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丝绸之路考古与遗产研究博士论丛》第一本，《基于文明交往的跨国考古研究——以亚洲地区为例》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为西北大学2022届博士毕业生，浙大城市学院良渚文明研究中心（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艺术与考古学院副研究馆员王毅。

《丝绸之路考古与遗产研究博士论丛》是中心为鼓励和支持国内青年学者深入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和遗产保护以及区域国别研究，精心组织策划的学术品牌。旨在通过这一举措，推动丝绸之路考古与文化遗产优秀成果的传播和共享，让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丝路考古和丝路遗产，也希望对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工作能力的丝绸之路考古和遗产研究领域的专业人才有所裨益。进而促进丝路共建国家的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在文化的交流互鉴中，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基于文明交往的跨国考古研究——以亚洲地区为例》为该丛书的第一本，该书以文明交往为着眼点，对19世纪中期以来亚洲地区跨国考古发展的历史进行分期研究，包括对他国来华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及我国学者赴国外开展考古工作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从时空上阐明亚洲地区跨国考古的整体面貌、时代特征、成就与不足以及最新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西方中心文明理论的回顾和反思，结合文明交往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趋势，对跨国考古推动文明交往的发生机制展开深入讨论，并对今后我国开展跨国考古提出具体建议。

中心未来还将继续推进《丝绸之路考古与遗产研究博士论丛》的出版工作，欢迎广大学术界同仁惠赐大作!

《基于文明交往的跨国考古研究——以亚洲地区为例》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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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i）

序言（v）

第一章 绪论（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1）

第二节 概念界定（3）

第三节 相关研究综述（6）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16）

第二章 从西方中心到对话交流：文明交往的理论考察（20）

第一节 文明交往：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

第二节 西方中心主义：欧美文明认知与交往理论概述（22）

第三节 对话交流：文明交往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趋势（25）

第四节 文明交往的前提与方式：从文化相对主义到交往行动理论（28）

第五节 跨国考古推动文明交往的可能性：文化记忆与记忆场所理论（30）

第六节 小结（32）

第三章 文明的初识与碰撞：亚洲地区跨国考古的形成与发展（二战以前）（34）

第一节 挖宝与掠夺：早期的跨国考古（19世纪90年代以前）（35）

第二节 科学化转向：跨国考古的初步发展（19世纪末至一战之前）（53）

第三节 进步与觉醒：跨国考古的进一步发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68）

第四章 文明的交往与共生：亚洲地区跨国考古的成熟与转型（二战后至今）（86）

第一节 传承与革新：跨国考古的成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86）

第二节 民生与交往：面向未来的跨国考古（20世纪90年代至今）（116）

第五章 中外交往的缩影：跨国考古与中国（140）

第一节 1949年前他国来华探险与考古（140）

第二节 1949年后的境内国际考古合作（153）

第三节 中国学者赴境外考古（162）

第六章 从遗址到民心：跨国考古推动文明交往的机制研究（179）

第一节 跨国考古的意义与面临的困难：文明交往的发生前提（181）

第二节 跨国考古中的科学研究：文明交往的发生基础（195）

第三节 跨国考古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文明交往的发生关键（209）

第四节 跨国考古与文化外交：文明交往的制度保障（221）

第五节 跨国考古的组织实施：文明交往的实现（225）

第七章 在交往中前行：中国跨国考古实施建议（236）

第一节 推动跨国考古人才培养（237）

第二节 加强交往能力建设（239）

第三节 提升跨国考古理论研究（241）

第四节 充实交往内容（247）

第五节 完善顶层设计（250）

第六节 优化项目规划、管理与评估（252）

第七节 科学处理交往问题（253）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256）

参考文献（261）

摘要（295）

书籍总序

赵  荣

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汉唐丝绸之路正式开通，自此，丝绸之路成为古代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的重要通道。它将古代东亚、中亚、印度、西亚和地中海等地链接为一个紧密、互动的交往体系，不仅是各地区商品贸易活动的便捷通道，也是文化和思想交流的桥梁。沿着丝绸之路，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等领域的知识和观念得以传播。

