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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系列之一】古丝绸之路的兴衰及启示
以史鉴今。古丝绸之路是当前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历史依托。古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经济贸易之路，更是亚欧大陆各国的文化纽带。梳理古丝绸之路的兴衰历程，总结成果和经验教训，将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围绕上述思路展开，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总结了古丝绸之路在贸易、农业、经济、文化、宗教方面的成果，认为政治稳定、交通运输技术、贸易优势、政府推动、对外文化开放是古丝绸之路成功重要的历史经验，并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挥文化纽带作用三个角度提出了对我国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丝绸之路的概念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首次提出。1870年，通过对中国河南、陕西等地的考察，李希霍芬在其发表的《关于河南及陕西的报告》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有一条自洛阳至今乌兹别克斯坦撒尔马罕的、以丝绸为主要贸易品商路，并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后这一名称逐渐在全球被采纳，作为古代中国与亚欧大陆国家贸易商路的统称。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而狭义上的丝绸之路仅代指陆上丝绸之路。本文中提及的“古丝绸之路”取其广义释义。
图1：古丝绸之路路线简图
图片来源：网络
（一）陆上丝绸之路始自西汉，衰于南宋
1．丝绸之路雏形源于远古，大国文明奠定贸易基础。
远古时期，以今天**和中亚地区为核心，产生了一系列不连续的与中原文明和西亚文明进行贸易的路线。据考古发现：公元前15世纪，商朝就有商人赴今**地区用海产品换取玉石、马匹。公元前10世纪，中国开始有文献记载与今中亚地区的丝绸、金银贸易；同时期，古埃及开始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西亚、中亚国家进行贸易；公元前5世纪，河西走廊开辟，中原地区与今**、中亚开始小规模的贸易。
2．君主制国家领土扩张，贸易路线基本成形。
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开始领土扩张，统治了今中亚、伊朗、阿富汗、埃及和土耳其的大部分领土，借助开辟国内驿道对贸易的促进作用，连接今中东各国的贸易路线基本形成。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国东征吞灭波斯帝国，领土东扩至帕米尔高原今**边境处。马其顿王国的疆土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边界，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带来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为丝绸之路西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世纪，经过秦朝和汉朝初年后，中原地区于汉武帝时期国力达到鼎盛。为了应对北方匈奴的入侵，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欲与大月氏联盟共抵匈奴。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到达过今**、中亚、阿富汗、印度，对中亚、西亚、南亚地区有了详细的了解。西汉出兵攻打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后，位于今**的西域各国对西汉称臣；同时，汉武帝开始招募商人派往西亚通商，西汉通过与西域各国的贸易获取大量的利润。公元前60年，汉宣帝成立西域都护府，管理今**和甘肃地区。以西域都护府成立为标志，丝绸之路中段和东段正式由西汉**政府管辖，丝绸之路开始进入贸易繁荣时代。
3．丝绸之路分为东、中、西三段，各自又有南、中、北三条路线。
丝绸之路东段位于今甘肃境内，以河西走廊为核心，从长安或洛阳起至玉门关、阳关。南线经凤翔、天水、陇西、西宁至张掖；中线经泾川、平凉、兰州至武威；北线经泾川、固原、至武威。
丝绸之路中段位于今**境内，从玉门关、阳关起至今中亚地区。南线经塔卡拉玛干沙漠南缘、和田至今克什米尔地区；中线经罗布泊、吐鲁番、喀什至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北线经哈密、乌鲁木齐、伊犁至今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丝绸之路西段经过中亚、西亚、到达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再以伊斯坦布尔为中转站，辐射到地中海沿岸国家和西欧国家。南线由克什米尔地区至今巴基斯坦、印度，或经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中线自今塔、吉、乌三国至伊朗，与南线汇合；北线自哈、塔、吉、乌四国，沿咸海、里海和黑海北岸，经今罗马尼亚等国至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4．12世纪后，陆上丝绸之路开始衰落。
1127年南宋退守南方后，陆上丝绸之路东段、中段所经区域不再受**政府控制，丝绸之路的贸易安全受到威胁，对外贸易转为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1203年，十字军东征攻陷作为丝绸之路西段中转站的伊斯坦布尔，丝绸之路的西段也不再稳定。
进入14世纪后，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为代表的西欧航海国家开始崛起，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开辟了西欧至亚洲、美洲的海上贸易路线，打破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陆上丝绸之路西段的贸易垄断，使得西欧对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口亚洲商品的依赖性**降低。
