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来源：文史天地丝绸之路不是一条固定的“路”　　627年，玄奘法师从长安出发，开始了漫长的西行之旅。他在距离敦煌大约100公里的瓜州停了下来，思忖再三，没有沿着通常的道路西进，而是迂回向北，朝着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方向走去。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此行属于非法出境。唐初对出入境的限制非常严格，所有使团、商旅、行人都要办理一种叫做“过所”的“签证”，上面记有出入境人员的外貌特征、人畜数量、携带物品以及行进路线 ...

来源：文史天地

丝绸之路不是一条固定的“路”

　　627年，玄奘法师从长安出发，开始了漫长的西行之旅。他在距离敦煌大约100公里的瓜州停了下来，思忖再三，没有沿着通常的道路西进，而是迂回向北，朝着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方向走去。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此行属于非法出境。唐初对出入境的限制非常严格，所有使团、商旅、行人都要办理一种叫做“过所”的“签证”，上面记有出入境人员的外貌特征、人畜数量、携带物品以及行进路线——路线是不可以随便变动的，否则下一站官员有权“拒签”。玄奘递交了几次申请都未获批，不得已才铤而走险。过凉州（今甘肃武威）时，玄奘被守将扣住，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才侥幸逃到瓜州。

　　为了躲避站点（烽燧和关口）盘查，玄奘先是沿着怪石嶙峋的河岸小心行进，而后穿越八百里流沙（莫贺延碛），在没水的情况下走了五天四夜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孤独而又近乎逃亡的旅途让他感到恐惧。抵达高昌时已是次年正月，高昌王配给他4名沙弥、25名随从，以及面罩、衣服、鞋袜、数量可观的金银绸缎和写给沿途各国的国书，之后玄奘大体沿着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的老路西行，经焉耆到龟兹，并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他要等雪化了才能翻越天山。

　　丝绸之路殊途同归，却不是一条固定不变的有标识的路，它包括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复杂地形：高山丛林、草原荒漠、河流湖泊、戈壁沟壑。还有最恶劣的天气和最恐怖的自然灾害：酷暑、严寒、沙尘暴；洪水、雪崩、泥石流。当然，也少不了野兽肆虐、强人横行。

　　美国著名汉学家比尔·波特在他的游记作品《丝绸之路》中，是这样描述这条“路”的：“今天我们可以沿着丝路从中国一路开车到达巴基斯坦。但在古代，它并不是一条真正意义的路。实际上，它只是过路商队留下的动物骨骸和粪便所形成的小路。一场沙尘暴过后，小路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直到下一个商队再踩出另一条小路。这些小路穿过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从一个绿洲到达另一个绿洲。”《丝绸之路新史》的作者芮乐伟·韩森在大量出土文书的佐证之下，得出以下结论：“丝路并非一条‘路’，而是一个穿越了广大沙漠山川、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

　　七天后，玄奘一行以人畜损失超过三分之一的惨重代价，翻越了“险峭峻极于天”的天山。弟子慧立在《三藏法师传》中说到了当时的艰险：山上冰雪“积而为凌”，巨大的凌峰横亘路上，“或高百尺，或广数丈”，在“风雪杂飞”的极寒天气中，众人套上两双鞋子穿上两件裘皮仍在瑟瑟发抖。睡觉只能“席冰而寝”，因为根本找不到任何干燥的地方。

　　过了天山，玄奘在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西岸的碎叶城拜访了西突厥可汗，在那里获得了盘缠、通译和国书，随后继续西行，走过崎岖坎坷的山地牧场、沙浪滚滚的塔什干荒原抵达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由此继续向西，过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可达地中海，玄奘选择的是向南去往天竺（今印度）的路。

▲玄奘画像

　　丝绸之路上有许多像玄奘这样的苦行僧，200多年前，法显和鸠摩罗什也是沿着这条路或西行或东进的，他们为佛教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佛教之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相继东传，随之而来的还有欧洲、亚洲、非洲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和科技。丝绸之路将世界三大宗教和四大文明古国串联起来，让文化和技术得以“共享”，这条本不固定的“路”，最终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变革高速公路”！

　　丝绸之路早在张骞之前就已存在

　　前128年前后，张骞从匈奴人的监禁中逃脱，然后西行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再经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到大月氏（今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最后在远离大汉“万二千里”的大夏国（今阿富汗东北部地区）停留了一年。让他感到无比惊讶的是，他在这里看到了产自蜀地的邛竹杖和土芦布——这可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大夏国人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商人从几千里外的身毒国（今印度）运来的。