20世纪末，酝酿启动的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历经了20世纪90年代至2005年的“酝酿”、2006年至2011年的“启动”以及后来的“推进”，从中国与中亚五国联合到2013年1月三国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提交了申遗报告。2005年，我作为陕西省文物局负责人参与推动了丝路申遗工作，深知整个申遗过程，涉及面广，申请难度极大，涉及中文、英文、俄文、吉尔吉斯文和哈萨克文5种文字文本，而学术支撑更是基础的基础。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就发起了“丝绸之路综合研究项目”，1990年夏在中国组织开展的丝绸之路沙漠路线（由西安到喀什）的科学考察，历时近40天，行程4500多千米。此后，更有国内外数十名专家学者进行了系统的丝路考古和遗产梳理研究，形成了诸多重要成果和文化共识。

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获批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跨国系列文化遗产，属文化线路类型，线路跨度近5000千米，沿线包括中心城镇遗迹、商贸城市遗迹、交通遗迹、宗教遗迹和关联遗迹等5类代表性遗迹共33处，申报遗产区总面积426.8平方千米，遗产区和缓冲区总面积2344.64平方千米。与此同时，2013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共建国家的响应，丝绸之路重新焕发了生机，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也进入了“黄金时代”。作为一位考古和历史地理学工作者，我曾代表陕西省文物局有计划地支持陕西考古工作者走出国门，开展境外考古工作。其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要在哈萨克斯坦开展工作，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重点开展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考古调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和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展缅甸等国文物修复工作，西北大学则以乌兹别克斯坦考古为主。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与丝绸之路考古渊源深远，早在1938年，西北大学的前身—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师生就对“西域凿空者”张骞墓开展了考古调查、发掘与修缮。诸多学者一直坚持西北民族、边政、考古和区域国别研究。1956年，在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西北大学设立了全国第二个考古学专业。68年来，西北大学考古立足陕西丰厚的文化遗产资源，逐步形成了“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的学科定位。特别是近年来，王建新教授以寻找大月氏为目标，积极开展了从河西走廊到东天山以及西天山、乌兹别克斯坦等地的考古工作，成果广受关注。2018年1月5日，陕西省文物局支持成立“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2020年6月9日，为了更好地统筹陕西省各考古单位的境外考古工作，陕西省文物局与西北大学共同建立了“陕西省丝绸之路考古中心”，有计划地开展以丝绸之路考古和遗产保护为主的陕西境外考古工作。

2021年5月12日，“中国＋中亚五国”外长第二次会晤在西安召开，在此期间，王毅外长倡议与中亚各国在西北大学建立“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此后，陕西省政府以陕西省文物局为牵头单位，西北大学为实施单位，统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等省内外优势资源，与丝路沿线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西北大学明确中心为独立研究机构，安排30名专职研究人员编制，实施主任与首席科学家负责制，每年招收10名博士研究生、20名硕士研究生。同时，西北大学先后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伊朗、巴基斯坦等8个国家的13所高校、科研机构签署共建中心协议，聘请了来自9个国家、26位考古领域专家学者担任中心学术委员，初步搭建起一个开放共享的学术合作交流平台。

2023年4月25日，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召开期间，来自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文化遗产官员共同为中心揭牌。中心的主要任务是面向中亚、西亚、南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联合考古、遗产保护、文化交流、人才培养等工作，是一个开放、合作、共享、传承的国际化平台。

