执蚩尤，杀之于中冀。”[5]战后，黄、炎族遂乘胜东进，直抵泰山，在那里举行了“封泰山”仪式后凯旋西归。战争的结果，代表西部势力的黄帝族战胜了代表东夷势力的蚩尤族，史载涿鹿之战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6]，黄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归之”[7]，这说明是战使华夏集团据有了广大中原地区，并且强迫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结盟，共尊黄帝为首领[8]，从而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人们逐步神化[9]，就这个意义而言，此战决定了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的基本格局，也凸显出战争在当时社会活动中的特殊地位。西方势力控制中原核心地区，“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10]，号令天下。然而东夷集团并未消亡，黄帝不得已采取怀柔措施，“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11]，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名叫少昊清的氏族首长继续统领九夷部众，设法使东西方两大群体结为同盟。

二、“禅让”与“世袭”权力转移形式变化的历史谜底

这个格局一直沿袭了下来。所谓尧舜禹禅让，曲折反映出东西两大地区及集团势力此消彼长的实质关系。唐尧是西方势力的代表，无论是始都于唐，还是最后定都于平阳，其地理范围都属于西部范围的今山西一带。而虞舜则显然是东方势力的首领，因为《孟子》书中说得很清楚：“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学界也多认为，舜的出生地姚墟（一说诸冯），从地理位置上看，在今山东一带。[12]他们轮流成为这个同盟体的领袖，这就是华（虞舜）与夏（唐尧）东西方融合的标志。当然，这种融合，其实充斥着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斗争，或许不像后世儒家们所描述的那样温情脉脉、雍容礼让。真相可能更如《竹书纪年.五帝纪》所言：“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虞舜失势后（巡游九嶷，卒于苍梧云云，实际上是对东夷一方失势的委婉说法而已真实的情况，可能正如《韩非子·说疑》中所言的，是“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代表西方势力的禹再次成为同盟的领导中心，史载“禹兴于西羌”[13]，这在有关古籍中有不胜枚举的记载：如《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盐铁论·国病》:“禹出西羌。”焦氏《易林》卷十六:“舜升大禹石夷之野。”《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三国志·秦宓传》:“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裴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鲧纳有莘氏女曰志……生禹于石纽。”又引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等等。

及夏禹衰老死亡，按东西方轮流坐庄的惯例，本应由代表东方的人物替代大禹来主政。东方势力首推的人选为皋陶，“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14]（相传皋陶生于今山东曲阜，《帝王世系》：“皋陶生于曲阜。”卒于今安徽六安，均属东部势力范围，《左传·定公四年》有云：曲阜本为“少皞之墟”。），然而皋陶卒于大禹之前，[15]大禹又接受东方势力新推的人选伯益。[16]伯益，也即伯翳，出身于东部，为嬴秦之祖，《国语·郑语》说“少昊之后，伯益也”，《史记·秦本纪》：“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嬴”云云，即是证明。其势力范围在今山东省日照一带。但是，大禹死后，西方势力趁着伯益威望未孚，遂不遵守东西部轮流坐庄这个成规，企图继续拥有天下主宰权，遂有禹子启袭杀伯益事件的发生：“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17]一说，是伯益组织东夷军队向夏启进攻，结果被夏启镇压平定了，这就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总之，东西同盟终于瓦解，西方与东方又陷入相互冲突的漩涡之中。

夏启结束禅让制，东方势力自然不会甘心，于是有夏朝前期的太康失国事件发生：启去世后，其子太康即位。他骄奢淫逸，导致启的五个儿子发动叛乱，争夺无已，史称“五子之乱”。东夷系统有穷氏部落的后羿（一称夷羿）凭借武力从西方群体手中夺取了政权，即所谓的控御仲康、驱逐后相，等等。即利用夏朝的内乱，“因夏民以代夏正”，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史称这一事件为“太康失国”。

