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代波斯孔雀绿釉陶瓶（福建博物院）　烟色梅花罗镶花边单衣　　南宋褐色罗印花褶裥裙（福建博物院）　　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重要枢纽和节点,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与南海、西南各国的交通、商旅联系,在对外经贸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网友在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文化厅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奖知识竞答活动中，通过答题对“海丝”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引发他们对于那段悠久历史的好奇。　　 ...

五代波斯孔雀绿釉陶瓶（福建博物院） 

　 

烟色梅花罗镶花边单衣 

　　 

南宋褐色罗印花褶裥裙（福建博物院） 

　　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重要枢纽和节点,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与南海、西南各国的交通、商旅联系,在对外经贸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网友在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文化厅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奖知识竞答活动中，通过答题对“海丝”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引发他们对于那段悠久历史的好奇。

　　为此，凤凰福建力邀福建博物院两位研究员汪震、毛敏，以他们独特的视角，通过对珍贵文物“孔雀蓝釉瓶”背后故事的娓娓道来，并梳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凤凰福建试图为您还原“海丝”繁荣景象的历史面貌。

　　离开福建 海上丝绸之路无从谈起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跟闽地紧紧相连。作为起点之一，福建拥有众多沿海港口及海外华侨华人资源。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有3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自古就是我国对外沟通的重要门户。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发展史上，福建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虽经历史变迁，但只有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起点。宋末至元代，泉州超越广州，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挟“海滨邹鲁”之誉，对外开放亦得风气之先。郑和下西洋使“海上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拓展，福州的长乐太平港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重要基地；漳州月港是明朝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在对外经贸文化交流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可以说，离开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就无从谈起。

　　1291年春天的一个午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离开福州,经过一番舟车劳顿，第五天后终于抵达当时刺桐港（现泉州港）。在港口，十四艘四桅十二帆的巨船一字排开，蔚为壮观，这是护送他回国的船队。刺桐港当时号称‘东方第一大港’，马可波罗见状更是不乏溢美之词。

　　他由衷赞美道：“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运载的胡椒，一般的国家每次只运去一船，而‘剌桐港者，则有船舶万余’艘，其繁荣兴盛可与亚历山大港媲美！泉州的“剌桐缎”畅销于南洋、印度和欧洲。”宋元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顶峰，当时刺桐港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呈现出“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一度取代了广州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它更见证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时间往回追溯几百年，那时的泉州港还没那么繁华，属于闽都管辖。然而这个时期，也有与世界级港湾媲美的东方巨港——王审知开辟的闽国甘棠港。

　　福建博物院历史副研究员汪震介绍说，五代王审知时期是福建历史上地区海上贸易发展的第一个小高潮，当时海外贸易活跃，许多外国商品纷纷涌入福建地区。

　　当时随着海上贸易进一步发展壮大，印度、高丽、日本等国僧人到福州学习传播佛学。公元9世纪到10世纪，王氏政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获得香料、象牙、檀香、犀角、胡椒、珍珠、玳瑁、水晶等向中原王朝进贡，并将丝绸、茶叶、纸、瓷器等外销至朝鲜半岛。太和八年（834），唐文宗《诏书》中载“蕃商会集之地，为岭南、福建、扬州”，此时的福建是当时全国三大贸易港口之一。日本、东南亚诸国以及阿拉伯各国。

　　能够窥见上述这段辉煌历史代表文物是1965年从刘华墓挖掘出的三件孔雀蓝釉瓶。汪震说，据考证，这三件孔雀蓝釉瓶与古代波斯的瓷器在器形和纹饰等有共通之处。

　　据文献记载，墓主刘华是闽王王审知儿媳，后梁贞明三年（917年），王审知为儿子王延钧聘娶了22岁的清远公主。她在闽被封为燕国夫人，生下四男两女。清远公主姿色娇美，很得丈夫恩爱，但在35岁时染时疫去世。也有另一说法，孔雀蓝釉瓶是波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献给闽王王审知的礼物。

　　原是装油瓶 孔雀蓝釉瓶见证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恢弘 

　　如今，这三件孔雀蓝釉瓶分别被收藏于福建博物院、国家博物馆。

　　汪震说，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在胎、釉、造型和装饰工艺方面都带有强烈的异国色彩。研究者认定其产地应是西亚的波斯地区，时代约公元9世纪前后。它造型作敛口、广腹、小底，状如橄榄，橙红胎，质粗疏。

　　另有研究发现，类似器物国内较为的罕见，在西亚诸国发现较多，例如在伊拉克的萨马拉遗址、伊朗的西拉夫遗址、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斯里兰卡的曼汰遗址等都有出土。

