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

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设敦煌郡，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西来东去的交汇点，世界文化亦汇集于此。唐朝时，敦煌不仅作为军事重地，守护着国家的边疆安宁，更迎来了其文化艺术的辉煌时期。

敦煌，延续了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灿烂文化，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然而这座宝库却因历史的沧桑与战乱的洗礼，曾被尘封了长达八百多年的时光，直到1900年才被一位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偶然间发现“藏经洞”的秘密。

敦煌文献在二十世纪初的“横空出世”，惊艳了世界，却也给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英、法、日、俄等各国探险家闻讯而来，他们以“学术考察”之名，行“贪婪骗购”之实，致使大量重要文物流散于世界各地。

敦煌文献的流失成为国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痛，然而在当代中国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找到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其中就有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先生、总编辑钱伯城先生等，他们不仅找到了收藏于法国国家博物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分所、冬宫博物馆以及诸多收藏机构的敦煌文献和艺术品，并将这些文献整理、出版，使之公开于大众，成为全人类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

找寻、出版敦煌文献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困难和挑战。李伟国先生是其中一位最为关键性的人物，不仅因为他是众人中唯一懂俄语的，还因为在与各国博物馆谈判时，方案与合同几乎都由其起草；更重要的是在第三次赴圣彼得堡时，李伟国先生只身前往，独自完成了与冬宫博物馆敦煌艺术品合作出版的商谈与敲定。

近日，笔者有幸拜访了李伟国先生，听其谈起这一段三十多年前的精彩往事，深感意义重大，历史不应忘记先辈们为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所作出的巨大努力，遂提笔写文与读者朋友们共同分享！

李伟国，1948年生，就读于上海中学，1978年考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专业，研究方向为宋代历史，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1年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任编辑、编辑室主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96年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2004年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兼任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等。

主攻文献学，学术兴趣为宋史研究和敦煌学研究。1996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获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2003年获出版界最高荣誉——中国出版韬奋奖。现任中国特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大辞海》副主编。

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魏同贤社长从苏联学者李福清处得知，苏联可能藏有重要的中国古代文献，其中就有一批敦煌文献。

俄藏敦煌文献一直是十分神秘的存在，鲜少为人所知。魏社长对此很感兴趣，但鉴于当时信息相对闭塞，对于具体的收藏地址、收藏数量均没有更加详细的信息。李伟国先生得到消息后，立刻到资料室查阅相关文献，並在一本即将用原稿形式影印出版的《郑振铎日记》中找到了证据。

郑振铎先生1957年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曾出访苏联。在列宁格勒参观东方学研究分所时，他发现这里竟然藏有敦煌文献，惊叹不已，遂将此后活动全部取消，一头扎进文献中，而他的所见所闻与心得感想也全部记录在了这本《日记》中。随着他在第二年不幸离世，这项重要信息竟被长久埋藏。

在了解了详细信息后，出版社领导们十分激动，经开会商量后，决定让时任编辑部主任的李伟国先生起草一篇报告，向上级申请组团出访苏联，最后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

1989年，以钱伯城为团长，魏同贤为副团长的访问团兴致勃勃地乘坐长途飞机到达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分所，访问团一行实地调查了苏联收藏敦煌文献的详细资料，并与苏方商谈了出版协议书的条款，双方决定第二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派遣工作小组到东方学研究分所进行现场阅读、编辑和拍摄工作。

1990年，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李伟国先生率领工作小组，开始远赴苏联去完成这一神圣的任务。此行意义非凡，国内诸多学者与出版界同仁都对此高度关注，古文献学家胡道静先生还特意写信给李伟国先生，表示他们所做的，正是当年王重民和向达先生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功业（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位先生曾赴欧洲各国找寻敦煌遗书）。

然而当工作组抵达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分所时，却遭遇了一次重大难题。时隔一年之后，苏联方面又有了新的想法与变动，他们认为苏联学者还没有做好学术研究，中国想要出版这批敦煌文献，只能在苏联学者研究之后，再分册进行出版，并规定每册前面部分为苏联学者论著，后面部分才是相关的敦煌文献原卷。

工作小组本已打算大干一场，此言一出，顿觉措手不及，若按苏方的办法，恐怕几十年都完成不了。

当天晚上回到住所后，李伟国先生彻夜未眠，脑中苦苦思索，该如何劝说苏方改变主意。第二天，与苏方再次谈判，李伟国先生用他的真诚与格局打动了苏方，终于同意中方工作小组可以按照编号，一件一件地进行阅读、编辑、拍摄，并依次出版。

当时与李伟国先生谈判的，是苏联最优秀的两位敦煌学者孟列夫先生和丘古耶夫斯基先生，李伟国先生对他们说道：“首先，如果按照你们的办法，要将这批敦煌文献分类出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其次，你们可以继续作专题研究，写学术著作，我们愿意帮助你们出版。更重要的是，你们已经是世界级的敦煌学者了，对于这一批敦煌文献的研究，固然十分重要，但苏联所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是你们对敦煌学术的重大贡献，全世界学者都会对你们表示尊敬与感谢！”

在编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的同时，李伟国先生又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名义写信广泛联系全世界收藏敦煌文献的多个机构或藏家，并得到部分回应。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

1992年5月，李伟国先生随同社长魏同贤先生共赴法国访问法国国家图书馆。经过谈判之后，于5月14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和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王玛诺签订了合同。

合同约定，上海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有一部分名为“法国国家图书馆之部”，将影印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东方分部收藏的全部汉文和非汉文敦煌文献。