东部势力夺回政权后，内部矛盾又形成并趋于尖锐，后羿同样沉溺于田猎游乐之中，“不修民事”，结果又被部属寒浞所灭。寒浞杀羿自立，但其所代表的仍是东方势力，他竭力根除夏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太康的侄孙少康逃到有虞，逐渐积聚力量，“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左传·哀公元年》)，最后在伯靡等夏朝遗臣的支持下，消灭了寒浞势力，恢复了王位和夏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 所谓“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史记·吴太伯世家》)同样是依靠武力夺回政权，这就是那一段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夷夏斗争的逸史。

绍兴大禹陵

三、“东”“西”竞逐背景下的夏商西周政治格局演进

少康之后，夷夏关系仍然处于既斗争又融合的状态之中：从帝杼至胤甲，夏朝共经历了六代七王。在这一时期，夏朝的政治、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力迅速地强盛起来。继少康而立的帝杼，是夏朝有名的国王。在他统治时期，夏朝的武力大概有了发展。《墨子·非儒下》说 “杼作甲”，当是一个反映。帝杼还远征东海之滨，迫使东夷纷纷臣服。由于杼对振兴夏朝作出了新的杰出贡献，所以后世子孙对他进行隆重祭祀。《国语·鲁语上》说：“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帝杼去世之后，后芬曾征于东海，尔后遂有“九夷来御”；后芒时，东狩于海；后泄时，加畎、白、赤、玄、风、阳诸夷以爵命；后发时，“诸夷来宾”。

但是东方势力的屈服只是暂时的，一旦条件成熟，他们仍要与西方势力进行角逐，以控制中原核心地带。这个任务在商族手中得以完成了。夏朝自孔甲登基至桀亡国，共传四代四王。在这一时期，夏王朝统治阶级日趋腐朽，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导致夏王朝走向衰落并最后灭亡。孔甲登位后，“好方鬼神，事淫乱”，结果是“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到了夏桀统治时期，夏王朝内外矛盾都空前尖锐起来。史称夏桀“指画杀人”“赋敛无度”，这倒行逆施的行径，激起人民强烈的忿恨，人们诅咒夏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在这种情况下，要再指望夏王朝来推进文明进程已不可能。然而，文明的进程乃是不可终结的。在黄河下游崛起的、代表东夷势力的商族，乘机推翻了夏王朝的统治，把古代社会的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商是中国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部落，以鸟为图腾。《诗经·商颂》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这显然与东夷有关系（少皞氏以鸟名官），其根据地亦在东方。相传其三世先公相土作“东都”，故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说法。契是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他为商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业：“十有四世而兴于汤。”在商汤建立商王朝之前，商部落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文明，势力逐渐强盛起来了。史籍记载的先商文明演进有：“相土作乘马”，即相土发明用马来驮运东西和拉车；王亥“服牛远贾”，即王亥驯牛驾车并开展商业活动，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商汤的崛起，东部势力取代西部势力，推翻夏朝的统治，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商汤继立为部落首领时，正值夏王桀暴虐无道，夏的统治风雨飘摇之际。商汤凭借先辈创造的雄厚物质条件，积极从事灭夏的事业。他任用仲虺、伊尹等贤臣，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先后翦除了夏桀的重要羽翼——葛、韦、顾、昆吾等部落，最后率领由70辆战车和5000步卒组成的军队西进伐桀，经鸣条之战，彻底打败了夏朝的军队，占领了夏都，流放夏桀于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在亳地“践天子之位”，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二个国家政权——商王朝。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18]，这表明东方势力再次在东西方角逐中占据优势地位。

《诗经·鲁颂》有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等到西方的“小邦周”“凤鸣岐山”，在甲子朝一举“殪戎殷”，推翻“大邑商”后，东西方的政治格局又被重新改写了。西方又成了中原的主宰，东方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西方以“君子”君临天下，东方之人则成为“野人”，臣服于西方，所谓“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19]。这里所隐约透露的，就是这种东西方关系互置更换的消息。