　　出四川到印度，再辗转中亚，说明道路是通畅的。《史记》中张骞“凿空”的说法，让这条路从那时起具有了官方性质。其实早在张骞之前一千年多的商朝，这条路就已经存在了，河南妇好墓出土的大量和田玉和昆仑玉器证明了这一点。而欧洲到帕米尔高原的路一度被西方称作“亚历山大之路”，在马其顿帝国最辉煌的时候，亚历山大的子民或士兵中就可能有人越过了葱岭——新疆发现过一些白种人的古尸，经鉴定属于欧洲人种。

　　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开始热闹起来，波斯人、月氏人、希腊人、龟兹人、高昌人……不同国别、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商旅纷纷会集，走在同一条路上，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丝绸之路最繁忙时，史官常用“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加以描绘。彼时没有公路、铁路，没有汽车、火车，人们只能靠最原始的人力和畜力，在最艰险的环境中完成一次次近乎冒险的旅程，因而每次的实际贸易额非常小，“商队也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浩大，有的商队驮货物的骆驼、牛、驴多是个位数”（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

　　步伐是眼界的延伸，尽管单次贸易的数量微乎其微，但千百年叠加起来却十分可观。一代又一代的商使们以时间换空间，让丝绸之路从无到有，从神秘到熟悉，给欧亚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惊人巨变。

　　神秘的丝绸吊足了欧洲人的胃口

　　前53年，古罗马执政官、叙利亚总督克拉苏率领的东征军势不可挡，很快抵达两河流域，准备对节节败退的安息（帕提亚帝国）军发动新一轮猛攻。双方甫一交战，安息士兵突然展开无数面光彩夺目的军旗，罗马军心大扰，迅速溃败，克拉苏也被俘被杀。

　　丝绸军旗给罗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年后，这种新鲜玩意儿终于通过商人之手传入罗马宫廷，高大英俊的恺撒迫不及待地为自己做了一件得体的长袍。这天吃过晚饭，他像往常一样，在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埃及艳后）的陪伴下去剧院看戏。出人意料的是，观众们对舞台上的精彩表演和恺撒身边“旷世的性感妖妇”表现漠然，却对他身上那件绚丽耀眼的长袍赞叹不已。后来人们终于“明白”：这是一种“丝”做的衣服，来自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度“赛里斯”，亦即“丝国”。

　　欧洲人惯穿羊毛织物，便想当然地认为“丝”是一种特殊的羊毛。可遍寻欧洲，却没有哪一种羊毛能织出“色彩像野花一样美丽，质料像蛛丝一样纤细”的衣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们坚持不懈地从各种渠道打探消息，最后终于“豁然开朗”：原来“丝”是一种从树上采来的羊毛。罗马作家老普林尼在他的《自然史》中这样写道：“（赛里斯人）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林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

　　这种说法延续了几十年，后来鲍萨尼阿斯在《希腊志》中予以了纠正：“赛里斯人用来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即蚕），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鲍萨尼阿斯的认知也仅限于此，对于未知的部分，他和老普林尼一样，依旧靠作家的浪漫想象加以补充：“赛里斯人用笼子饲养这种小虫，这种小虫制造出一种在它们足上缠绕的细丝。这种小动物十分喜欢吃绿芦苇，拼命地吃，直到撑破肚子死去，丝就留在其肚子中。”

　　丝绸在古罗马的价值很高，最初卖到每磅12两黄金。也许正是由于丝绸在欧洲人心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才会在他1877年绘制的一套五卷本地图集中，将中国与罗马之间标出的大道起名为“丝绸之路”。

　　古罗马宫廷对丝绸的需求量惊人，国库一度入不敷出，后来不得不与取代安息控制西亚通道的萨珊王朝签订协议，将丝绸贸易收归国有。然而这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550年左右，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巨大的财政赤字面前已是焦头烂额，此时两个印度籍僧侣主动请缨，他们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将蚕种藏在手杖里带回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并成功孵化出蚕卵。两名僧侣还向罗马人传授了植桑养蚕的技法，罗马的丝绸业很快发展起来，欧洲人也终于穿上了自己制作的丝绸衣物。

　　丝绸之路成了改变中西方生活的“快车道”