（二）海上丝绸之路始自西汉，兴于南宋，衰于明清
1．西汉时期开通南亚航路，中唐时期开始兴盛。
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与南亚的航路开通，中国和今印度、斯里兰卡开始有商船经东南亚国家、马六甲海峡进行海上贸易，南亚成为当时亚欧海上贸易的中转地。至中唐时期，以广州为起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南亚国家间的海上贸易开始繁荣，并且开通了中国至今伊朗的航路。
2．海上丝绸之路于宋朝正式成形，贸易拓展至地中海。
自北宋时期开始，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对陆上丝绸之路途径区域的控制力显著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开始转向海路。北宋政府在东南沿海重要城市均设立市舶司（类似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其中广州、泉州和明州（今宁波）成为中国最大三个对外的港口，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北宋时期，中国商船开始装备罗盘并绘制航海图，代表着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航海技术。
南宋时期的航路在唐朝线路的基础上，继续向西扩展至今也门、沙特、伊拉克、埃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非洲东部的今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福建泉州在南宋时期超越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口城市，泉州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当时的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至此，海上丝绸之路正式成形，并彻底取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功能。
3．海上丝绸之路于明朝由盛转衰，清朝彻底衰败。
明朝时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领先全球，郑和下西洋标志着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达到鼎盛。海上丝绸之路向东扩展至朝鲜和日本。据文献记载，当时位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62国向明政府称臣纳贡，包括朝鲜和日本。
但是由于明朝中后期国力衰落，日本不断骚扰中国沿海，明政府开始实施禁海，海上贸易遭受重创，由盛转衰。明朝后期随着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航海国家的兴起，全球海上贸易开始由欧洲主导，上述国家都发动过对中国本土的战争并侵占中国沿海城市，以此作为通商口岸。
清朝时期，为了维护政权稳定，清政府实施了全面的闭关锁国策略，仅开放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康熙收复台湾后，迁界禁海政策实施更加彻底，海上丝绸之路彻底衰败。
古丝绸之路以大国文明为核心，既是古代世界最为重要的经济贸易之路，也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文化纽带，繁荣的商品贸易和人员流动对沿途各国的经济、文化、宗教信仰、乃至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商品贸易互通有无，以满足贵族奢侈品消费需求为主
古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以西域地区对中国特产的需求为主导，沿途各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也是各自的奇珍特产。其中，中国主要出口丝绸、瓷器、贵金属首饰及工艺品，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出口产品还增加了我国东南地区盛产的茶叶，主要进口名贵药材、香料、宝石、马匹等。这些商品在进口国均属需求旺盛的奢侈品，主要供君主和贵族消费。
（二）相互引进农作物品种，中国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技术输出国
中国从西域引进了胡椒、黄瓜、葡萄、石榴、苜蓿、胡萝卜、菠菜等农作物，提高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多样性，对中国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农作物现在的中文名称，就带有丝绸之路的影子，例如胡萝卜、胡椒等有“胡”字的农作物均是通过丝绸之路贸易从西域引进，菠菜原称为波菜，因从波斯引进而得名。西域各国也从中国引进了水稻、肉桂、高粱、姜等农作物。
作为农业经济时代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中国通过古丝绸之路对外输出了养蚕、灌溉、农具制造、二十四节气历法等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制丝、制铁、陶瓷、玻璃等手工生产技术。中国的四大发明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向西域各国。中国技术的输出，**提升了西域乃至欧洲各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
（三）古丝绸之路造就贸易一批城市，商品贸易的扩大推动各国经济金融的深化
长安、洛阳、伊斯坦布尔、巴格达等城市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而成为当时的世界中心城市，沿途的安西四镇、敦煌、喀什、费尔钠干、撒马尔罕等城市成为贸易中转站，泉州、广州、亚历山大港则是当时全球最为繁忙的港口。古丝绸之路繁荣的贸易**促进了这些城市的人口聚集和房屋建设，其中大多数在当今仍然是所在国家或地区的重要城市，充当区域性乃至全球性贸易中心。