在这场东西方大角逐过程中，周族对东南吴地的经营是其灭商战略中的重要步骤之一。史载太伯、仲雍兄弟在王位继承问题上“以让季历”，奔赴吴地（今江苏南部），其背后的真实动因，当是将势力插入商人的后方，以实现周邦翦商的迂回包抄战略。[20]故徐中舒先生有言：“余疑太伯、仲雍之在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开端。”[21]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地虽地处东方，但在政治上早已立足于西方势力一边，属东方群体中的“另类”。

当然，东方势力对西方势力“伐纣灭商”的结果是无法忍受的，总是处心积虑争取局面的改观。于是便有接踵而至的“武庚叛乱”“三监之叛”。东夷集团受到这些叛乱的鼓舞，遂纷纷响应，“三监及淮夷叛”[22]。一时之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当时周朝的实际执政者周公见叛乱严重威胁新生政权的生存，遂沉着进行战略运筹，果断出兵东征，先后灭武庚，平三监，击破“九夷”，践灭薄姑与商奄（系东夷集团中势力最雄厚的两大方国）。“践之者，籍之也。籍之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23]周朝终于通过铁血手段，镇压了叛乱，并把周王朝的统治伸展到了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周公在东征胜利后，又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以巩固新生周王朝的统治秩序。他营建东都，以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消弭殷商的反抗势力；更大规模地推行分封制，“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4]制礼作乐，为整个西周王朝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而将西方对东方的征服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时期。

四、从“东西”到“南北”：古代战略轴线的重构

战国中后期起，天下走向统一，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从东西势力嬗变演进的趋势言，兼具东西部因素的秦国占有天然的优势。秦起源于东部，史传嬴姓为伯益之后。《史记·郑世家》云：“秦，嬴姓，伯翳之后也。”《汉书·地理志》称：“嬴，伯益之后也。”《国语·郑语》称：“嬴，伯翳之后也。”郑樵说：“嬴氏：伯益之后。伯益作朕虞有功，赐姓嬴氏。”可见，嬴姓实具有浓厚的东部基因。但是，嬴姓早已西迁函谷关以西，是在西部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到秦穆公统治时期，秦国更跃为春秋五霸之一，“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5]。秦国更多地扮演着西部势力代表的角色。这也恰恰从一个角度，印证了司马迁所言的奥秘：“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26]

从这个意义上讲，秦灭亡山东六国，统一天下，依然是西方势力压倒东方势力的标志性事件。东西之间的矛盾与抗争，并没有随着帝国时代的降临而真正得以解决，东方势力的不满与反抗依然存在。楚国残余力量作为东方势力的代表之一，无时无刻不以推翻西部势力的控制与压迫为目标，这也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谜底所在。无论是起事于吴中的项梁、项羽叔侄，还是举义于丰沛一带的刘邦，从地域范围考察，他们都属于东方势力集团。他们的起兵灭秦，在政治上固然是反抗秦之暴政，但是从深层次的文化因素上，则依然可视为华夏大地上东西部冲突与融合的自然延续。这种冲突与融合，一直要到两汉以降，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对华夏农耕民族的生存构成新的重大威胁才告以终结。从此之后，东西较量遂逐渐让位于南北冲突，中国政治与军事的战略轴心也随之变东西抗衡为南北角逐了！

这也就是说，到了两汉魏晋时期，华夏大地上的统一战争战略作战轴线也发生了重大的转移。在这一时期以前的中国统一战争，其战略作战的轴线一般均为东西方向，其具体战役行动均环绕这一主轴线进行展开。比如公元前230年开始的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就是从西部发动，首先灭韩、灭魏，完成了东渡黄河的战略展开；然后左翼朝东北方向灭赵、灭燕，右翼则指向东南方的楚国；而最后的进攻方向则是一直向东，指向位于胶东半岛的齐国，从而达成了统一全国的目的。公元前206年开始的楚汉战争，刘邦集团首先以巴蜀、汉中进入关中地区，一举拥有形胜之利，然后出函谷关，兵锋东指，直逼江淮地区的彭城（今江苏徐州），沿荥阳一线与楚军进行东西方向的对峙；同时左翼东渡黄河，攻魏、破赵、翦代，下燕、灭齐，沿东北方向实行战略出击；右翼则以秦岭山脉为依托，沿东南方向出武关，直拊楚军的左侧背；而最后与楚军的决战则仍然是在河南、山东之间的东西轴线上发生的。