　　5岁之前，诗人李白一直生活在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那里差不多是唐朝疆域的最西端。自隋末李白祖上犯罪流放于此起，他们一家已在此度过了近九十年的光阴。705年前后，李白一家逃离碎叶，循着古丝绸之路，翻过天山，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经河西走廊到关中，最后到了四川。“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中，当有他儿时的记忆。

　　西域生活虽然短暂，却对李白影响至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迈诗篇，需要诗人心底有一片广阔的天地支撑，西域无疑就是这样的地方。李白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去胡人女子（多是栗特或波斯女子）经营的酒肆里喝酒，还写下了诸如“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的千古诗篇。

　　胡人女子俨然是8世纪长安城各大酒楼的金字招牌，她们肤白貌美、风情万种，还能随音乐跳起胡旋舞。当时的胡旋舞不亚于现在的街舞，在唐朝风靡一时，连杨贵妃都为之着迷。栗特人的后代安禄山也是此中高手，他能在舞中快速旋转自己肥胖的身躯。白居易在《胡旋女》诗中写道：“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杨贵妃的道号）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唐朝前期是古代丝绸之路最为通畅的时期。那时唐朝的疆域向西扩展到咸海和阿姆河流域，与此同时，阿拉伯帝国（大食）也向东扩张，占领中亚广大地区后与唐朝接壤，无数个绿洲城市串联起来的丝绸之路，成了两大帝国间的边境通道。“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丝路上热闹非凡，唐都长安充满着浓郁的西域风情。

　　天宝十年（751年）春，唐朝和阿拉伯帝国之间爆发了历史上唯一一次边界冲突，史称怛罗斯战役。这次偶然的冲突规模并不大，却对丝路贸易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唐朝俘虏中的造纸工匠将一直密不外传的造纸技艺传授给撒马尔罕人，撒马尔罕纸由此诞生。阿拉伯人开始用撒马尔罕纸书写《古兰经》，并大量翻译其他国家的著作，伊斯兰文明开始大放异彩。撒马尔罕纸成为阿拉伯人和栗特人的垄断商品，在丝绸之路上颇受青睐，直至约四百年后欧洲才有了第一座造纸作坊。

　　丝绸之路是国运兴衰的“晴雨表”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不是一直贯通的，王莽篡汉后，丝路一度断绝，这才有了班超“深入虎穴”的西域之旅；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此后三国争雄，南北朝并立，丝路时通时绝，甚至“通少断多”，直到隋唐一统才出现井喷式发展。

　　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吐蕃趁机北进，阻断了西域通道。随后五代十国纷争、辽宋夏金对峙，丝绸之路上“山河惨淡关城闭，人物萧条市井空”的景象延续了500多年，直至蒙古旋风横扫欧亚。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从威尼斯出发，经地中海、黑海、波斯湾，越过伊朗沙漠、帕米尔高原，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绿洲到达敦煌，之后经河西走廊抵达元上都（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向元世祖忽必烈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历时四年的长途跋涉，让已经荒弃了500多年的古丝绸之路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并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回国后，根据他口述写成的《马克·波罗行纪》名噪一时，后来更借助源自中国的印刷技术迅速扩散，欧洲人再次萌动了对东方的向往之情。约200年后，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读了马可·波罗的游记，欣然有了探寻东方之旅的豪情，从而使欧洲进入一个崭新时代。这个时期，西方的天文学和其他先进科学也不断传入中国。

　　从历史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丝绸之路的兴衰与国运的兴衰是基本契合的：两汉、隋唐、元等国家大一统的兴旺时期，是丝绸之路的畅通时期；汉末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夏金等国家分裂之时，也大体是丝绸之路荒寂之时。丝路大门时开时合，道路时通时塞，如一幕幕起伏跌宕的舞台剧，上演着国运的荣辱兴衰。

　　其实，东西方交流的渴望从来没有停止过。安史之乱后，阿拉伯商人不想破灭“来自东方的光”，绕道博斯普鲁斯海峡，不顾风浪穿越印度洋，从海路到达中国南方的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地，从而将“海上丝绸之路”发扬光大，尔后的两宋乃至元朝的经济发达，与海上丝路的畅通有着莫大关系。就是道路险绝的陆上丝绸之路，也从未停止过探索的步伐，为了绕过西夏的阻断，契丹人通过更遥远的“草原之路”与西方沟通，而俄罗斯人至今将中国称为“契丹”。

　　如今，丝绸之路已升华为一种“符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中国与世界交流的象征。它像一条奔流不息的大动脉，不断制造并释放出新鲜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