合同中还规定法国国家图书馆摄影部将以“现行价目”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一套缩微胶卷底片拷贝及部分专门拍摄的黑白胶卷底片和彩色反转片。这一条款使上海古籍出版社得到了出版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全部敦煌文献的权利。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期间，有一件事让李伟国先生至今仍心存感激。在阅读法藏敦煌文献原卷並与拍摄件核对时，李先生发现有一些内容被摄影师忽略，没有展示出来。

他小心翼翼地向图书馆手稿部东方分部主任莫妮卡女士反映了这个问题，而当莫妮卡得知这一情况时，立刻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与重视。在确认情况属实后，莫妮卡女士对李伟国先生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愿意全部重拍，她说只有这样，才能为世界各地的敦煌学者提供更丰富的研究资料。莫妮卡女士对于工作的认真和对文化的尊重，让李伟国先生肃然起敬。

1993年6月，李伟国先生正在巴黎开展法藏敦煌文献的工作时，数次接到来自俄罗斯（此时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联邦正式成立）方面的消息，关于冬宫博物馆所藏敦煌艺术品的拍摄出版，希望与上海古籍出版社作进一步商谈。

魏同贤社长亦来电，命李伟国先生以“社长特别代表”的身份，直接从巴黎飞往俄罗斯，与冬宫博物馆进行谈判。

这一次，李伟国先生只身前往俄罗斯，接待他的是冬宫博物馆副馆长维林巴哈夫。谈判的过程充满了紧张的氛围，因李先生在俄罗斯的行程只有7天时间，所有的事情都要在这七天内完成，否则，谈判将面临失败。

对冬宫所藏敦煌文献的考察和研究就用了整整一天，在大体确定了出版的内容格局和印制方式之后，双方立刻进入实质性问题的谈判。

冬宫方面着重谈到版权、署名、出版内容、分卷以及合同纠纷的仲裁地等问题。在与副馆长正式会谈两次之后，指定先由李伟国先生起草一份协议书草案。

协议规定所有敦煌文献的摄影和复制工作均由冬宫博物馆负责，上海古籍出版社向冬宫摄影师和专家支付相应费用。出版社无需支付资料费和底本费，只支付劳务费。

双方基本达成一致，中俄文协议书亦已准备就绪，只等双方认定签字。

在行程的最后一天，下午三时，李伟国先生如约来到冬宫博物馆，准备签好合同后就启程回国。然而没想到的是，冬宫方面却在原先约定好的一个问题上，提出了不同意见，而这一问题又十分重要。

于是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伟国先生据理力争，精疲力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着距离返程的时间越来越近，如果不能签下合同，下次再要谈判，恐怕就更难了！在离开的前一刻，李伟国先生从大局出发，在中俄双方双赢的前提下，终于签下了这份合同。

夜幕降临，当踏上飞往上海的航班时，李伟国先生内心是欣慰的，他知道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好事。然而，在这七天谈判的过程中，大脑的高速运转，已经令他几近虚脱。此时放松下来，突然觉得胃部剧烈疼痛，他知道，这是由于过去几天太紧张了，这样紧张的出访与谈判，在他的人生中是极为少有的，也是令他终身难忘的！

问 ·  答  

还有一些高僧的讲经文，这些讲经文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讲述深奥的经文，是重要的宗教文献。

后来我组织和参与编辑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俄罗斯东方学研究分所、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处收藏的敦煌西域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等，撰写发表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综论》、《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导言》、《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序言及《敦煌本文选注笺证献疑》《敦煌遗书之厄与学术观点之窒》等论文和《敦煌话语》一书。

笔   者：您觉得敦煌学研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李伟国：敦煌，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的古代，而不是因为它的现代。敦煌发现的大量文物，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晋，最晚可到宋初，期间经历了南朝、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等多个时代。

甲骨文时代，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上；青铜时代，文字主要铸造于青铜器上；秦以后进入竹帛时代，大量竹简被发现。东汉造纸以来，文字被书写在纸上，但不同于现在的书本，那时候主要是卷轴的形式。

由于纸张的不易保存，在敦煌被发现以前，我们极少能看到唐和以前的纸本资料。而敦煌遗书的发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卷轴时代的风貌，不仅弥补了中国文化的断层，同时使中国文化展现出一个整体而连贯的面貌。

敦煌的文献资料包罗万象，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历史、医药、数学、科技、宗教、艺术等等方面，数不胜数，不论是哪个领域的学者，都可以在敦煌文献中找到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历年来在敦煌举行的研究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敦煌研究学者汇聚一堂，多国语言同声翻译，这种盛况，正体现出敦煌学的博大精深，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影响。

李伟国先生从古籍出版社离任后，敦煌文献的影印工作，在李国章社长及继任的社长、总编赵昌平、王兴康、高克勤、吕健等先生的努力工作下，持续了三十年时间。如今，17册《俄藏敦煌文献》、50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等众多相关重要出版物均已问世，並在继续进行重要的拓展。

上世纪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先生、钱伯城总编发起的寻找敦煌文献之旅，已可告一段落。而关键人物李伟国先生，多年来往返于俄罗斯和法国，面对的困难无数，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实属不易。

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明清档案一起被誉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共同构成了传承中华文脉的“四大显学”。

俄藏、法藏敦煌文献的顺利出版，是敦煌文献流散于世界一百多年后，以出版形式的回归。高清的印刷、详尽的内容，为世界各地学者提供了更全面、更丰富的研究资料，也为全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社会各界对于敦煌学的关注与热情，更是对魏同贤、钱伯城、李伟国等一众先辈们为了找寻、出版敦煌文献，而付出巨大努力的一个最好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