进入魏晋时期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统一战争战略作战的轴线不再是东西方向，而是变为了南北方向，并且大多为自北向南的进攻；作战地区也不再集中于黄河流域，而是集中于淮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带了。这一变化最初开始于三国时期，当曹操战胜袁绍等势力，完成了对北方地区的统一以后，便开始了荡平刘表势力，进而横渡长江对南方的征服与统一，于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孙权与刘备遂互相联合，携手合作，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来自北方的攻击进行了对峙，著名的赤壁之战就是这样发生的。另外，像稍后的西晋灭吴、苻坚南下攻晋、南方政权的多次北伐行动，其战略作战方向，也都是横渡长江、自北向南或自南向北的攻击。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大地上的战争活动之战略轴心，也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由东西角逐转化为南北对峙了，中国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这种上古史上东西势力对峙融合的大势，在图腾崇拜的孑遗中也有所显露。蛇为西方势力，也即夏部落联盟图腾，后世遂渐渐地演变为龙的崇拜；鸟为夷（华）族部落的图腾，少昊的后裔郯子曾向孔子讲述过该联盟的详细情况：“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商族以“玄鸟”为图腾，亦属同一性质，后世遂逐渐地演变为凤凰的崇拜。龙、凤并为神物，所谓“龙凤成祥”，正是从一个侧面，微妙而曲折体现了华夏广袤大地上东西部畛域的存在及其最终走向融合的趋势。

注 释

[1]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主要内容为：“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控制。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见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2] 庄春波：《华夏东西说》，见《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新华文摘》1997年第1期转载。

[3] 张富祥《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一文中亦指出：“华夏”当为“虞夏”之转写。文见《文史哲》2013年第1期。

[4] 易华：《夷夏先后说》，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

[5] 黄怀信、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六《尝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33页。

[6]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版，第4页。

[7] 《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佚义·黄帝伐四帝》，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8] 涿鹿之战后，黄帝对战败的东夷集团没有采取斩尽杀绝的措施，而是“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逸周书·尝麦解》），使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互结为同盟。

[9] 《史记·五帝本纪》：“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轩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

[10] 《史记·五帝本纪》，第7页。

[11] 《逸周书·尝麦解》，第734页。

[12] 参见王震中：《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版，第119页，朱玲玲：《舜为“东夷人”考》，载《超然台》，2009年第3期。

[13] 大禹巡游东南，“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最后卒于会稽今浙江绍兴，这恰恰透露了禹为西部势力代表的信息。大禹东巡，性质上与后世的秦始皇东巡琅邪、泰山、碣石、会稽，清代康熙南巡、乾隆数次下江南的情况相类似，乃是显耀威权，震慑东南的举措。

[14] 《论语注疏》卷十二《颜渊》，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版，第5440页。

[15] 《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

[16] 《墨子·尚贤》中说：“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17]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十四《外储说右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0页.

[18] 《孟子注疏》卷六上《滕文公章句下》，见《十三经注疏》，第5897页。

[19] 《论语注疏》卷十一《先进》，见《十三经注疏》，第5426页。

[20] 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21] 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3页。

[22] 《尚书正义》卷十三《大诰》，见《十三经注疏》，第419页。

[23] 《毛诗正义》卷八之三《豳风·破斧》孔颖达引《书传》语，见《十三经注疏》，第850页。

[24]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僖公二十四年》，见《十三经注疏》，第3944页。

[25] 《史记·秦本纪》，第247页。

[26] 《史记·六国年表序》，第8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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