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学霸当久了，会陷入一种执念，似乎当学霸本身，就是学习的目的。

每年夏天，我们都会从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收到好消息：又有某某处遗产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大家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就像一个学霸，拿着刚出炉的考分洋洋得意：我又考了满分！期待旁人羡慕的目光。如果有一次没有得到满分，便诚惶诚恐，似乎犯了很大的错误。

久而久之，这个学生存在的唯一意义，便是考取满分。很多年过去，和他一同入学的同学们，已经成了老师，成了学者，已经在各个领域中成为了中流砥柱。而他，还在追逐满分的幸福与惶恐中徘徊。

老师常告诉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分，而是追寻更美好的自己。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正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是做个更完美的学霸，还是塑造更好的自我？

曾几何时，我们都笃定，只要有更多的世界遗产，就能在遗产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努力申遗，为了一个美好的国际形象。我们即将第一，我们荣耀万丈。殊不知，世界遗产，早已过了拼数量的时代。靠申更多的遗产来树立国际地位，已经失去了土壤。

近十几年来的国际遗产学界，层出不穷的文章开始质疑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弊端——政治的争端、旅游的破坏、管理监测的不力……在越来越多的负面新闻环绕中，世界遗产的研究成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显学。他们研究的不是遗产的价值，而是成员国申遗的行为。

有位美国学者曾提炼过这样一组数据。2003到2013年，金砖国家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印度、中国、南非、俄罗斯都做了7年的委员国，巴西做了4年。其中申报遗产最积极的是中国，申报了17项，高于印度的12项。中国每次大会的阵容也最为庞大，平均为29人，遥遥领先于其他代表团，位列其后的南非和俄罗斯为20人。

但是，该数据话锋一转。在正式大会上就申报议题发言的次数上，印度最多，平均每届22.6次，中国是12.4次，仅比南非的11.1次高。 虽然没有明说，这种数据的意图已经颇为明显：中国申报成功的遗产数量最多，兴师动众来的人数最多，发言次数却非常少，对大会事务并不积极介入。一个只追求数量，而不参与国际遗产事务的国家形象跃然纸上。当然，也有的文章则干脆把话挑明，言指中国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的活动，是一种“走廊外交（corridor diplomacy）。” 

中国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做了如此多的工作，最后却只换来了一个“走廊外交”的标签。这种指责颇为让人恼火。但是，这种指责又让我们不得不思索：遗产数量多，申遗成功率高，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吗？为了申遗成功甚至采用各种“手段”，这是在输出怎样一种国家形象？

我们这个世界遗产的学霸，是不是缺了一些分数之外的智慧？

2011年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巴林的“采珠：岛屿经济的见证”被埃及等国建议列入。然而巴林却表示，该项目尚未达到列入标准，需要递交补充材料，拒绝项目的直接列入。巴林的举动博得了会场内经久不息的掌声。虽然项目列入的时间延缓了，但这一姿态大大提升了巴林在世界遗产界的国家形象。

世界遗产就是国家利益。但是，这项国家利益不能简单等同于遗产的数量和申报成功率。我们已经做了30年的好学生，满分已经成为了一种负担，却早已偏离了学习的真正意义。学霸再厉害，毕竟也只是学生。而世界遗产之所以服务于国家利益，并不是让我们只做好学生，而是要做个好老师，好学者，好的实践家，引领这一疆域的开拓。

要实现这些，第一步，就是要拥有脱下学生装的智慧与勇气。

（原文刊载于《世界遗产》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