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中山河——大视角下的山西地理与历史》

李广洁是我的老朋友，他从年轻时即从事出版业，成为这一领域的翘楚，同时也具备身后的历史地理研究功力。如今《史中山河——大视角下的山西地理与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不仅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增添了一部新作，更从多元文化视角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认识山西的窗口。领略一地的历史可以选取不同的视角，而地理则是确定历史坐标的最佳途径，这也是这部著作的价值所在。

——韩茂莉（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广洁先生所著《史中山河——大视角下的山西地理与历史》时一部具有宏观思维与地理考量的力作。该书以山西地域为中心，从不同的历史主题入手，揭示其重要作用与贡献，让读者看到了层次更为丰富、形象更加立体的三晋山河的时空画卷。资料厚实，有理有据，是新时代解读山西历史定位、认知三晋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成果。

——安介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

回溯历史长河：一部山西史，半部中华史

《史中山河——大视角下的山西地理与历史》作为山西地理历史知识荟萃的学术读本，用多元化的视角为读者打开认知山西地理、历史、文化之门。作者以深厚的学识，结合实地考察，将丰富内容和系统知识立体呈现，是为“拓宽学术新视角、解读三晋之纵横”的力作。

【试读章节】

隋朝初年，突厥开始南下，恒山以北的塞北地区不时遭到骚扰。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到雁门一带北巡，突厥始毕可汗率10万大军南下恒山，围攻隋军，隋炀帝被困于雁门城(今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差点当了突厥的俘虏。突厥得知勤王的援兵已到忻口，方才解围北去。突厥的雁门之围，宣告了突厥与隋朝关系的破裂，恒山一线进入多事之秋。

隋末，刘武周依附突厥，割据恒山之北的马邑，成为太原(晋阳)以北不可忽视的一支军事力量。李渊准备从太原起兵进占长安，但恒山以北的刘武周是其后顾之忧，如果刘武周联合突厥从恒山南下太原，李渊就会腹背受敌。为了确保太原无虞，李渊只好向突厥示好。

从唐初到唐末，恒山以北都是唐朝向北防御的重点区域，也是唐朝安置归附游牧民族的主要地区之一，这是由地处农牧交错地带的恒山以北地区的区位特点决定的。唐初武德二年(619年)三月，刘武周联合突厥南下恒山，占领了榆次、平遥等地，然后迂回北上占领了太原，对刚刚立国的唐王朝形成威胁。李世民通过柏壁之战，收复了河东、太原，但恒山以北还在突厥的控制之下。恒山以南直到石岭关，在唐初的情形也不乐观。据唐高祖《赦代州总管府内诏》云:“往者刘武周窃据边陲，拥逼良善。石岭以北，皆罹其弊。虽复武周奔窜，寄命番夷，而残党余氛，尚怀旅拒。……朔方黎元，逆命日久，今虽归附，仍怀反侧。其代州总管府内石岭关以北，自从武德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以前，所有愆犯，罪无轻重，悉从原宥，可并令安居复业，勿使惊扰。”唐朝在恒山之南的代州设立总管府防御突厥，辖代州、忻州、蔚州(今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三州，石岭关以北、恒山以南的忻定盆地以及恒山东部的灵丘盆地、涞源盆地都属于代州总管府的防区。为了重点防御恒山屏障，并为下一步北出恒山驱逐突厥做准备，唐朝政府对恒山—石岭关之间原来属于刘武周势力控制区域内的反叛者，采取了不论罪责轻重，一律既往不咎的宽松政策，以安人心。唐初，突厥凭借恒山以北的马邑作为据点，不断南下骚扰。史载，“突厥比数为寇，良以马邑为之中顿故也”。武德六年(623年)六月，依附突厥的马邑城守将高满政归附唐朝，被任命为朔州总管，唐军在恒山以北有了向北经略的军事重镇，朔州在军事指挥体系上隶属于恒山以南的代州都督府。突厥为了夺回南下恒山的中继站，连续四次对马邑发动进攻。七月，突厥进犯马邑，李世民率兵进驻太原，防备突厥从恒山南下。武德七年(624年)八月，突厥南下恒山，进攻忻州、太原，长安城为此戒严。这和西汉初年的情形一样，两个王朝都把恒山一线作为河东地区防御北方势力的最后一道屏障。只要恒山屏障被突破，长安就会戒严。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派名将镇守太原，突厥至此才不敢越过恒山南下。国力强盛后，大唐开始了出塞行动，北出恒山，远征突厥。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派三路大军北伐突厥，其中从恒山之北马邑出发的一支3000人的精锐骑兵，一直追击到阴山一带，突厥的势力方才退出了塞北地区。调露元年(679年)，突厥又南下骚扰，人数有几十万之众。唐高宗诏令裴行俭统率18万人马讨伐突厥，大军北出恒山，军旗连绵上千里，史称“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唐军大获全胜。第二年，裴行俭又率大军北上，“顿代州之陉口”。名将薛仁贵晚年担任代州都督，镇守恒山，出塞北击突厥，在云州大败突厥。代州因为北毗恒山，控制雁门关南下的要冲，在整个唐代都是向北防御、镇守恒山防线的军事重镇，其军事地位高于忻定盆地南部的忻州。在恒山以北的朔州，唐朝先后设置神武军、天宁军长期驻防。武则天时期，在太原设置北都，加强了太原正北的恒山西部防务，但恒山东部防务薄弱，河北州县不时受到突厥南下侵犯的威胁。圣历元年(698年)，突厥默啜可汗从恒山东部南下进犯飞狐县(今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经过五回道接连攻陷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赵州(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等地，杀害百姓万余人。为了加强防御，朝廷诏令侍御史桓彦范阻塞穿越恒山南下的岳岭(灵丘道)、五回(五回道)等路。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在恒山东部的定州置恒阳军，在蔚州、妫州(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置怀柔军，屯兵5万。开元六年(718年)，又将蔚州的横野军3万人东移到恒山以北的大安古城南(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加强恒山东部的防御力量，突厥不敢再从飞狐道、五回道南下河北。开元十八年(730年)，诏命河东节度使兼任大同军使(驻今山西省朔州市)之职，河东节度副使兼任代州刺史，从指挥层级上加强了对恒山南北代州、朔州的军事领导。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郭子仪指挥唐军在静边军(今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右卫镇)大败叛军，又派遣一支2000人的骑兵部队攻克军事重镇马邑。马邑南通恒山西陉关，北达苍头河谷，为南北要冲。唐军控制马邑，为大军南下提供了屏护。当时为了防御叛军南下，代州、太原等地皆闭关严防，设置路障，塞北的叛军还没有被完全剿灭，恒山上的西陉关还不敢开关通行，唐军只好取道恒山东陉关。东陉关在代县东北、山阴县东南的胡峪峡谷，与西陉关遥遥相对。通常情况下，南北往来大都走西陉关，东陉关不常使用，所以唐军需要开通此道。唐军开通恒山东陉关，打通了由塞北南下战略重地河东的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东陉关开通后，李光弼、郭子仪率领部队先后通过东陉关南下太原，然后东出井陉关，在河北嘉山大败叛军，斩杀叛军4万人，唐军声威大振。作为军事要塞，恒山上的西陉关、东陉关对战略全局的影响，以此时为最。唐武宗会昌年间，恒山上已经形成雁门关、西陉关、东陉关三关。会昌二年(842年)八月，“回纥乌介可汗过天德，至杷头烽北，俘掠云、朔北川，诏刘沔出师守雁门诸关”。

