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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
1905年,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内出土了7篇叙利亚语文献,据中国学者林丽娟对残片的缀合,发现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范畴篇》第十篇的内容,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亚里士多德著作,这些文献是德国考古探险家勒柯克当年所盗掘文物的一部分。

这些文书中除了宗教文献,还发现了前面说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叙利亚语版本的《范畴篇》以及许多古希腊、罗马传统药方。这些发现表明,早在千年之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思想就传入了中国!
这些文物当年被勒柯克悉数运回德国,分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亚洲艺术博物馆、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等地。由于当时考察报告记载的具体位置不详,西旁遗址究竟在哪里一直是个谜,直到2004年,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经过多方查找,才最终确定了西旁遗址的具体位置。
2021年至2023年,中山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示了寺院的整体布局,整个遗址面积约2500平方米,是一座结构完整、保存状况较佳的景教修道院,包括仪式大厅以及厨房、酒窖、图书室、储藏室等附属建筑。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批珍贵文物,包括871件汉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粟特文等多语种文书等。还有一批壁画等遗物,还有一件保存完整的玉雕十字架。这批文书中包括一件汉文佛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张两面分别用叙利亚和文回鹘文抄写的景教礼仪文献,以及一件汉文道经,背面书写叙利亚文—粟特语双语礼仪文献。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被盗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西方列强掀起了一股内亚探险考古热潮,西方冒险家深入中国西部地区疯狂盗掘文物,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遗址被盗就发生于这一时间段。下面列举一些著名的文物盗掘事件:
1890-1902年间,瑞典人斯文赫定3次赴西域进行考察;
1902-1903年年间,德国人格伦维德尔(Grünwedel)、胡特(Huth)等4次进入西域探险;
1902年至1914年年间,日本人大光谷瑞等人打着来华“考察”的旗号,先后3次在敦煌莫高窟等佛教遗迹进行盗掘;
1905年,俄国人奥勃鲁切夫在黑城盗掘之后,当年l0月又赶到敦煌,用50根蜡烛从王道士那里换走了2大包藏经洞写本;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价值130英镑的白银从王道士手里换走了24箱挑选出来的经卷写本、5箱绣品,及其它珍贵文物,足足装满了5辆大车和一批骆驼、马匹组成的驮队。
1906年,法国人伯希和带领法国“中亚探险队”先后在吐木休克、库车等地考察和盗掘了8个月,获取了大量文物,后又到敦煌用500两白银(约90英镑)从王道士那里换取经卷6000余卷;
1909年,俄国人奥登堡率领考察队在新疆高昌古城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进行盗掘,1914年5月,又到敦煌莫高窟盗掘,获得大批经卷文书、壁画等文物,盗掘活动一直持续到1915年春天,盗走的文物光已知的就有汉文残卷18000件、藏文写本200余件,还有不少其它文物。
这些西方考古探险者都大肆非法非正规的盗掘古遗址,盗窃并收购了大量中国文物,给我国古代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失。至今,我国学者做相关方面的研究,还要去国外那些收藏非法盗掘文物的博物馆查阅资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附景教简介:
景教(Nestorianism),又称聂斯脱里派,是公元5世纪时基督教的一个派别,由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聂斯脱里(Nestorius)所创立。聂斯脱里反对当时流行的“基督一性论”,即认为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在道成肉身时融合为一个单一的性质。相反,聂斯脱里主张基督二性论,认为耶稣基督具有完整的人性和神性,两者是分开的,但和谐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
聂斯脱里的观点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上被判定为异端,导致他和他的追随者被逐出教会。随后,景教徒被迫向东迁移,最终在波斯(今伊朗)找到了避难所,并在那里建立了强大的教会组织。景教在波斯帝国的支持下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基督教在亚洲传播的主要力量。
景教在中亚和中国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公元7世纪,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景教传入中国,并在唐朝时期(公元7-10世纪)达到了鼎盛。唐朝政府对各种宗教持开放态度,景教在中国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一定程度的发展。景教徒在中国建立了教堂,翻译了圣经和其他宗教文献,并在艺术、建筑和宗教实践中融入了中国元素。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景教在中国逐渐衰落。特别是在元朝末期和明朝建立后,景教受到了压制,最终在14世纪左右在中国消失。尽管如此,景教在中国的遗迹和文献仍然为研究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例如,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又称“西安景教碑”)就是研究景教在中国传播历史的重要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