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学界对国外考古的了解相对较少，缺少研究国外考古的高水平人才。丝绸之路历史、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领域，也一直由西方学者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鼓励和支持国内青年学者，深入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和遗产保护以及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决定组织出版“丝绸之路考古与遗产研究博士论丛”，主要资助从事境外丝绸之路考古和文化遗产领域的青年学者出版博士学位论文。之所以选择资助这一特定范围，主要有三点考虑：第一，以东方视角开展境外地区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有利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可以纠正、修改和补充西方视角下丝绸之路研究的缺陷和空白，有利于提升我国学术界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第二，境外联合考古和研究的相关成果发表难度大、周期长，尤其对于刚毕业的青年学者来说更加困难，为了及时公开学术成果和鼓励更多年轻人从事丝绸之路考古和遗产研究，我们选择资助45周岁以下的年轻学者出版相关博士论文；第三，博士论文经过开题、中期审核、预答辩、外审和答辩多个环节的审查，其研究成果都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以及特别的学术价值。

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可以推动丝绸之路考古与文化遗产优秀成果的传播和共享，让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丝路考古和丝路遗产，也希望对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工作能力的丝绸之路考古和遗产研究领域的专业人才，有所裨益。更希望这一举措有利于促进丝路共建国家的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在文化的交流互鉴中，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感谢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王琳玮女士的精心编辑；感谢中心首席科学家王建新教授、邵会秋教授和王莺莺副主任对丛书出版的学术与技术组织。

书籍序言

王建新

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教授

走出国境开展跨国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是考古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不仅能有效地提高本国考古学的研究水平，还能通过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在世界范围内推动考古学的整体发展。欧美国家与日本等都有长期开展跨国考古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也曾是这些国家学者和探险家进行探险、调查和发掘的重要场所。1921年，经中国政府批准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主持的仰韶遗址发掘，就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发端。

改革开放后，欧美和日本等国学者纷纷来华，与我国考古机构合作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成绩显著，对于提升我国的考古理论与技术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直到20世纪末，中国考古学界还基本没有走出国门，在中国考古以外的研究领域，我们也几乎没有发言权。因此，在1999年成都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我就曾呼吁中国考古学界要走出国门。

令人欣喜的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学者赴国外开展考古工作得到了比较显著的发展。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考古科研机构在国外开展的考古项目迅速增加。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跨国考古的工作中有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并发表了众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自2018年以来，国家把考古与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并列作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外国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要提升在考古等领域的人文交流。跨国考古工作已成为我国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之一。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欧美国家以及日本的学者在跨国考古领域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成果，在学术圈也占据着主要的话语权。与其相比，我国的跨国考古工作总体上才刚刚起步，不仅在专业领域的发声仍然十分有限，在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此背景下，结合国家对于跨国考古的时代要求，对跨国考古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展开系统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显得非常有必要。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本书是在王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他于2018年至2022年期间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在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前，他曾长期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从事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管理工作，因此我最初建议他围绕丝绸之路天山廊道的扩展申遗开展博士论文的写作。基于他在柬埔寨吴哥古迹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等工作的研究基础，他提出希望以文化遗产的国际合作为主题开展博士阶段的研究，并且在论文开题的过程中，在专家们的建议下最终将研究对象聚焦于跨国考古。现在看来，这一选题不仅契合西北大学乃至整个国家发展跨国考古工作的整体需求，也有利于他发挥自己跨专业的学科背景和已有的行业工作经历、经验的优势。

2019年，他作为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的一员，先后赴尼泊尔蓝毗尼、木斯塘，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铁尔梅兹及吉尔吉斯斯坦奥什等地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对跨国考古工作有了实际的体验，积累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难以赴境外开展现场调研工作，但他另辟蹊径，通过深入翔实的理论与文献研究，对亚洲地区的跨国考古发展历程加以系统梳理，从文明交往的角度对跨国考古的国家和时代特征加以总结，并对跨国考古推动文明交往的发生机制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他参与国家文物局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相关调研工作的有利契机，针对今后我国跨国考古工作的改进提出了诸多建议。他的研究成果，对完善我国跨国考古工作的机制和体制，制定相关政策和对策，促进这方面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对王毅表示祝贺！这不仅是对他过去几年艰辛的肯定，相信也会成为他事业上发展的新起点。我也希望他能再接再厉，在学术研究与工作实践中，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跨国考古与文化遗产国际合作事业作出更多贡献。

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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