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世佳

定价：128.00元

ISBN：978-7-5506-3499-2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8月

作者简介

李世佳，1984年9月生，山东莒县人。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出土文献。先后在《中国史研究》《考古》《考古与文物》《江汉考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四川大学学报》《出土文献》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学界多认为，中国是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其鲜明特色中极为引人瞩目者，即在上古长期保持了浓厚的宗法血缘色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并且就国家形成的标志明确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换句话说，早期文明或早期国家形成的首要标志即是地缘联系取代了血缘联系。恩格斯此说无疑符合他所掌握的早期国家尤其雅典国家的历史实际，但与中国早期文明或曰先秦时期的史实有所不合。这既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极为复杂性，又要求我们以严谨的新探索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先秦尤其是在史料相对丰富的西周春秋时期，名曰宗族的父系血缘家族组织不仅长期存在，而且作为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实体直接参与、构成了国家社会组织。此种情形，与雅典国家建立在地缘关系全面取代氏族血缘纽带的基础上迥然相异。正是就如此坚韧厚重的宗法血缘纽带，许多学者认为，国家形成标志中“按地区来划分国民”这一条不适用于夏商周三代。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仔细审察周代社会历史，不难发现宗法血缘贯穿社会的同时，地域联系不仅与宗法血缘纽带交织并存，而且已于一定程度从政治形式上外在地超越了后者。周天子分封、褒封的“天下万邦”中，不仅封君姓氏多元多样，血缘多源，而且王朝及其领导的“天下”，从政治上直接超越和凌驾于为数众多的族邦，形成了最大规模的地域政治共同体，“尊尊”源于但已高于“亲亲”，体现了鲜明的早期文明特质。而按“天子建国”原则由周王陆续所封之国，也都无一例外地纷纷突破了公族血缘的狭隘藩篱，在姓氏血缘上形成多元并存的国、家格局。因此，我们认为，先秦国家建立的标志之一，就是在地缘、血缘纽带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地域或地缘联系虽然未能如雅典国家那样完全取代血缘纽带，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或高于血缘联系，居于主导地位，揭示了周代社会的早期文明性质。

但同时必须指出，随着周代宗法制度在天下的持续普遍推行，宗法血缘纽带在社会尤其国家制度中的地位作用达到了可谓登峰造极的境地：王朝——国——“家”三级政权，都同时披上了宗法血缘外衣。当时，不仅君主同时兼为君统、宗统之首，血统与政统合一，卿大夫之“家”这一级政权更直接以血缘组织的名义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显然，周代宗法血缘并非仅仅是原始残余，而是继夏商两朝之后，周代文明这一东亚大陆上空前巨大的共同体赖以存续的胶合剂，更是文明的发展演进所致，赋予周代文明以某种新的特质、形态。而在西周王朝尤其是其直接控制的王畿内部，由各宗族交互形成的国家组织中，王族无疑是核心或曰主干，构成了本支繁茂的强大体系。与之相应，在周王室分封、褒封的天下列国中，该宗法组织曰公族，公族及其本支体系同样成为了列国宗法社会的核心和主干。对于上述王族，尤其是先秦传世和出土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公族的定义，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联系到在奠定晋文公霸业的城濮之战中，晋国公族充当了中军主力的 《左传》记载，以及同书中“公族，公室之枝叶”之说，我们认为，还是以《诗经·魏风·汾沮洳》郑玄笺所谓“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近乎得之。易言之，公族即由列国始封君的后裔组成的宗法集团。在周代宗法分封制下，公族是国内社会地位最高、实力最强的宗法集团，是国君及公室赖以雄踞全社会之上的最重要的血缘靠山和社会基础，在政治上世袭最显要的官爵，经济上世袭占有最为众多的封地和人口，军事上则构成诸侯军队的主力和中坚。