逐步扩大的商品贸易也推动了各国经济金融的深化。第一，各国因商品贸易有了原始的外汇储备，中国从西域各国赚取了大量的金银币，而中国的铜钱也在古丝绸之路沿途成为通货。第二，来自西域的金银币因中外商人间的使用而逐渐融入中国的货币体系，并最终导致在明朝时白银取代铜钱成为我国主要货币。第三，产自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价格昂贵、需求旺盛，在古丝绸之路部沿途部分国家可充当等价物，行使部分货币职能。第四，古丝绸之路贸易的高额利润使得各国政府开始重视贸易并以此作为主要财政来源，尤其在两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败使得我国和波斯政府的财政对海上贸易收入的依赖性**提高，进出口成为经济的重要支柱。
（四）人口流动频繁，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汉朝陆上古丝绸之路开辟之初，就有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开始往返中原和西域经商，至唐代成为主要外商，并逐渐迁居我国西北地区。之后，以穆斯林为代表的西域各国商人也进入中国西北地区经商并定居。同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也使得大量穆斯林商人进入我国东南沿海定居。此外，进入元朝后，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欧洲商人开始进入中国进行贸易。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部分人口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迁入东南亚国家，是如今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广布的重要历史原因。
频繁的人口流动带动了外族定居和民族间的通婚，促进了我国的民族融合，丰富了我国的民族多样性，中华民族多元化格局形成。同时，民族融合也为古丝绸之路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血缘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贸易的文化障碍，提高了贸易效率。
伴随着古丝绸之路上的人口流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逐渐深入。中国古代的思想结晶以造纸术为载体，更为广泛地传入西域乃至欧洲各国，主要包括汉字、儒家经典、律令、诗词典籍以及医学著作等。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太平洋沿岸华人聚集国家的追捧并融入统治思想。
同时，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成为中国文化西传的重要途径，他们所写的信函、文件以及著作等文字材料经古丝绸之路传回欧洲，成为欧洲全面了解中国的重要资料。例如：由马可·波罗口述整理而成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描述了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欧洲地理学家根据其游历路线编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基歇尔的《中国图说》更加详细地对中国进行了描述，激起发了欧洲对中国的关注；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则是西方对中国儒家思想的第一本解读著作。
西域各国的体育活动、乐器、音乐、服装、舞蹈等传入中原，并与中原文化相融合。其中，二胡、琵琶、箜篌等传入中国，成为我国音乐和戏曲的重要演奏乐器；西域文化的传入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诗词典籍中都有对西域文化的描写和赞美。此外，欧洲商人和传教士将欧洲当时领先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西洋绘画、武器制造技术等带入中国，通过结识社会名流和入朝为官两种方式，率先向中国的统治阶级传播自然科学。例如，传教士汤若望旅华数十年，历经明清两朝并于清朝获封正一品，不仅翻译欧洲科学著作、向统治阶层传播自然科学，而且主持督造火炮、修改中国历法、编撰中文科学书籍，为明清两朝的西学东渐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宗教沿古丝绸之路传播，奠定当今世界宗教格局
汉朝时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传入中国。后因鸠摩罗什、法显、玄奘等人对佛教引入和传播的贡献以及统治阶层重视，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中国的语言、文字、艺术、思想、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沿陆上、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其中，陆上主要是因今**、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化进程使得大量穆斯林迁入中国今甘肃、宁夏、青海定居而传播，海上主要是因穆斯林沿海上丝绸之路开展贸易而定居东南亚和我国东南沿海而传播。
明朝时期，以利玛窦、汤若望为代表的传教士从欧洲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传播天主教，并与学**中国文化、广交社会名流，汤若望、郎世宁等传教士甚至入朝为官。
此外，拜火教、祆教、景教等宗教也随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从而使得我国西北地区呈现出多宗教融合的局面。同时，发源于我国本土的道教也沿丝绸之路对外传播。
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主要宗教沿古丝绸之路传播所形成的世界宗教分布基本延续至今，对世界宗教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丝绸之路之兴紧系于政治稳定，根基于交通运输技术