今应县城东的镇子梁乡城下庄村，地处恒山北支脉山下，唐末在此置金城县、应州，而应州之名就是源于恒山主脉和北支脉南北呼应。元和年间，西突厥的别部沙陀人开始入居恒山以北，大量的沙陀人被安置在恒山以北的黄花梁附近，称为“陉北沙陀”。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克用的祖父朱邪执宜奉命挑选部属3000人防守恒山以北。朱邪执宜担任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隶属河东节度使。朱邪执宜治理云、朔，标志着恒山以北沙陀军事集团的初步形成。沙陀人在李克用的祖父、父亲的经营下，发展成为一支上万人的劲旅，朝廷也不得不对他们予以提防。唐武宗大中十二年(858年)，朝廷以河东马步都虞侯段威为朔州刺史，充任天宁军使，兼任兴唐军、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马使。驻防朔州的段威，担负着遏制恒山以北沙陀三部的责任。唐末，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在金城建立了沙陀的大本营，号称“三岗四镇护金城”。金代元好问有诗赞曰:“南北东西俱有名，三岗四镇护金城。古来险阻边陲地，威镇羌胡万里惊。”李国昌父子以金城为中心、以恒山为屏障，把整个塞北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唐代后期，恒山北麓的应州军事地位提升，成为大同盆地南部可以和朔州相抗衡的军事重镇。以金城(应州)为根据地的李克用乘朝廷无暇北顾之机，南越恒山，控制了代州、忻州。中和二年(882年)，朝廷急于平定黄巢，无兵可用，遂赦免了李克用擅杀大同防御使段文楚的罪责，任命李克用为忻、代等州留后，雁门节度使，率领陉北沙陀军南下，联合蒲州的王重荣进军关中，击败黄巢，收复了长安。李克用后来称霸河东道，与朱温逐鹿中原，恒山南北的忻、代、应、朔为其战略后盾。有唐一代，代州、朔州、应州先后发展为军事重镇，都是依托恒山屏障而兴起的。

唐代末年，兴起于东北的契丹势力已经进逼到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一带。后唐清泰三年(936年)，驻守在晋阳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打败后唐的军队，派人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求援，承诺把契丹皇帝当作父辈尊敬，约定事成之后，“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人，使河北平原的北部屏障尽失，而恒山一线竟成了中原王朝的边界线，从而改变了唐代以来的疆域格局，中国历史将出现长达300多年的南北对峙局面。

来源：崔人傑先生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