东周时期，随着王室权威的旁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按宗法分封制产生的列国公族，乘机发展膨胀，纷纷在文献中登上历史舞台，一些大国遂成为春秋天下的显要角色，因而成为春秋史研究的重要对象。特别是长期充当争霸主角的晋、楚公族，更是引人瞩目，他们不仅发挥了重要的国际国内影响作用，并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点，但又从宗法社会的主干核心地位出发，走向了迥然不同的历史归宿。自春秋初期著名的“曲沃代翼”事件后，晋国公族很快形成了对公室的严重威胁，公室系统内部矛盾的迅速激化，促使晋献公断然变法改制，“尽杀故群公子”和桓庄之族，并“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由此成为定制，不仅严重打击了公族原有的核心主干系统，并在其后以部分公族远亲旧支和异姓贵族取而代之，成为与国君宗亲关系疏远的新贵。从社会历史的长时段宏观视角看，晋国这一超前而近乎极端的做法，与其时列国均按宗法分封原则优宠公室子弟和公族之制迥异，韩、赵、魏等新贵的不断膨胀，使得晋国逐渐走上了君弱臣强、公室衰落的不归途，最终落入了与晋献公初衷适得其反的结局——公室国破家亡的三家分晋。

作为与晋国长期争霸天下的主要对手，楚国的情形则很不一样。虽然地处南土，楚国与周室关系似乎若即若离，有时甚至出现剧烈冲突，甚至跃跃欲试，试图“问鼎中原”，但仍然实行周代宗法分封制度。与此同时，楚国的公族（文献中因楚称王而有时又称王族）与晋、鲁等华夏其他诸侯国相比，也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比如，楚国公室与公族之间的矛盾自然不可避免，以至出现过若敖氏之乱等一时之动荡，但都能较快平息，既没有像鲁国那样架空公室，更没有像晋国那样引发大刀阔斧的断然改制，使公族遭遇灭顶之灾而一蹶不振。总之，春秋时期，宗法的弊端在楚国表现得相对不算激烈，总体上长期维持了君尊臣卑的格局。与此同时，公族支系也长期作为公室的有力支撑，保持了在宗法社会内的核心主干地位，因而几乎垄断了令尹、司马等政军要职。宗法政治体制的基本稳定，使得楚国能够终东周之世在长江流域持续发展，到战国中晚期几乎统一了广大长江流域，初县等新制也率先在这里孕育产生。

上述历史表象自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随着一个时期以来楚地考古的长足进展，楚国历史文化也持续成为先秦史研究的热点领域，楚国公族研究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围绕它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成果，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春秋楚国公族社会研究》，就是其中颇有分量的一本专著。作者李世佳副教授自本世纪初成为川大研究生起，其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即以楚国历史为研究对象，此书则脱胎于他的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又以之为基础申报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结项前后又反复精心修改，算来已历时十余载，几易其稿，可谓年轻学人的心血之作。书稿的修改撰写牢牢立足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同时广泛研读学界既有成果，不仅充分占有以上学术信息，并能细致梳理，进而潜心吸收，取精用宏，在学术前辈和时贤的基础上，努力深化、拓展研究，进而提出己见，成绩可喜。如对楚国公族中举凡屈氏世系、楚人“芈”姓由来、楚公子践祚易名等若干相关重要问题，均能结合传世文献和清华简等近年出土资料，发覆创新。与此同时，作者又拓展视野，对“鬻熊子事文王”的古老传说、“连尹”等官名、包山楚简中所见“”字及其地望、楚“棠”地望，以及对楚大师编钟、楚子弃疾簠和“父”铜器的器主身份等一些列具体问题，都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观点兼有理据，可成一说。上述创见，已多以论文形式见刊，这次汇集展示于此书，便于有兴趣的读者集中了解作者这些年来的探索和收获。相信本书面世后，将有助于楚国公族社会以及整个楚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化。

学术没有止境，书中难免会存在不足。作者向来为人谦虚，欢迎读者不吝指正。值得祝贺的是，作者最近再次申报获得了以晋国世族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希望和相信他通过严谨艰苦的新探索，届时将继续为学界提供令人欣喜的学术成果。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