　　福建博物院研究员毛敏说，随着对外贸易量不断攀升，交流越来越频繁。我国和波斯不仅仅是贸易往来频繁，更是互学制陶技术。波斯盛产石油，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瓶，可能是装燃油以供墓室内长明灯所用。也有专家考证认为，孔雀蓝釉瓶是用于装石油。

　　毛敏说，孔雀蓝釉陶器大多质地疏松，质地不及本土瓷器细密，纯为使用目的进口的可能性不大。

　　毛敏介绍，古代陶瓷，蓝色、绿色都不是主流，孔雀蓝釉瓶的出现，并不被当时人们认可。随着交往融和，互动频繁， 随着时间推移，国内部分制瓷技术参考了它的色泽，把蓝色、绿色等用于陶瓷上，让这种颜色慢慢被国人所接受。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香料、香水、葡萄酒等通过海上贸易进口的记载不绝于书，此类器物应是作为液体类商品的储运器而使用。由于发现量较少，我们推测，在商品销售之后，此类器物可能会再装满东方物品而被运返西亚。

　　汪震介绍，孔雀蓝釉瓶的出土见证了当时福建与西亚地区的贸易往来，印证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五代闽国时期，是福建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活跃时期，在频繁的水上贸易活动中，从东南亚远至西亚等国输入了大宗商品，有的供应王氏家族使用，有的则作为向中原王朝的贡品。”汪震说。

　　《旧五代史？梁书？太祖记》记载：“福州贡玳瑁玻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阅读这些史书，通过文字的描述，我们能够感知当时社会海上贸易的繁荣，地区之间的频繁交流互动。

　　八世纪以后，中西贸易不仅只是中国向外输出丝绸、茶叶、陶瓷之类,而已经成为中国和西亚乃至西方诸国相互进行包括商品贸易在内的多种交流的渠道。 孔雀蓝釉陶器的出土地点包括广州、桂州、容州、明州、扬州等,大多出土于贸易港口而不见于丝路沿途,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海路贸易的昌盛。

　　“孔雀蓝釉瓶见证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某个时期的恢弘。”汪震说。

　　梳理脉络 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流砥柱 

　　“在整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福建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福建就是一个与海外互通的地方，到了宋元时期更是非常重要。窑口贸易的货物、泉州的宗教都是能体现出福建的重要作用。”日前，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盛赞福建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

　　汪震、毛敏为我们梳理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脉络。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具有海外交通的天然优势。在历史上，福建地区海上贸易发展的第一个小高潮，是在五代王审知时期。统治者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招来海中蛮夷商贾”，“发蛮舶”到海外经商，大大推动了福州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形成“填郊溢郭，击毂摩肩”的繁荣景象。“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瓶就是通过海外贸易来到福州的，由于这三件器物外形有差，可能并非一次性输入并被收藏的。”毛敏说道，它们见证了当时福建与西亚、中亚地区的往来。

　　到了宋朝，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南移，福建地区的海上贸易迎来了辉煌时期。在“碧海云帆、货通万国”展区，我们能看到从南宋早期木质沉船“南海一号”中发现的德化窑、磁灶窑、义窑瓷器。“这些在‘南海一号’沉船中发现的瓷器，说明福建当时是外销瓷器重要的生产地，特别是德化窑，从宋代一直到明清，影响巨大。而晋江的磁灶窑，它所生产的瓷器带有很强的外销色彩。

　　明代初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而郑和七下西洋，明清两朝，是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的时期。明朝政府组织的“郑和下西洋”大规模航海活动，见证着中国古代航海的巅峰。曾经到达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布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从长乐显应宫出土的“巡海大臣像”，也证明了福建作为当时郑和船队最重要的候风和人员物资补充基地，对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过程起到重要的作用。

　　至16世纪，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与地理大发现，以及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西方各大国相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在西方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海权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所开辟的新航线，最终与亚洲海域的海上丝绸之路相连，将海上丝绸之路由宋代以来区域性的海上通道延伸为全球性的贸易网络。

　　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地位上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通过对历史时期围绕海上丝绸之路而展开的商贸、政治、文化、移民活动稍作梳理，会发现这么一个事实，古代福建与周边地区关系，恰恰是今日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所倡导的价值观——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一个共有社会、生活区域予以对待。我们更是发现和平、稳定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所经各地是最为活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地带。

　　结语：“孔雀蓝釉瓶”作为传入中国的器物，见证了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印证阿拉伯地区通过海路与中国相互交流。一件文物，让我们可以窥见历史某个时期景象，可谓是“展示一件文物，揭示一段历史尘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