陆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源于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建立带来的稳定环境。中国统一王朝的强盛国力以及对西域的控制力成为丝绸之路东段和中段贸易安全的重要保障；波斯帝国、马其顿王国、罗马帝国在西亚和地中海的统治力也使得伊斯坦布尔成为丝绸之路西段的中心。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败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源自于宋朝政府无力掌控西域而放弃陆路贸易转向海上贸易，而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败则源自明清两朝为了维护统治稳定、抵御外族入侵而实施的禁海政策。
交通运输技术是丝绸之路贸易的物质基础。从最初西域各国对骆驼、马匹的使用到波斯帝国和中国对驿道的开辟，都**提高了交通运输能力。中国指南针的发明以及当时世界领先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成为中国主导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核心要素，而14世纪欧洲造船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欧洲国家主导海上贸易、入侵中国提供了条件。
（二）根据各自优势开展贸易，政府推动达到互惠互利
西域、东南亚和地中海地区因古代中国领先全球的产品优势而对中国丝绸、瓷器、茶叶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需求，这是古代丝绸之路能够兴起的源动力，中国当时基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强大物质条件是吸引外国商人通商、定居的重要因素。而西域各国的各种珍奇特产也是中国统治阶层所热衷的奢侈消费品。中外各国凭借各自的优势产品，各取所需，互通有无，是亚欧大陆贸易活动的不竭动力。
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在政府行为的推动下则更加稳固。无论是汉朝政府主导的西域通商、宋朝政府财政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依赖还是明朝政府主导的郑和下西洋，都体现出政府主动创造条件、参与贸易、实施管理的目的，给予了国内外商人充分的信心和发挥空间。
（三）对外开放促进发展，闭关自守扼杀机遇
从汉朝开始，中国政府就通过各种方式，与古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缔结盟友，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古丝绸之路贸易开辟了官方渠道，保证了贸易安全，而且扩大了贸易范围，充分释放商品贸易的活力。同时，中国政府较为开放的宗教、文化以及移民政策，对外国商人形成了非常强的吸引力，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精神得到充分的体现，促进了商品贸易基础上的文化交流，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但是明清两朝的封闭自守的对外政策，使得古代中国延续千年的对外开放几乎中断，文化、科技、经济等各个领域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此时欧洲各国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科技水平、生产力以及综合国力超越依然依赖农业经济的中国，中国错过了与世界接轨的最佳时机，统治阶级亲手扼杀了中国的发展良机。
（一）重塑古丝绸之路需要良好的政治稳定为基础
农业经济时代，古丝绸之路的兴盛依托于统一君主制国家稳定的政治环境对贸易安全的保障。当今工业经济时代和互联网经济时代，我国要想重塑古丝绸之路，扩大全球合作范围，必须通过合作版图内共同的经济发展，实现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又互为依托：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经济增长又是政治稳定的根本诉求和有力保障。这就要求我国要加强合作版图内的多边制度建设，为合作国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以实现互惠互利，从国际关系和共同发展两个角度同时促进政治稳定。同时，我国还需要借助国际多边框架和经济合作为扩大对外开放、重塑古丝绸之路做好国际制度的衔接和建立，在保证贸易安全的同时提高贸易效率。
（二）重塑古丝绸之路需要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是丝绸之路贸易的物质基础，是货物流通、信息沟通、资金融通、资源共享、人才交流的必要条件。与古丝绸之路强调交通运输不同，当今要重塑古丝绸之路，就必须实现中国与合作国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所谓基础设置，不单只交通运输设施，还应包括但不限于电力、水利、通讯、油气管道、港口等各个方面。我国应该凭借改革开放后基础设施建设积累的大量经验，充分利用国内的产能优势、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参与并帮助合作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实现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联通，保证一切生产要素能够依托基础设施高效流动。
（三）重塑古丝绸之路需要以历史和文化为纽带
古代中国凭借开放的政策和兼收并蓄的文化为古丝绸之路上贸易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软环境，与沿途各国结下了深远的友谊，打下了良好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当今中国要重塑古丝绸之路，必须以古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为纽带，延续并深化与沿途各国的友谊，建立符合时代特征的沟通机制与合作机制，对各合作国实施更加广泛的开放，促进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确保各国人才能够有效流动，减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合作障碍，形成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的战略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